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嫉妒"估价，是下午三点四十分的事。
来当东西的是个穿西装的男人，四十岁上下，领带松着，领口有昨天的褶皱。他把公文包放在柜台上，从里面取出一个保鲜盒。
"这里面是嫉妒。"他说。
我戴上白手套，打开盒盖。保鲜盒里铺着吸墨纸，纸上什么都没有。当然什么都没有。感情这东西，肉眼看不见，但它有重量。老派的鉴定员说，有重量的东西就有价格。
"对谁的嫉妒？"我问。
"我弟弟。"
"事由。"
"父亲把房子过户给他了。"
我点点头，把保鲜盒放到黄铜天平上。天平的左盘放当品，右盘放砝码。砝码不是铁的，是锡做的，每一个都对应一种基准感情。做这一行五十年，师傅，也就是店主，说，人心这东西，越是缺，越要按斤论两。
天平沉向左边。我读出刻度，在心里换算。
"纯度六十二。"我说，"含杂质较多，混着不少自我厌恶和后悔。这个成色，开不了高价。"
"能换多少？"
"三万日元。当期三十年。"
男人的喉结动了一下。"三十年之后呢？"
"您可以赎回去。带利息。"
"要是我不赎呢？"
"死当。"我说，"本店自行处理。"
男人盯着天平看了很久。店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樟木抽屉里那些封存的感情受潮膨胀的声音。墙上挂着的老挂钟走得不准，每天慢四分钟，师傅从来不让修。她说走得太准的钟，会让客人着急。
"当。"男人说。
手续很简单。一张当票，一枚印章，一句确认："从今日起，您对令弟的嫉妒将离开您的心。相关记忆的【温度】会一并抽离，请知悉。"
"温度？"
"您会记得父亲过户这件事，记得自己来过本店。但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任何起伏。像读别人的信。"
男人沉默了几秒，拿起笔签了字。
"听起来，"他说，"也不坏。"
他拿走三万日元的时候，脚步比进来时轻了一些。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穿过商店街午后稀薄的阳光。嫉妒很重。把人压弯腰的那种重。抽掉之后，人大概会先适应一阵轻飘飘的失重，然后很快忘记自己曾经弯过腰。
这是今天的第三笔生意。上午收了一份"对演讲的恐惧"，纯度九十一，成色极好，越是纯粹的感情越值钱，恐惧尤其如此。下午早些时候，一位老太太来问"怀念"的价钱，听完报价又拿着布包回去了，说再考虑考虑。师傅说，来问价的人都是来讨价还价的，真正下决心的人从不问价。
我叫一ノ瀬湊，十七岁，高中二年级，ココロ堂见习鉴定员。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我没有幸福。
八岁那年，我把它当掉了。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当票上的品名栏写着"幸福"，纯度九十九点七，当期三十年。那是我人生中最值钱的一笔资产，我把它换成了母亲的手术费。
手术很成功。母亲现在每周去两次公民馆，教主妇们做点心。她烤的曲奇很受欢迎，邻里都叫她一ノ瀬家的能干妈妈。
而我，从八岁那年的冬天起，就再也感觉不到幸福了。
不是悲伤。悲伤另算。我可以难过，可以生气，可以烦躁，这些感情成色普通，不值钱，还好好地留在我体内。唯独幸福，像被人从字典里撕掉的那一页，概念还在，纸没了。
我记得蛋糕是甜的，但甜味到不了心里。我记得烟花很好看，于是按照规定程序仰头，在心里记录：颜色丰富，声响巨大，人群欢呼。程序走完了，心里没有任何东西回应。
我笑起来的时候，母亲的朋友会说，湊真是个温柔的孩子。我知道我的笑没有出错，嘴角上扬的角度，眼角的弧度，都和正常人一样。那是我在镜子前练习过的，和完成一道数学题的步骤没有区别。
母亲知道这件事。只有她和师傅知道。
今天打烊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我照例擦柜台。师傅，隠世，坐在柜台后头的藤椅上剥橘子。她剥橘子的动作很慢，橘皮从头到尾连成一条，不断。她说这是看店五十年练出的本事，人这一辈子，能把一件小事做到不断，就够了。
