麦考密克太太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后巷削土豆。
她穿着那件深灰色外套，站在巷口，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巷子里光线不好，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比记忆中老了一些，鬓角的白头发多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着的，像两粒颜色还在、只是稍微褪了色的石头。
“听说你父亲手伤了，”她走过来，在一只倒扣的木箱上坐下，“好了吗？”
“好了。”
“那你呢？”她看着我，“你好了没？”
我手里的土豆皮断了。我没说话。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本书，磨损得很厉害，封面边角都卷起来了。她把它放在我膝盖上。
“你的底子还在，”她说，“剩下的，我补给你。不在学校，就在这里。每周三次，下午。”
后来父亲从厨房里探出头，看见了麦考密克太太，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一碗热茶从门帘后面递出来，放在木箱边上。父亲又缩回去了。那天以后，她每周来三次。有时在后巷，有时在打烊后的前厅。父亲不打扰我们，但会在那些下午多做一份小菜，放在桌上。有时候是两碟，有时候是三碟的量。
我从没听他问过这件事，他也从没向我解释过。
那年冬天快过完的时候，麦考密克太太带来一份申请表。她说这是什么奖学金，写给数学好但家境不好的学生。
“你试试。”她说。
我把那张表看了两遍。格子很多，要填小学以来的经历、推荐人、家庭情况。我拿着铅笔，第一个格就卡住了——“就读学校及年限”。
麦考密克太太坐在对面，看着我，没有催我。
我最后还是填完了。她把它折好放进包里，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几周后，麦考密克太太来了一封信。信很薄。
我考上了。
条件是通过入学测试，并且补齐中学后两年的课程。奖学金覆盖学费和书本，不包食宿。父亲把那封信看了两遍，然后把它放在神龛上，挨着母亲的照片。
那天晚上他做了干炒牛河。炒了四遍。第一遍太咸，第二遍太软，第三遍他说“这火候不对”，倒掉了。第四遍端上来的时候他没尝，直接把盘子推到我面前。
“以后早上自己弄吃的。”他背对着我说。
后来我真的回去了。背着校服，穿过走廊，经过那些比我小几岁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我曾经离开过。我只是坐进教室，把课本翻开到正在讲的那一页。课后我还是回餐馆削土豆、送外卖，只是不用再躲着那些穿校服的人了。
就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玛格丽特·肖特。
她是座位在第二排靠窗的女生，卷发，不戴眼镜。她长得有点像当时默片里的某个女演员——我在陈伯的书报店里见过一张剧照，黑白，侧脸，嘴角微微抿着。班上没有人知道她像谁，但每次她转过脸去看窗外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张剧照被人从墙上拿下来，坐到了我前面三排的位置。
她在班上话不多，但她的数学成绩比我好。第一次月考下来，我排第三，她排第一。
那天下午我在走廊上碰见她，她把卷子折好放进书包里，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那个餐馆送外卖的。”
我没否认。
她没再说别的，走了。
但后来每次轮到我送外卖到她家那片街区的时候，她总是恰好从门里出来，借一两句闲话。有时跟我说今天风真大，有时说巷口那只猫又生了。后来我发现那片街区根本不在我的送餐路线上——是我自己绕过去的。多骑两条街，多花一刻钟，但可以恰好经过她家门前。
再后来，她开始去学校图书馆的时候，把一本书留在桌上，把椅子拉开，像是招呼某个人坐下。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礼拜二，外头飘着雨，图书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道很漂亮的抛物线，把那页纸推过来，目光没有看我：“胡，你觉得，是不是每道题最后都有答案？”
“不是每道都有，”我说，“但数学里的题，是的。”
她眼睛亮了一下，看着窗外被雨打湿的树枝，忽然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在我后来的记忆里，比任何公式都更清晰。
她说：“那其他事呢？没有答案的事，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的声音比我记得的更轻，但指尖正沿着那道抛物线的弧线慢慢地滑，动作很安静。
