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魏源，湖南人，生于共和一百四十九年。
我父亲是个乡村教书先生，一辈子没考取过功名，但他很早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书里的事，跟外面的事，不一样。”他让我出去走走。我十六岁开始出门，往东走过江西，往南走过广东。在广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外国商船，第一次看见那些穿奇装异服、说鸟语的人。我在广州学会了算账、认货、跟各色人打交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只是觉得日子还长。
三十岁那年，我在长沙听人说起一件事。说有个老人，姓林，年轻时在军队里待了几十年，把经手的粮秣账目全攒下来了，攒了满满一屋子。我找到他，他叫林蔚。他让我看那些本子——都是棉纸，蓝布封面，上面写着年份。我问他：“您记这个做什么？”他说：“留着。总会有人看。”
后来我又顺着林蔚的指点，找到一条更长的线索。几经辗转，我被引到一个老账房先生的徒弟那里。他拿出一摞纸，说：“这是昌定年间一个同行留下来的。”那摞纸里夹着一份誊抄的英文摘要，说是更早以前，一个英国人的笔记摘要。那个英国人叫亚瑟，走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他的原稿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但那份摘要还在，被人传抄了不知多少遍，字迹变了又变，内容却一直没断。
我一直到共和二百一十年，才通过学会的关系，见到了亚瑟原稿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也不是原件了，是誊本。在一个剑桥的灰石房子里，有人从柜子里拿出一只铁皮箱子，说：“这就是你那封信里问的东西。”
我打开箱子，里头是一摞纸，纸已经发黄发脆，有几页边角碎成了渣。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弘光元年二月初九，酉时，阴，有风。”
那一页纸比我祖父的年纪还大，但我能看清每一个字。因为他写的每一笔，都跟我这些年一路走来听到的、见到的、猜到的，是同一回事。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我花了五年时间整理、补缀、核验，又花了三年把那些潦草的笔迹、断掉的页码、缺失的地名一一补齐。补齐之后，我坐在伦敦的屋里，窗外是个阴天，桌上摊着几张誊好的稿纸——我才忽然意识到，这两百多年，我没有哪一天真正想明白过它，但它每一段都跟我有关。
那年冬天，一个叫查尔斯·狄更斯的人来找我。他说他听人说起过这批稿本，想看看。我说你也对两百年之前的事感兴趣？他说他感兴趣的不是两百年之前，是那些事怎么活到现在的。我给他看了几页。他翻了翻，没说话，又翻了翻，然后合上了。
“这个，”他说，“你不能就这么搁着。你得写下来。”
我说：“怎么写？”
他说：“就像他那样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就怎么写。别替他们说话。”
我说：“那我给这部书写个序——不，不是序，就是告诉读者，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他说：“那你怎么写？”
我想了想，说：“从头开始讲。不讲道理，不表达自己的什么看法。就讲，这一箱东西是怎么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的，它怎么从中国到了英国，怎么到了我这张桌子上。中间那些事，读者自己看。”
他说：“那太好了！你知道这东西多难得吗？一个人走四十年，记四十年，把那些没人记的东西都留下来——关乎这片土地的事。你把这些整理出来，比写十本新书都值。”
我一时没接上话。他站起来，拍了拍本子封面：“写完了先给我看。”然后走了。
他走后，我坐回桌前，把那摞稿本重新翻开来，又看了一遍。窗外是伦敦的阴天，屋里点着灯，那盏灯是从澳门带回来的，铜罩，烧的是鲸油，火苗很稳，照在纸上一点都不晃。我忽然觉得，这盏灯的光跟亚瑟当年在潼关客栈里点的，大概是一样的。他写那些字的时候，也是这种光。
于是我决定写，把他们的事记下来，像他们自己记的那样。我不知道这部书写出来能有多少人看，但我不写，就连这几个人也看不到了。所以还是写。
这部书，我叫它《新春秋》。
“春秋”二字，有人当史书读，有人当年号用，有人当账本封面随手写。我都有点体会。
——魏源
共和二百一十三年冬，于伦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