"湊。"她忽然说，"你八岁那年的当品，从来没人敢估价。"
我的手停在柜台上。
"纯度太高。"她掰了一瓣橘子，"我干了五十年，见过纯度九十九的喜悦，见过纯度一百的恐惧。幸福这玩意儿，按理说不存在纯度九十九点七的。幸福这东西啊，成分杂才对。混着一点不安，一点侥幸，一点明天可能会更糟的预感，那样的幸福才像真的。你那份干净得反常。"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幸福，几乎只由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构成。"她把橘子瓣放进嘴里，"单一成分的东西，毒性也强。"
我没接话。八岁之前的记忆，于我而言是一些灰度的胶片。我知道它们发生过，里面有个女人牵着我的手，有个男人在院子里修车，夏天的河边有水漂的石子。我知道那个人是我母亲，那个男人是我父亲。他走的那年，我八岁。走的时候我哭得很标准，邻居都夸我懂事。哭这件事我倒是擅长，悲伤属于低纯度、低价值的感情，留在体内也无妨。
抽屉。我想起来了，最让我不自在的是抽屉。
店里从地板到天花板，三千多个樟木抽屉，每个抽屉里封着一件死当品。我每天擦柜台、对账本，从那些抽屉前面走过几百遍，从来没有过任何感觉。直到上个月大扫除，最顶层一个抽屉的拉手松了，我踩着梯子上去修。
那个抽屉没有标签。按照规矩，死当品都要贴标签，写明品名、纯度、日期。这一个没有。我打开它，里面铺着褪色的红绒布，绒布中央躺着一枚白色的小石子，半透明的，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
看见它的瞬间，我的心口钝钝地疼了一下。
不是幸福。我没有那种东西。那是一种更钝、更重的东西，像有人隔着棉被往我胸口捶了一拳。我捏着那枚石子站了很久，梯子下面的茂喊了我三次，我才回过神。
"喂，湊，发什么呆，那格子里有金子啊？"
"没有。"我把石子放回去，关上抽屉，"什么都没有。"
那是我失去幸福之后，心口第一次有反应。
我说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师傅什么也不解释，她只是从那以后，让我每月最后一个周日独自打扫那一排抽屉。我怀疑她在观察什么，但报酬照付，我也就没有多问。
挂钟指向六点，每天慢四分钟的那种六。商店街的卷帘门陆续落下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开始盘点今天的账：两笔死当入库，一笔业务咨询。当金合计六万四千日元，都记在册子上。收入的钱不归我，我领时薪，和同龄人在便利店打工拿的差不多。这份工作的优点是安静，缺点是太安静。
我在日记本上写：
"晴。今天也是无法感到幸福的第三千二百八十五天。收了嫉妒、恐惧各一份。没有异常。"
写完合上本子，门铃响了。
ココロ堂的门铃是铜的，声音低，余韵长。这个时间来店的客人，多半不是来当东西的，当东西的人白天来，心里有鬼的人傍晚来，真正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在快打烊的时候推门。
进来的是一个少女。
她穿着市立医院的病号服，外面罩一件过大的牛仔外套，光脚踩着医院那种防滑拖鞋。头发很短，大约刚长到能别到耳后的程度，脸色差得像一张复印过太多次的纸。但她站得很直，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病人的回光返照，是运动员上场前的那种亮。
她走到柜台前，从牛仔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拍在台面上。
"我要典当悲伤。"她说，"全部。"
我把那张纸展开。是诊断书。市立医院心内科，她的名字是三日月よるか，十七岁。诊断栏里有一行我看不太懂但大致明白的词，还有一行手写的备注，字迹用力到划破了纸背：
"预计余命：三日。"
我抬头看她。她也看着我，先眯起了左眼，然后笑了。
"别露出那种表情。"她说，"我赶时间。你们这里，收悲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