“我不知道，”我说，“但如果是你，我大概会一直找下去。”
她没说话，但嘴角很慢地弯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餐馆，在灶台后面削了一筐土豆。父亲站在我旁边剁排骨，刀落砧板的声音稳定而响亮。我忽然开口：“爸，如果一个女孩说‘没有答案的事该拿它们怎么办’，她是什么意思？”
父亲没抬头，刀也没停。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他说了一句：“你把土豆削太厚了。”
我没再问。
后来那段时间，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比如学校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下午三点半的光线最好；比如她翻书的时候会用左手按住书脊，像怕书跑了；比如她偶尔会有心事的样子，安静得像她没在看我、可我知道她正在看窗外的那棵悬铃木。
我几乎要以为那棵树叫作“玛格丽特”了。就像我在路上走，看见一棵悬铃木的叶子被风吹起来，会莫名其妙地停下来，看着它发呆。那段时间路边的树全是她，路边的风也全是她。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抬头正好看见玛格丽特站在书架之间，手里拿着一本书，正从书脊上方朝我这边望过来。我们隔着半个房间远远地看了对方一眼，那个瞬间很短，短到可能谁都没有注意到，但我记得她手里那本书的书脊是红色的。
我后来还专门去查了那本书叫什么。那本书叫《植物的韵律》——一本关于植物怎么生长的书。后来我又在陈伯的书报店里找到了一本旧的，扉页上有一句话：“每一个开花的时刻都只是一次暂停。”我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夹进了数学笔记本里。
后来我把那张纸条夹进她的课本里了。是一张从废纸上裁下来的纸条，写着：“路边的悬铃木叶子都在朝你的方向飘。”——我发誓我只是想说得诗意一点，但写完之后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天气预报。
她翻到那页的时候，我看她愣住了。她抬头朝我的方向看了看，嘴角弯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纸条折好放进铅笔盒里。那个铅笔盒里后来一直夹着一片悬铃木的叶子。
还有一次，我经过她家巷口的时候，看见她在喂一只街猫。那只猫是橘色的，瘦得肋骨分明。她蹲在台阶上，把手里的面包掰成小块，放在地上。那只猫吃得很小心，一边吃一边抬头看她。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蹲在旁边。猫看了我一眼，继续吃。
“它叫什么？”我问。
“它没有名字。”她说，“它只是一只猫。”
我说：“那我可以给它起一个吗？”
她看了我一眼：“你想起什么？”
我说：“土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厉害，手里的面包屑撒了一地。那只猫看了看地上的面包屑，又看了看她，像是在说：你们人类怎么回事。
“为什么叫土豆？”她笑完了问我。
“因为……”我认真想了想，“因为它在巷子里待着，不吵，不闹，有一顿没一顿的，看着还挺结实的。”
她看了看那只猫，点了点头：“土豆。好吧，它以后就叫土豆了。”
那只猫吃完面包就走了，头也没回。玛格丽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家了。我站在巷子里，看着那只猫消失的方向，感觉那天下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一点。
后来我跟汤米提起这件事，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胡，”他说，“你给一只猫起名叫土豆，然后你觉得这是你们关系更进一步的表现？”
我说：“那不然呢。”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已经很努力了。”
我跟汤米提过玛格丽特，不止一次。
那天下午码头没什么风，水面上浮着薄薄一层油光，反射着灰白色的天。汤米坐在栈桥边，手里攥着一根简陋的钓竿——线是从旧渔网上拆下来的，钩子是他自己用铁丝弯的。他说这条河里有鳗鱼，但我从来没见谁钓上来过。
我坐在他旁边的木桩上，玛格丽特站在我们身后，外套领口竖着。她本来是路过，看见我了，就停下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
“你拿什么钓？”我问汤米。
