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自己的呼吸声弄醒的。
地下二层的军官宿舍没有窗户，昼夜只能靠走廊里那排灯管的明灭，还有手腕上这块表来分。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床头照不到光，只有门缝底下漏进来一线惨白，刚好落在门口那块水泥地上。被子是潮的，贴在皮肤上，通风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直没关水龙头。我睁开眼，先没有动，躺在床上听了大概半分钟——没有脚步声，没有门把手被扭动的声音，什么也没有。
然后我伸手，把枕头边那把枪摸了过来。那是中校临走前放在我手里的，枪身的烤蓝磨掉了一小块，握把被我掌心的汗浸得发亮。这个动作已经不需要过脑子了：手掌先贴住握把，指腹确认一下保险的位置，再把它抬起来，枪口对着门口，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来回挪两遍。我盯着那扇门，等它响。
我很清楚不会有人出现在门口，也不会有那些行尸来敲门。行尸不会敲门。它们只会撞，用整个身子往门上砸，指甲刮铁皮，一下，又一下——可这层楼离地面太远，就算它们真的摸到了基地大门，我在下面也不可能听见。但我每次醒来还是要这么瞄一遍。可能因为这是那些日子唯一留给我的习惯，可能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我就得先想一下，我为什么还要醒过来。
起床的时候，我照例先把被子叠了。地下没有吹哨，没有查铺，没有人会检查我的被子叠得标不标准，可我还是叠。我照着《内务条令》里写的那个样子叠，用手掌一遍遍压出棱角，压得不够直，但总算有个形状。走廊尽头挂着一面军容镜，每天早上我都要从它前面走过去，看一眼镜子里那个人：迷彩服的号码是储备里能找到的最小号，穿在身上还是大，袖口卷了两卷，裤脚塞进靴筒里，武装带勒紧，帽子扣住我剪短了的头发。我照着《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里的样子，把背挺直，把下巴收进去，走得像个兵。
我知道我不是兵。我从来都不是。五年前我还坐在银行柜台后面数钞票。可我需要这身衣服，需要每天早上有这么一整套动作来告诉我：今天你还是站得起来的人。不是为了暖和，也不是为了让人认出来——地下不会有任何人认我。我是要借一个军人的身份，把自己架起来。哪怕这个姿势是借来的，哪怕我永远装不像，我也得装。
不然，我早就躺下了。
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专业是当年陪着朋友一起选的，他自己后来转了方向，我一路读到底，毕业才发现这专业在招聘会上连摊位都没有。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家里托了点关系，把我塞进了东宁市某家银行的柜台。我记得柜台里的日子其实不难过：点钞机嗡嗡地转，客户排队，叫号机一遍遍念着号码，中午大家挤在休息室里吃外卖，骂两句绩效，聊两句房价。灾难爆发之前，就在那样一个中午，旁边工位的同事把手机递过来，让我看一个视频。
视频里是几个人在疯狂撕咬一个女性。画面很抖，声音又杂，分不清是尖叫还是风噪。镜头晃得厉害，只能看见那个女的倒在地上，围着她的人弯着腰，像一群争食的狗。我们几个脑袋凑在一起看完，笑了，说外国佬又嗑多了。有人还接了句，这要搁国内，早封了。然后我们把手机还给他，继续吃自己那份盖浇饭，谁也没再提。
直到那个视频过去半个月之后，国内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大量暴力袭击的视频。那会儿网上已经有不少人直接说是丧尸危机了，说得很具体，说得很急，配着各种晃得看不清的画面。但那阵子官方的力量还很强大，很快就有通告出来辟谣，说是恶性治安案件，说不要传播不实信息，说平台正在清理，说我们的力量完全足够控制局面。我妈还专门打电话来，让我别乱转发，说网上那些东西不能信，说我爸已经信了半成，天天在阳台往下看。
再后来，就不用上班了。
政府开始了管控。大量的志愿者和公安人员开始封控，街上多了穿反光背心的、多了拉起来的黄带子，PAP 也开始在街上巡逻，装甲车慢慢地开过主干道，声音压得整个路面都在震。那些天其实还蛮幸福的，因为每天不用上班，就有人把食物送过来。按楼栋送到单元门口，志愿者举着单子喊门牌号，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喇叭里一天播三遍"请广大市民配合"。新闻也不断地播放着各种要求配合的话，以及管控有效的消息，说得那么有把握，我就真的信了。那时候我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穿防护服的人走过来走过去，觉得日子虽然怪，但有人管着，就塌不了。
