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诚先生，请你不要再把水杯放在其他人桌子上了，我知道你来自其他国家，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尊重一下本地习惯。”
教中文的熊本老师（我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是一名华人，父母从福建移民到日本）叹口气，扶了扶眼镜，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扶手椅。
“对不起啦……”我把手插在口袋里（这是我心虚的标志）坐下来。
“你来东京一个星期了吧，日语学的怎么样?”
“能勉强交流。”
“嗯。”老师端起茶杯，迟疑了一会然后放下了。
“找到什么朋友了吗？”
“田中薰同学对我帮助很大，也愿意和我接触，其他人就没有了。”
“哦?”老师饶有兴趣的用手指敲着陶瓷杯，然后把杯子推到我面前。
“从中国突然来到这里，我采访一下你，你的感觉如何，经历如何?”
我举起杯子，轻轻喝了一口，思绪飘到一个星期之前。
我是在北京时间下午7点15分从上海的机场起飞的，到达日本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晚上九点五十七分。
那是2024年的夏季，那场席卷世界的该死疫情结束的第一年。
成田机场的喧嚣在身后逐渐稀释成一种模糊的背景音，老天，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来之前只和母亲学过几句救命的日语：
“我是中国公民。”
“这是我的在留卡。”
（在留卡是非日本公民的长期居住资格证，主角因为是日本公民直系二代，可以直接绕过很多移民问题，直接获取在留卡，合法期限五年，期间具备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全部日本公民权利。）
“请问中国大使馆往哪里走?”
“请问警视厅交番在哪里？”
“我的在日监护人是渡边彻也，我母亲的兄弟”
至于其他的日常用语，我只在学校的日语课里学过。
我举着手机，用翻译软件翻译方向牌上的日语。周围人总是莫名其妙看我一眼然后低头走开，偶尔有人驻足观望——我看上去就像一个性格古怪的青年行为艺术家。
我的母亲在我登机之前反复叮嘱我 ，一下飞机就打舅舅的电话，这是我在日本的唯一合法监护人。
但是我根本打不通。
我的国际漫游卡能连接到无线网，但是无法进行任何通讯活动。我只能无奈的听着手机里循环播放的：
“抱歉，您的手机号码已被暂停服务。”（日语）
好吧，我也完全听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总之，我知道我被扔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我身上为数不多能用的东西除了签证文件和护照，仅剩下一个还有百分之五十七电量的充电宝和一台和板砖差不多的手机。
我来东京的理由，纯粹就是为了逃避该死的应试教育——虽然也有我自己偷懒的成分。
初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父亲把成绩单拍在茶几上的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其实分数没有那么难看，但是离差劲其实差不了多少。
“你这样考不上高中的。”母亲说。
“我可以去职业学校。”我轻声反驳，试图争取一点脸面。
父亲的手已经要举起来了，母亲拦住了他。
“让儿子去日本吧。”她摸了摸下巴“那边的考试可不是中考这种……儿子的成绩已经完全够上日本高中分数线了。”
母亲的方案很冷静：去日本。舅舅在东京，定住者的手续她已经在办了，日本高中的入学考试比国内中考简单太多，以我的成绩，过线是板上钉钉的事。
父亲没有再举手。他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会胃疼的话：“那就去吧。反正，留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来了。带着一只行李箱、一个充电宝、一台只剩百分之五十七电量的手机，还有一肚子说不清是解脱还是不甘心的东西。
现在不要说入学了，我怕不是会被当成非法移民遣返回国。
当然，我总不能在这里等死。我放弃了任何试图用翻译软件一点点翻译路牌来分清该往哪走的实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有情况，找警察。
我跟着人群走出飞机场，在我踏上马路的一刻，我彻底来到了日本的土地。
我拖着行李箱，凭着“机场出口附近一定有交番”的朴素直觉，开始沿着马路往前走。走了大概两百米，我在一个路口拐角处看到了那个小小的、暖黄色灯光的建筑物——那是一个交番。白色的外墙，门口挂着一块写着“警视厅”字样的牌子（上帝保佑，幸亏警视厅在日语里是汉字。）
“注意防疫，带好口罩，注意防疫，带好口罩。”（日语）
门口的广播有一句每一句的响着，我当然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我敲了敲门——恕我直言，我这副样子真活像一个来逃难的非法移民。
坐在大厅的几个警察抬起头直愣愣看着我，旁边两个穿着平常衣服的人也抬头看着我，还有一名全副武装抱着防爆盾牌的机动队成员，撇了我一眼之后继续看外面，他正站在门口——让我手足无措起来。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日语）
