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从隆庆说起。
隆庆是南渡之前的事了。那时候海禁刚开，商路还在摸索阶段，北边的战事也还没烧到南边来。隆庆在位六年，不算长，但恰好是那个“窗口期”——朝廷打开了门，而门外的世界还没来得及涌进来。他死后，万历上台，那是另一个时代了。
万历四十八年。这四十八年，是整个南边商路网络成型的关键期。从隆庆时开放的口岸出发，海运、河运、陆运逐渐连成了一片。广东的货能到苏州，苏州的货能到湖广，湖广的货能到四川。那些后来在新春秋时代管事的商号、行会、船队，大多是在万历年间站稳的脚跟。万历本人活得长，什么事都不过问，但这恰好给了底下人自己折腾的空间。
万历之后是泰昌，一个月就没了，没什么可记的。然后是天启。天启年间，北边的局势已经开始恶化了，后金在关外越打越猛，朝廷的军费越花越多。南边的商号开始意识到：靠朝廷是靠不住的，得自己想办法。
崇祯十七年，闯王进京，崇祯上吊。南渡之后，朱家那一脉在南京续上了，换了弘光的年号，新春秋时代就算是从这一年开头的。弘光在位的十七年，南京那个朝廷虽然管不了什么事，但“天子还在”这个事实本身，对南边那些刚刚开始自己管自己的行帮、商号、船队来说，还有点镇场子的意思。等到弘光一死，后来的天子就一代不如一代能管事了，年号一个接一个地换，南边的列国一个接一个地成形，旧世界就这样被新世界取代了。
南渡之后，留在南京的那一脉朱家，二百多年间总共传了九代。九代天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一个王朝从仓皇南渡走到体面退场。
第一代：弘光帝（17年，共和元年至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南渡登基，在位十七年。他是南明最像“朝廷”的一代——虽然政令出不了应天府，但南京那套六部九卿的架子还没散，祭天、颁诏、封爵、接见使节，该有的都有。他死在共和十七年，死因不明。但他一死，南明就再也没有过真正说了算的天子。
第二代：永泰帝（31年，共和十八年至四十八年）
弘光之子，登基时中年，踏实不折腾。他在位三十一年，南边的地方势力慢慢长成了气候，等他死的时候，南京朝廷实际能管的地方已经缩到应天府周边几个县了。
第三代：隆熙帝（9年，共和四十九年至五十七年）
永泰长子，登基时快六十了。九年过渡期，大家知道他不顶事，但都熬着。他死后，太子十三岁登基，局面重新洗牌。
第四代：承德帝（41年，共和五十八年至九十八年）
隆熙留下的太子，十三岁登基，活到七十八岁。他少年登基、中年稳住局面、老年看着南边势力成形、自己彻底沦为虚君。他死后，南明疆域缩成南京一座孤城——那座城的城墙还是他年轻时加固过的，墙还在，但墙外已经没人听他指挥了。
第五代：昭华帝（12年，共和九十九年至一百一十年）
承德之子，三十多岁登基，想恢复祖业，起用新臣整顿城防、和南边商号谈加税。英年早逝。他死后南明再没人提“恢复”两个字。
第六代：端和帝（27年，共和一百一十一年至一百三十七年）
昭华之弟，中年登基，务实。他知道自己管不了天下事，便安心管自己能管的。但他和前面几代“只管祭天”的天子不一样，他对算学、测绘和工程营造有真兴趣。他在位二十七年里，组织过三次对长江中下游河道的重新测绘，画出了比官修《河渠志》更准确的水文图。他和身边的算学先生讨论过蒸汽机器的理论模型，讨论过铸炮用的铜铁合金比例——这些讨论没有出过宫墙，但内廷的笔记后来流出去了一部分，被人抄录传阅。有人劝他说天子不该做这些事，他回了一句：“天子不做的，人做。人不做的，我做。”
他在位二十七年，南明彻底变成了一个“仪式性朝廷”，但他本人倒是充实得很。
第七代：熙元帝（7年，共和一百三十八年至一百四十四年）
端和之子，登基时已过六十。身体不好，只在位七年。这七年没什么好记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年轻时曾随端和帝看过那些水文图和算学笔记，登基后勤奋了几个月，让人整理了一部《历朝钱法考》，考订了从汉到明的铸币、纸币、银两制度，试图从中找出“通货之律”——一种他相信存在但没来得及证实的规律。这部书他没编完就去世了，是下一任天子继位后才让人续完的。
第八代：昌定帝（35年，共和一百四十五年至一百七十九年）
熙元之子，二十岁登基，是南明天子里少有的“年轻且有精神头”的一代。他前半生打理格物院，后半生跑会。南边几个大联邦开联席会时，需要一个不站队的中立者坐主位——南京的天子正好合适。于是他成了各邦会议的常设代表，没有实权，但坐在那儿，会就开得下去。最忙的时候一年跑四五个地方，春天在苏州谈水利，秋天在武昌聊商路，冬天还要去广州出席南洋通商年会。有人说他不像天子，像个到处跑会的老先生。他活到八十三岁，民间叫他“跑会天子”。
第九代：泰安帝（42年，共和一百八十年至二百二十一年）
昌定之子（父亲早逝），少年登基。最后一位明天子。他在位四十二年，是从他太爷爷承德帝以来最长的。他太爷爷承德是“什么也不管、维持着架子”，他是“想管也管不了”。共和二百二十一年，中华联邦成立，他主动让位，退居南阳庄园。他晚年曾对人说：“我太爷爷算了一辈子河道，我爷爷编了一辈子钱法，我父亲什么都没留下就走了。到我这儿，大概就是留一个‘让位’的名声。”
他说的是实话。
——魏源
共和二百一十九年九月初七，于南京府皇城东阁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