现在想想，我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可能是今天送菜的人里少了几个熟面孔——原本每次都是三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再后来是物业的人自己扛着箱子爬楼；过几天，街上的巡逻军人也少了，装甲车也不再天天从那排楼下经过；偶尔开始减少的物资配给，先是每户少那么一小格，然后水果和鲜奶被人从单子上划掉了。新闻的措辞也在一点点变，从"管控有效"变成"请广大市民保持耐心"。这些变化太慢了，慢到你根本不会觉得那是变化，只会觉得今天不太顺，下个月大概就会好起来。也没有人提醒我，这些细微的地方拼起来，是一条正在往下沉的路。
灾难真正开始，是在我看到那个视频的一年后。
军队进城了。那些天，每天都有飞机的空袭，炸弹落下去的声音不是"轰"，是那种隔着楼板把胸腔按住的声音，窗玻璃一直在响。部队掩护着群众撤离，大喇叭一遍遍喊，让大家不要带行李，让老人和孩子先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哪怕官方也没有办法提前分辨出谁带着潜伏的感染、谁随时可能变异——没有任何办法能提前看出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变异者的体液进入了自己的血液系统，就一定会感染。所以那些兵戴着面罩，穿着防护服，袖口和裤脚都用胶带缠死，抬人的时候尽量不直接上手，隔着布，隔着杆子。那几天部队每天都要抢救出大量幸存者，车上全是哭声，路边全是丢下的行李。
我就这样在一个个安全区之间辗转。学校操场、体育馆、高速立交下面的空场，夜里铺一张报纸躺下，白天排队领一份热水和饼干。每个地方都待不久，因为每个地方都会在某个时刻变得待不住。我那时候每天做最多的事，就是跟着人走——不用自己决定方向，前面的人往哪边，我就往哪边。
后来就是那次大规模转移。
当时情况很混乱。人多，路窄，车和车子互相堵着，喇叭声压过了一切。爸妈是在人群里和我走失的。我在挤动的人流里回头找，只看见一片推着行李箱、拎着塑料袋的背影，还有两辆逆着人流开过来的车。喊也没有用，声音一出去就被吞掉了。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听说东宁市已经保不住了——那是我长大的城市。市里要求党委组织，部队掩护，把所有幸存者往市郊转移，转移到附近那座军事基地，就是我现在待的这个。PLA、PAP、公安、民兵，凡是能动员的力量全都动员起来了。在大量火炮的掩护下，这个基地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安全区。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些炮声，不在近处，但在一个方向上密得像雨，从傍晚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军车的两侧走，前面是探照灯，后面什么也看不见。那是我这辈子走得最正的一段路——两边都是背枪的兵，我夹在中间，第一次觉得"跟着部队走"是一件可以把命交出去的事。
不过很快，灾难还是慢慢在恶化。安全区想了很多办法：分区、分片、每天两次测体温、把发烧的人单独隔到帐篷里、把进出的人登记到本子上。但人还是越来越少。人一少，值守就稀，值守一稀，外围就开始漏，而剩下的人又聚在一起，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行尸。它们围着，一层一层地围，白天不动，夜里能听见外面那种很低、很杂的声音，像风灌进空房子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转移到这里来之后大概半年，上级那边就再也没有真正接上过头了——那种对上过身份、确认过彼此的消息，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再有过。
可部队是不会因为失去联系就停下来的。那段日子，联络中心每天还是按排好的表守听，天亮一班，天黑一班，开机，报呼号，报位置，一遍一遍地呼叫上级的频道；上面还排出过小队尝试突围，往基地外面走，往大路方向走，去找友邻的部队，去找任何一个还能接得上话的人。有的小队没有回来，回来的，也没有带回来任何消息。可是没有人说"算了"。电台天天开着，号天天报着，就像人睡觉前要检查一遍门锁一样，不做这一遍，谁心里都不踏实。
识别来路，靠的是三套程序。第一套，是军队每日更新的暗语——联络中断前最后一次更新的那套，我们一直记着，一直用着。第二套，是随机联络密码，一个月更新一次；对的时候，要让对方报出一串字母和数字，我们翻开自己手里的本子，看能不能对出对应的文字——现在用的，还是失联那天手里拿着的最后那一版，本子边角都翻毛了，谁也不舍得丢。第三套是身份识别：对方的身份，对方失联前的职务，对方的特殊识别码，再加上我们基地自己的识别码、战前驻军的识别码，一项一项对。一般情况，能把这套程序完整对上的人，基本可以确定是上级单位——至少是军队或者政府，那种知道整套程序的人。可偶尔有信号接入的时候，短，乱，夹着大段噪音，抄下来，三套程序一套一套地过，每一次都是对不上。对不上，就不能算数。这是死规矩，谁也不敢把门外看不清楚的声音，随随便便放进家门里来。