一个警察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我，我听不懂……日语。”我指了指嘴，又指了指墙上挂的旗子，然后挥了挥手。
警察疑惑的皱了皱眉。
“请给我你的身份证，先生。”（日语）他伸出手。
我又摇了摇手，指了指嘴，又指了指旗子。
“这是个哑巴?”（日语）一个坐在沙发上的人说。
“也许是外国来的，不会说日语。”（日语）
“胡说八道啦，哪有一个人15岁就来咱们这边的，你看，这也不像是非法移民。”（日语）
“小朋友，你会说英语吗？”（英语）
警察放弃了母语盘问，选择了全世界都通用的语言。
我终于听懂了，我长吁一口气——看来学英语还是一点用的。
我把中国护照和在留卡的前期签证交给警察，又把舅舅的手机号告诉了警察，随后就被带到一边去坐下。
坐了半个小时，我有点手足无措起来。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警察局里已经只有我一个非警务人员。拿走的签证的警察去电脑里检查文件，联系舅舅——只有站在门口的机动队员依然一动不动的看着门外的走来走去的行人。
我仔细观察着他。这名特种人员全副武装我打赌有一米八往上，他的面部被头套整个盖住了，只有眼睛部分透过厚厚的护目镜能看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充满什么情感的眼睛——亦或是这位庞然大物没有感情。
和我说话的警察终于走出来，把护照和签证换给我，然后走到服务台，举起了电话机。
然后铃声响了。
不是挂在墙上的那部积灰的老电话（我猜那可能是昭和时期的产物了），是站在门口那个机动队员胸前的内袋里，传来一阵轻快的动漫音乐。
我们的目光都往那名机动队员看去，他显然也手足无措起来。
“你就是渡边彻也?我只知道你的代号。”（日语）
巡警惊讶的问。
机动队员慌张的脱下头盔，摘掉头套——一张亚洲成年男性的脸。颧骨偏高，下颌线条利落，眼角有一点细纹，肤色是被紫外线晒过的浅褐色。短发，鬓角剃得很干净。
这看上去倒是很像母亲口中舅舅的外貌。
舅舅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戴上头套和头盔。
“我还在执勤，这个人现在和我没有关系。”（日语）
他冷静的说，没在看我一眼，继续看着门外。
“你的舅舅在工作，小朋友，你也许要等会了。”巡警用英语对我说。
“正好接上最后一班地铁。”
我抬起头，从一个高大的日本防爆警察嘴里吐出了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这让我颇为诧异，母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家族里还有其他人会说中文。
“你会说中文吗?”（日语）
“是的，我和我的妹妹一起去中国留学的。”（日语）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坐在和医院候诊室一样带靠背的铁座位上，听他们用陌生的语言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我要下班了，25号。”巡警开始收拾文件包，“请你来把你这个亲属的证明和签证签一下字，明天拿着去申请一个假期去给他拿在留卡。”
巡警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一张表格上画了几笔，然后递给舅舅。
舅舅接过去，折了两折，塞进胸前口袋里，动作利落得像在完成一道程序。他没有再看我，站回了门口的位置，背对着我，像一堵被灯光压扁的墙。
这下整个交番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
“警察先生，还有多久?”我小心翼翼的问。
“接岗的马上就到，再坚持会，好小子。”舅舅的声音从面罩里传来，闷声闷气的。
过了会，交番的门被从外面推开了。夜风夹着街道上的干燥气味一起灌进来，吹得桌面上的纸页掀了一下边角。
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同样深色制服的男人，个头比舅舅矮半个头，圆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看上去比舅舅年轻一些。他在门口站定，先冲舅舅点了点头，然后视线越过舅舅的肩膀，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大概半秒。
“这里为什么还有人？”（日语）
“这是我和你说的，我的侄子，12号。”（日语）
“行，辛苦了，你下班吧。”（日语）
舅舅和眼镜男一起走进房间，然后两人又走了出来——不过是舅舅变成了宽松的运动裤和衬衣。
舅舅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张硬邦邦的塑料椅上发呆。他站在交番门口看了我一眼——那是他摘下头套之后第一次正眼看我。
“嗨，乌龟小子（这是我年幼时候的外号），愣着干什么呢？”
我拎起行李箱跟上去。箱子轮子在交番门口的石阶上磕了一下，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舅舅的随后轻轻踢了我一脚屁股。
“你知道我多着急不？”他反倒是抱怨起来，“我打了五通电话给你妈妈，她急得都要哭了。”
“我的手机用不了。”我无辜的摊手。
“我知道了，快点走吧，马上最后一班电车就要到站了，我可不想花几倍的的钱坐计程车回去。”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轻快的中年人刚刚还是一个国家暴力机器的冷酷零件。
