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是在镇中心那家叫"海鸥与锚"的小馆子吃的。这间馆子罗尔顿来过不下百次，从第一次进门到现在大约也有十几年了。店面不大，六张桌子沿着两面墙排开，桌面上铺着红白格子塑料布，边角被磨损得微微发毛，被老板娘用透明胶带仔细地贴过几道。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海岸线旧照片，大约是二十世纪初某位业余摄影师拍的，构图说不上好，但里面那片海看起来比现在要安静很多。
罗尔顿推门进去的时候，门框上那串风铃发出一声懒洋洋的叮当。柜台后面老板娘正在剥豌豆，抬起头看见他，胖圆的脸上绽开一个熟练的笑容，手里的动作却没停——手指像活了似的把豆荚一捏一捻，碧绿的豆粒就咕噜噜滚进碗里。她朝罗尔顿扬了扬下巴，然后往厨房方向喊了一声："鱼！"
罗尔顿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椅面是硬木的，坐久了会有些硌人，但椅背的角度恰好，能让人不费力地看到窗外那条狭窄的主街。午后的阳光从玻璃外面透进来，被窗棂分割成几块长短不一的暖色长方形，落在红白格子的桌布上，落在塑料调料瓶上，落在罗尔顿搁在桌面的手背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只手的轮廓——手指修长，骨节分明，皮肤上已经有一些淡褐色的、不仔细看便发现不了的小斑点，像地图上被省略掉的群岛。
鱼端上来了。一只宽口白瓷盘，里面躺着那块鳕鱼，面糊炸成均匀的深金色，表面微微鼓起着细碎的气泡纹路，像一件被精心烤制的陶器。薯条堆在鱼旁边，粗壮、滚烫，表面还带着刚从油锅里捞出来时的那种晶莹的油光，盐粒在光线里微微闪亮。旁边搁着一小盅豌豆泥，青碧碧的，上面浇了一勺深褐色的肉汁。罗尔顿拿起叉子，把叉尖轻轻插进鱼块边缘，听见脆壳裂开时发出那一声短促的、令人满意的咔嚓声，然后是里面白色的鱼肉露出来，冒着带着黄油气味的热气。
他想起卡伊芬第一次看见他在这家馆子点炸鱼薯条时说的话。那大约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他们刚搬到这个镇子不久，冬娅才四五岁。卡伊芬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耐心地把醋淋在薯条上，又撒了一点盐，然后说："亲爱的，你点菜的方式简直像一名从十八世纪穿越过来的水手。"当时他放下醋瓶，抬起头来，用一种非常认真、非常平静的语气回答她："水手是英国饮食文化中唯一值得尊敬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卡伊芬当时笑得呛了一口水。罗尔顿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他把叉子收回来，蘸了一点豌豆泥，放进嘴里。豌豆泥温热、细腻，带着黄油的醇厚和一丝极淡的薄荷凉意——这是这家店的独门做法，他问过一次，老板娘只笑着说"说破了就不灵了"。他慢慢嚼完，咽下去，然后切开一块鱼肉，连着脆壳一起送进嘴里。面糊的酥脆和鱼肉的鲜嫩在口腔里形成一种绝妙的对比，像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吃到一半的时候，柜台后面的老板娘隔着半个店堂喊他："维布尔先生！"
罗尔顿抬起头来。老板娘手里还攥着一把豆荚，但身子已经微微探出柜台，脸上带着一种不把话说完就不打算放心的表情。
"你太太那首新诗写好了没？上次她说要写一首关于秋天鹅毛的诗，我还等着读呢。"
"写好了，"罗尔顿说，咽下嘴里的食物，"但她说要再改十四遍才能见人。"
老板娘大笑起来，笑声浑厚而低哑，像一锅被大火煮沸的、不断冒泡的浓汤，在整间小馆子里来回滚动。窗玻璃被震得微微发颤。罗尔顿觉得这个声音比任何一种音乐都更适合配着炸鱼薯条一起吞下去。
他吃完最后一块薯条，把盘子往旁边推开一些，把醋瓶放回原处，又拿餐巾擦了擦手指。他没有急着走。他要了一杯水，端在手里，靠在椅背上，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一个老太太牵着一只毛色灰白的梗犬慢慢走过，梗犬在每根电线杆下面都要停下来嗅一嗅，老太太耐心地站在一旁等着，嘴上无声地数着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歪歪扭扭地拐进巷口，车筐里装着一袋面粉和两把芹菜。一只灰色鸽子落在对面的屋檐上，歪着脑袋看了看街道，然后飞走了，像个对这场演出不太满意的观众。
罗尔顿把目光收回来，落在窗玻璃上。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那张被许多人说过"英俊"的脸，如今眼角的细纹已经比五年前深了一些，像被一支极细的铅笔反复描过的线。眉心也有一道浅浅的竖纹，是常年微蹙留下的痕迹。他看了一会儿，觉得"俊冷"大约是个属于二十年前的他自己的词了，但"温儒尔雅"这个词还不算太老，至少和炸鱼薯条一样，有一种不赶时髦的、踏实的生命力。它不急着变成别的东西。它坐在那里，等着下一口。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只旧怀表，用拇指的指甲轻轻揭开表盖。表盘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柔和的乳白色，指针稳定地走着自己的路。一点二十分。距离下午三点半的茶还有两个小时零十分钟。他合上表盖，把它放回口袋里，又坐了片刻，听着厨房里传来油锅的滋啦声和老板娘偶尔哼唱的、不成调的旋律。
然后他站起来，把餐费和一份小费压在胡椒粉瓶下面——这是他的习惯，老板娘抗议过很多次但从未成功——推开门，风铃叮当作响。他站在门外的台阶上眯着眼看了看天色，想了想，决定在回去之前去镇上的旧书店转一圈。两个小时零十分钟，正好够他在一排排书脊中间浪费掉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