“你爸店里的排骨。”他说，指了指脚边一个小罐子，“剔下来的边角料，骨头还挂着点肉。他说这个比炒饭挂得住钩。”
“鱼吃排骨？”玛格丽特问。
“英国的鱼，什么没吃过。”汤米头也不回，“码头下面的鱼，什么垃圾没见过。”
我们把钓线甩进水里。水面上的油光晃了几下，又恢复了平静。
码头很安静。远处有人叫卖旧报纸，声音在水面上飘着。
然后玛格丽特忽然说了一句话：“胡，如果你要对谁表白，你会怎么说？”
我愣了一下。
“随便谁，”她说，“就练习一下。”
我看着水面，想了很久。“大概会说……你的眼睛很好看。”
玛格丽特站在我身后，偏着头看我，好像我是一道正在解到一半的题。这个姿势让我很紧张，而紧张让我脱口说出了下一句话，这句话在出口之前完全没有经过大脑的任何处理，像一条鱼自己从水里跳上了岸。
“……像腌梅子。”
汤米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的表情凝固了大约三秒钟。
“……胡，”他说，“你真的不要跟英国女孩说她眼睛像腌梅子。”
“那像什么？”玛格丽特问。她的语气里没有生气，倒像是真的好奇。
汤米想了想：“像湖水，像天空，像任何不是酸的东西。”
玛格丽特没接话，只是低头看着水面。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挽回一下，但脑子一片空白。那条河的水面上，油光还在那里晃。
鱼就在这时候咬钩了。线猛地绷直，汤米差点被拉下栈桥，他手忙脚乱地拽住钓竿，站起来往后倒了好几步。水面上溅起一圈水花。
“操！真的有鱼！”他喊。
玛格丽特跟着欢呼。我坐在木桩上，看着汤米跟一条不知名的鱼搏斗，感觉空气好像松开了一点。
那条鱼最后还是脱钩了。汤米蹲在栈桥边喘气，钓线断了半截，在水面上漂着。
“……至少证明河里真有活的。”他说。
他收拾好钓竿，把空罐子盖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看了一眼我们两个，什么也没说，但嘴角有一丝不怀好意的笑意。
我在心里琢磨，应该怎么形容她更像默片里那些抿着嘴笑的女演员，而不是一颗腌过的水果。
“走吧，”汤米朝着码头的方向摆了摆手，“天快暗了。”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胡，下次表白，别用食材。”
玛格丽特还站在我旁边。风吹着她的头发。码头上的油光被风搅碎了，又慢慢合拢。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他说的对。别的都可以，别用食材。”
她的眼睛其实是灰蓝色的。像曼彻斯特雨后云层裂开的那一条缝隙。像海鸟翅膀掠过水面时拉出的阴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后来我写过很多版本，每一个都比“腌梅子”好一些。只是都已经来不及了。
说回正经事。
麦考密克太太的补课持续了大半年。到了那年秋天，我已经把落下的课程捡回了一多半。她的要求很严，每次带来的题目都比学校里高一截。有一次我做一道题，绕了很大一圈才写出来，她把我的草稿拿过去看了半天，然后说：“你这边思路对了，但中间绕得太远了。写东西的人，要把话说清楚，把话说短，把话说得让人听完之后想接着听。数学也是。”
我说：“可万一考官觉得我跳太快了呢？”
她看了我一眼：“你跳的不是步骤，是废话。”
现在想起来，她教我的东西里，这句话大概是最有用的。
麦考密克太太每周三下午准时出现，风雨无阻。有一次下大雪，巷子里的雪没过了脚踝，她还是来了。推门进来的时候，肩上、帽子上全是雪，手上连伞都没带。
她坐下之后，拍了拍肩上的雪，把课本从湿透的布袋里掏出来，说：“今天不讲新内容。今天把之前的过一遍，补一补，免得雪化了你也化了。”
我说：“那您呢？”
她说：“我也化了，但我的底子厚一些。”
父亲从厨房里端出两碗姜汤，一碗放在她面前，一碗放在我面前。她看了那碗姜汤一眼，没说什么，喝完了。
那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麦考密克太太做了一件事。她把我的数学成绩单复印了一份，夹进信封里，寄给了一位她在剑桥认识的旧同事。她说这位先生偶尔会关注一些“非正规途径”的学生。她说，不一定有用，但你让人家知道有你这么个人，总是没错的。
我没有抱什么希望。一封信而已，能改变什么呢。
另一件事发生在餐馆。
一天下午，一个穿黑色大衣的陌生男人走进店里，站在柜台前看了很久的菜单。他指着“豉汁排骨”旁边那行“配饭尤佳”，一脸认真地问我：“这个……配饭尤佳，多少钱？”
我解释了。他脸红了。
我和汤米后来管他叫“配饭尤佳先生”，但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再遇见他。