这让我知道了在日本生活的第一个真理：工作时候的舅舅和没有工作时候的舅舅完全就是两个人。
我们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等待电车，只有楼梯口两名警察和一个还在开张的小报摊。
列车进站的声音从隧道深处传过来，先是低沉的轰鸣，然后是一道越来越亮的灯光从黑暗中铺展开来，把站台一侧的墙壁照成白蒙蒙的一片。
舅舅先一步走进去，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来。他把行李箱放在自己腿边，然后抬头看着我。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下。
车门合拢，列车启动，车窗外的站台缓缓滑走。
车里也没几个人，大概东京的电车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如此安静和宽敞。
“千叶到足立有足足一个小时。”舅舅轻声说，“你其实可以睡会觉。”
“你为什么会说中文？”我问舅舅。
“嗯？”他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我是说，你一个日本人中文怎么说得这么好？”
“这个啊。”他摸了摸下巴“其实吧，我和你母亲一起去的中国留学……你知道的，她后面遇见了你的父亲，两个人一开始在同一个社团认识的，谈恋爱的进度可慢了，我都急死了！”
“然后呢？”我有了兴致，这我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过。
“然后我们毕业了，你父母已经热恋的脑袋发烫，干脆就在中国办了移民，拿到了中国绿卡。我呢，我总不能让家里唯一的男丁在异国他乡吧？就回到祖国，当年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就去补考警察学校了，然后就当上了这机动队的成员。”
地铁大概坐了四站，舅舅在中间换乘了一次。换乘的时候他依然走在前面，我跟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换乘通道。
通道两侧贴着各种广告海报——有一张是某个拉面连锁店的新品，有一张是日本政府的防灾宣传，上面画着一个戴头盔的卡通人物举着指示牌。我看不懂上面写了什么，但那些画面倒是挺熟悉的，防灾宣传嘛，全世界差不多都一个样。
出了站，外面更安静了。店铺几乎都关了门，只有便利店和几家居酒屋还亮着灯。路过一家居酒屋的时候，门帘半掀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和模糊的人声，有人在笑，笑声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舅舅没有往那边看，我也没敢多看。
这和我幻想里的东京大不相同，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夜生活，更没有高楼大厦——当然，那属于不远处的港区的涩谷，我能看见闪耀着的写字楼和照亮半边天的灯光，那是属于富人的东京。
属于足立区的只有工人和平民的安静，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干活。
舅舅的家就在电车站不远处，是典型的日式老宅（大概是我外祖母传下来的），我们走过小院，我能瞧见花坛里种着紫罗兰花，而靠着墙边上的是一棵颇为健壮的柿子树。
舅舅掏出钥匙开铁门，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楚。他推开门之后先侧身让我进去，自己跟在后面，随手把门带上。
屋子里是另一副天地，干净的陶瓷，木地板，很亮的灯把整个客厅照的一清二楚——新式沙发，电冰箱，大屏电视和游戏手柄，很难想象这个古老的宅院内部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居所。
“快点洗洗睡吧，明天我还要带你去学校呢，你母亲很早就联系完了，你房间在二楼最右侧的房间，空调遥控器在书柜上。”
我确实累坏了，差点在智能马桶上睡着，直到舅舅狠狠敲门。
“嗨，你在干什么呢？”
我慢吞吞的洗漱完成，走进房间，下意识的把闹钟定成五点钟——我愣了半天才想起来我已经远离那生活了。
我仰头躺倒在席梦思上，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哈哈，看来你舅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熊本老师笑了笑。
我讲完这几天的事有点口干舌燥，干脆直接把茶杯里的水喝掉。
“去吧，张宇。”老师轻笑说出了我的中文名字，随后又严肃的改成了日本名字。
“去吧。”
我走出办公室，走到走廊尽头，楼梯口的玻璃窗旁边，看着晴朗的天空，问出了和刚到时候一样的问题。
是啊，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嗨，诚，你在干什么？老师找你干什么呢？”
田中薰拍了拍我——这是我的同桌，是一个顶漂亮的姑娘，留着短发。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她似乎对我这个异国来客非常感兴趣，所以和我接触也最多。
“老师找我要中国语作业。”我回答。
“你一个中国人居然会被催中国语作业？”她狐疑的看了我一眼，随后又笑了。
“走吧，该吃午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