一开始，每一次信号接入都有人激动得站起来，整个屋子都是声音；后来次数多了，人们站起来的速度慢了一些；再后来，信号来的时候，只有值班的人抬起头看一眼，记上一笔"无法识别"，然后接着守听。那种感觉就是这样一点点变的——从积极，变成例行公事。没有人宣布过放弃，大家只是不再为它心跳加速了。再后来，连值班的人都没有了。
再后来，地面基地受不住了，就转移到了地下。
这个基地是当年三线工程时期建的，整个修在山体里，本来是为核战争准备的。后来经历了几次扩建和补建，一点一点完善，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地下一层是规模很大的办公与住宅区，还有食堂、一个小操场、一个小靶场、一个车库和重武器储备区。地下二层是军官宿舍、荣誉室、联络中心、一间小型医院、弹药武器储备和食品储备。地下三层是核心机密区，只不过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大量的保密资料就摆在那儿，我到现在也没有去看过，那些服务器也早就停止运转了。地下四层是利用地下河发电的设备——那是这个基地现在还能运转的支柱，只要水还在流，灯就还能亮，通风就还能转，冷冻柜里的东西就还不会烂。电台也跟着搬了下来，没有丢。搬下来之后，呼叫其实也没有停过——只是从那时候起，它就是纯粹的例行公事了。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基地唯一的幸存者了。
半年前，这里还有三个人。但机械师在那天变异了，咬伤了中校。现在想想，那个变异到底是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至少在地下当了一年多的老鼠，人手不足，物资倒是充足，不出门也完全可以撑下去。可我后来越想越明白，他应该就是那种潜伏感染——正是官方始终无法提前识别出来的那种感染，也是这个秩序后来彻底撑不住的根本原因。我们当时都以为，整个系统就是被这种东西一点点拖垮的。中校生前和我说过不止一次：要是能提前看出来谁身上带着潜伏感染，事情也许走不到这一步。可看不出来，谁都看不出来。所以那天他为什么会变，是吃坏了东西，是哪里蹭破了一小块皮，还是他在我们都没看见的时候碰过什么，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只记得那天走廊里的声音，还记得中校把我按在他身后，说让我别看。
那个姓张的军官，好像是位中校。我没有问过他的全名，也没有人告诉我。前面我们已经换过十几位主官了：有的没能下到地下，有的下来了却没撑住，有的在某次抢运之后就不见了人。他是最后一位，也是留下来陪我最久的一位。他从来没指望我能当一个兵，他知道我是银行柜台里出来的——他留给我的，是别的东西。他被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机械师打倒了，然后回头对我说，这是规矩。他把我叫到宿舍里，尽可能地把这个基地的情况都交代给我，一层一层地说，哪里存着什么，哪扇门后面是干什么的，哪个阀门什么时候该关，哪些密码对应哪些东西，巡逻的时候要先看哪里、后看哪里。三套识别程序怎么说、怎么对，他特意讲了两遍，让我背下来。他让我拿好他留下的那本笔记本，说上面是他这些年自己一笔一笔记下来的，可能还用得上。他还把他床底下那摞书指给我看，说闲着的时候翻翻，看不懂也没关系，字都认得，就不算没文化。我后来真的翻了。三大条令我翻了好几遍，字都认得，意思半懂不懂。可懂不懂无所谓，我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天亮了该做什么，该先迈哪只脚——那本书给了我这个。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已经很低了，我凑过去才听清那句话：
"把基地交还给国家……爸妈……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没有拦。我想拦，可我站在那里，一动都没有动。
后面的那几天，我一个人把他们两个处理完了。
我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留在这座基地的任何一个角落。这里是我往后每一天都要生活的地方，我不能让自己从一扇装着遗体的门前面走过去。这个基地是战备基地，后勤区有一台处理污染的焚烧炉，烟道是独立外排的，带过滤，不接基地的循环通风——当年修它，就是预备着处理这一类东西的。
我先安顿中校。我把他抬到地下二层那间小型医院里，用清水和酒精给他擦洗了一遍，把他身上那套破损的军装换掉，从储备里找出一身干净的常服给他穿上，领章和姓名牌一道道理顺，最后用白布把他盖上，在一间空着的病房里停了一夜——按表算，是整整一夜。