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我认识了费边先生。他教历史和物理，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背微微驼着，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西装，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从来没见他补过。
他上课的方式很怪。历史课上，他不要求我们背诵日期和国王的名字。他讲罗马帝国的时候，先问我们：“你们觉得，罗马人洗澡的时候在想什么？”全班没人答得上来。他自己接着说：“他们大概在想，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那些修水渠的人，晚上睡在哪里。”他说，历史不是由皇帝和战役组成的，是由那些不留下名字的人组成的。那些挖水渠的、铺路的、种粮食的——他们的手，比任何权杖都更真实地触碰过这片土地。
而物理课上，他更怪。他讲牛顿第三定律的时候，举的例子是：“你推一扇门，门也在推你。你一生中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东西回来找你。”他讲完这个，停了一下，看着全班说：“所以，你对别人做的事，就是对自己做的事。”然后他继续讲课。
他是学校里少数几个从没问过我“你来自哪里”的老师。不是因为他不好奇，而是因为他觉得那个问题不重要。他有一次在历史课上说过：“你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具体的地方，但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以后会去别的地方。人的意义不在于他来自哪里，而在于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物理成绩比历史好，但他两门课都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既教万有引力又教罗马输水道的——他只是上课，好像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同一件事。后来我意识到，在他那里，两件事确实是同一件事：都是关于力的传导，关于能量如何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关于结构如何在时间中保持稳定或崩塌。
有一次我帮他搬实验器材，路过他家楼下。他指了指二楼那扇窗户，说：“我每天傍晚坐在那里，看对面教堂的尖顶。看了一辈子了，还没看腻。”
如今回想起来，费边先生大概是圣伊格内修斯学校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也许这里也有我的位置”的人。他不刻意照顾我，也不刻意回避我的不同。他只是照常上课，照常布置作业，照常在期末评语里写“此生物理实验报告的字迹尚有改善空间”——对所有人都一样。
所以我毕业那天，他念出我的名字时，那句“你的数学成绩尤为出色”听起来是真诚的。不是因为那句话说得多好，而是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方式，和他平时讲热力学第二定律时是一样的——不煽情，不夸饰，像在陈述一个值得被记住的事实。
我和汤米聊过，就在后巷那堆酒桶旁边，我们坐着，他把一颗太妃糖扔进嘴里，含混地说：“胡，你那些纸条，真的别写天气预报了。”
“我后来没写天气预报。”
“你写的‘你的眼睛里有一片我没见过的天空’——那也是天气预报。”
“那是诗。”
“那更糟。”他嚼着糖，含含糊糊的，“诗只会让人更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就直接说嘛。‘我想跟你一起走一段路，可以吗？’这样就行了。”
我说：“那太直接了。”
“那你就继续写你的天气预报吧。”
可我和玛格丽特之间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事。
她的铅笔盒里夹着那片悬铃木的叶子，我的数学笔记本里夹着她写过那道抛物线的纸。我们在图书馆里坐过很多个下午，阳光好的时候，她会把椅子挪到窗边，把课本摊开在膝盖上。我坐在对面，假装在做题，其实是看着她被阳光照亮的侧脸。她没有说破。我也没有。
那天下午她坐在窗边，翻了几页书，忽然抬头问我：“胡，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被问住了。那时候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基钦纳伯爵的手指曾在那里指着所有年轻人；另一个是回来继承岭南餐馆，像父亲一样在灶台前度过一生。
我说：“我不知道。”
她看着我，没有追问。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低着头，又翻了一页书。那本书拿反了——我看见封面上那棵树的图案是倒过来的。
她发现我看见，笑了。那个笑把整个图书馆的空气都弄软了。
那天我送她回家。路上经过她家门前，她停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片叠好的悬铃木叶子——是干的，压得很平。她把它递给我，说：“你留着吧。”她顿了顿，又说：“下次来图书馆，不用带卷子了。”
我拿着那片叶子，看着她走进门。我低头看了看那片叶子，叶脉很细，边缘微微卷曲，像被时间和风轻轻处理过。我把它夹进书里，然后转身骑上自行车。风从默西河方向吹来，带着湿气。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绕路经过她的街区。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那片叶子已经在我手里了。
到了入学的那个秋天，玛格丽特不再在学校出现了。有人说她转学了，搬到伦敦去了，父亲在那边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职位；也有人说她根本没转学，只是退学了，因为家里需要她。没人说得清楚。她的座位上换了一个陌生的男孩，那棵悬铃木还在那里。
后来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见汤米，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动作很轻。
我后来把她留下的那片叶子从笔记本里翻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叶子已经干透了，颜色变深，边缘更卷了，但叶脉还是完整的，像一幅缩小了的地图。
我把它放回笔记本里。后来那本笔记本和那片叶子一起，跟着我去了法国。
玛格丽特大概并不知道这件事。但她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她说：“不用带卷子了。”
也许她指的是那道几何题。
也许她指的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但那个问题留了下来，像一片干透的叶子，夹在我后来的每一段日子之间。
多年后，在战壕里，我有时会在泥泞的底部捡起某种奇怪的东西。有时是一枚生了锈的纽扣，有时是一个压在泥里的小瓶盖。我把它们翻出来放在手心的时候，也会想起那片叶子——干透了，叶脉还在，像一个缩小了的、属于过去的印记。
我始终没有她的地址。但我常会想起她问的那个问题，想起她推眼镜的动作——她明明不戴眼镜，我却在记忆里给她补上了一副。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回答她，我一定会说：有的问题，就算找不到答案，光是在找的过程里，就已经值得了。
那个时候的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我一直都记得。不算温暖，但很干净。
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地址是“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收转，寄件人写着她母亲的名字——她说她仍住在伦敦，但她的数学老师曾在此任教过。信封里夹着一张卡片，上面没写别的，只有一句话：“我听说你还在读数学？”
我拿着那张卡片站在厨房门口，风从后巷灌进来，穿过门帘，把灶台上一张旧报纸吹得哗哗响。我看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没回信。
但那天晚上，在削完第二筐土豆之后，我走到灶台边，拿起面粉袋子，在袋子的背面用炭条写了一行字：“还在读。也还在找答案。”
我把袋子折好，压在旧报纸下面。
后来父亲看见了那张袋子，没说话。他把它叠好，放进了母亲留下的那本《圣经》中间。我不确定那是作为信件的保存，还是作为某种他不知道该如何命名的东西的保存。
再后来，那片叶子就一直跟着我。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从伦敦到法国。它在笔记本里夹着，偶尔翻开的时候，会有一阵干燥的气味散出来。那种气味让我想起图书馆的下午，想起她推眼镜的动作——想起她明明不戴眼镜却让我以为她戴了一辈子。现在它还在那里，那本笔记本已经旧了，边角都磨圆了。每次我翻开它，都会先看见那片叶子，然后才看见那些演算过程。我从来没想过去换一本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