然后处理机械师。他是感染源，必须最先销毁。我从后勤的储备里翻出防水布和生石灰，把他从头到脚裹了两层，中间撒满石灰，胶布把每一条缝都粘死，连同他碰过的、我用过的布，一起推进焚烧炉。我按着墙上的操作说明确认了三遍流程，才敢点火。炉门关上之后，我在炉子对面的地上靠着墙坐了一夜，听了一夜那种闷闷的火声。火灭之后，我把灰烬扫出来，装进一只铁皮桶，撒上石灰，封好盖子，抬进车库尽头那间空着的器材库，门上挂了一块红色的标记牌。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打开过那扇门。
最后是中校。烧他的时候，我在炉门前站了很长时间，才把炉门关上。他的骨灰我装进一只干净的木盒里，安放在荣誉室最里面那面墙下，盒子上压着他的军帽，旁边放了一块木板，上面我写了"张"和他的职衔，还有那一天的时间。他的笔记本我留在了自己身上，那摞书也搬到了我床头。
把这两个人处理完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了：这个基地只剩下我一个人。
从那以后，我换上这一身迷彩，背上那把 95，系上武装带，开始一次一次地巡逻。安静得可怕。脚步声撞在走廊的墙上，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像自己的了。每一次巡逻都要走很久，因为我不敢快，也不敢慢——快了像是在逃，慢了像是被谁跟着。我按着笔记本上列的单子走：车库的门锁，冷冻柜的温度表，四层那台发电机的水位，一层小操场上那排沙袋搭的靶位，食堂冷库里剩下的东西。最后一项，是联络中心。我每天到点走进去，坐下，开机，把频率调好——只守听，不呼叫，不主动暴露位置，也不主动开口。偶尔会有信号进来，短，乱，我抄下来，把三套程序一套一套地过：军队每天更新的暗语，停在失联前最后那一套上；一个月一换的联络密码，也停在了最后那天的版本上；然后是身份识别，对身份，对职务，对特殊识别码，对基地的码，对驻军的码。对得上，才谈得上开口说话；对不上，我就一个字也不回，不给位置，不给情况，不给这座基地的任何东西。我按着大家当年的样子做，按着大家后来变成的那种例行公事做。我要是连这一遍都不做了，我就真的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也是在巡逻的路上，我开始清楚地感觉到一件事。
药好像不多了。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说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灯管在我头顶闪了一下，又稳住。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小瓶子，倒在手心里数了数，还是那么几片，数来数去都是那么几片。我早就离不开它了——闭上眼就是那些人、那些声音、那两辆逆着人流开过来的车、走廊里那声闷响。一夜里总要醒上好几回，起来插销、摸枪、听门，确认完了再躺回去。剂量也是一点点加上去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可我没有别的办法。这瓶要是空了，我不知道下一天是从哪一刻开始算。
今天这一趟，我又走到了荣誉室。
门是老式的双开门，推开的时候有一声很长的响。里面没有人，灯还是亮的，因为灯不能关。那上百面旗子整整齐齐地立着，一面挨着一面，从近到远排下去，比这个基地里任何一件东西都要体面。它们都是当年转移的时候带进来的：有各部队的军旗，有单位自己的队旗，有当地驻军的旗子，有党政军机关的旗，也有一些志愿者团体的旗——红的、黄的，大的、小的，有的旗角烧过边，有的旗面上留着弹孔，有的是被血浸过、洗过好多遍，颜色已经回不来了。每面旗旁边，还钉着那些单位的荣誉，一排一排的锦旗和奖状，字迹大多还清楚。我不知道那一夜人们是怎么把这么多东西带上路的——人可以挤着走，车可以堵在路上，可旗子一面也没有丢。它们站在这里，像一支到齐了的队伍。墙角那只木盒也在，压着那顶军帽，安安静静的。
我在那些旗子前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旗面上的字我认不全，也读不懂每一面旗背后发生过什么，但我知道它们都是被人扶着、护着送到这里来的，送来的时候，一定有人朝它们敬过礼。
然后我又想到了那位中校。他最后一次走这条走廊的时候，步子已经很慢了，可他还是走到荣誉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看旗，还是在跟旗告别。
……外面走廊里的通风还在响，地下的水还在流，灯还亮着。这一整层地下，只剩下那上百面旗子整整齐齐地立在那里，像是还在等一支不会再回来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