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训练馆的灯还没全亮，我已经站在垫子上。
纪征让我做二十分钟热身：开合跳、深蹲、前滚翻、低姿爬行。我本以为医生对身体结构足够了解，结果第一组长跑就暴露了问题——我能看懂肌电原理，却没真正把心肺逼到极限。
“跑的时候别绷着上半身。”吴丰站在场边，声音平稳得像在给我讲病例，“你现在是运动员，不是拿着病历本站在床尾的人。”
“我现在更像被病历追着跑的人。”我喘着气回他。
“那就跑快一点。”
训练被分成三个模块：体能、近身控制、环境适应。瑜桃并没有把我当普通新兵，她给我的定位是“具备异常防御但不稳定的前线医疗支援”。换句话说，我既要能抬人，也要能挡一下。
第一天练的是跌倒。
“别笑。”纪征看我一脸苦相，“不会安全倒地的人，骨折概率翻倍。战场上你要是被推一下就硬摔，后面的仗不用打了。”
前滚翻、侧倒、向后卸力，我一遍遍重复。新皮帮我省了一点擦伤，但肩膀、尾椎和膝盖照样疼。纪征在我背后喊：“你不是一块钢板，你是一根会卸力的弹簧。”
上午十点，吴丰亲自给我上武器课。
他没有先发枪，而是让我拆装一支已经清枪的短步枪，认识保险、弹匣、枪机和故障排除。我的手指还算灵活，但在限实下频繁卡壳。
“子弹不是无限的。”他按住我的手，“打完三发就要观察，打完一个弹匣就要判断是否继续交火。你每浪费一发，后面就可能少一次救人的机会。”
“我会省。”我试着把弹匣卡座对准，结果方向反了。
“省不等于慢。”他把弹匣翻转，“越省，动作越要干净。”
陪练叫彭河，是基地防卫队的侦察兵，二十一岁，瘦而结实，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他负责穿护甲和我做控制练习，专门攻击我持枪的那只手。
第一次交手，我刚举枪，他就把枪管压下去，护肘顶住我的腕骨。
“你眼里只有靶子，没有我。”他说。
第二次，我学乖了，先往后撤半步。他立刻上前锁住我的前臂。
“撤得太慢，等于把距离卖给我。”
第三次，我不再试图瞄准，而是用前手扣住他的护颈，枪口顺势压向他胸口。纪征吹哨，喊停。
“这是医生反应，不是士兵反应。”纪征走过来，指着我的姿势，“你没有杀死他，而是控制住了威胁。很好，但你暴露了肋下，下次他可以换手刺你。”
我低头看，护甲确实留出一道缝隙。
吴丰只说了一句：“以后交火时，你的第一任务是活下来，不是表现英勇。”
下午，瑜桃把我叫到实验室隔壁的小会议室。桌上摆着一台加密终端、一部军用对讲机和一盒样本管。她调出一张示意图，图上是一个孩子的简笔画轮廓，头部和胸口被高亮。
“林晚晚的记忆引导分三个阶段。”瑜桃用激光笔点着图，“第一，自由回忆；第二，关键词刺激；第三，情绪关联。我们只做到第二阶段，禁止做深度催眠。”
“为什么？”
“因为她妈妈说过，‘其记忆为唯一密钥’。”瑜桃顿了顿，“这意味着，如果强行提取，可能会损坏信息本身，也可能触发某种预设机制。林知夏是检验主管技师，她很清楚怎么保护一段数据。”
她把一段录音放给我听。
女孩的声音很轻，背景里有空调的低鸣。
“红本子不是书……是妈妈的字。钢琴下面有洞，洞里有盒子。盒子要我先记住，再放回去。她说，别人看了也没用，因为我记得路线。”
我皱起眉：“路线？”
“这是原话。”瑜桃把波形放大，“后面她重复了‘三下、两下、一下’，像是在敲什么节奏。我们尝试过钢琴键盘，没有对应；也试过按节奏翻页，没有结果。”
“所以不能让其他人单独接触她。”我接上她第一天的话，“不是因为她危险，是因为她保存的是过程，不是答案。”
“聪明。”瑜桃难得没有板着脸，“但聪明没用，我们缺‘原始序列’本身。林知夏把校验片段存在基地系统，完整数据却不在。”
她把一张加密卡插进终端，屏幕上跳出一个红色三角形。
“校验失败，缺少原始序列。”
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这个符号太像临床实验室的危急值标记了，仿佛系统在替林知夏喊：你们拿到的东西不完整，别瞎用。
训练结束后，纪征给我加了十五分钟反应练习。他在我面前抛网球，我要么单手接住，要么侧头躲开。球打到脸上两回，视野里星星乱冒。
“反应不是靠想，是靠看和预判。”他把球收进袋子里，“你以后面对的东西不会像球这么规矩。”
“你是指丧尸，还是指人？”我问。
“都有。”
晚饭是压缩饼干、蔬菜糊和少量肉干。我坐在医务室旁边的长凳上，吴丰端着两杯热水过来，没说话，把其中一杯塞给我。
“你今天进步明显。”他终于开口，“至少不会再被普通人一招放倒。”
“谢谢，我听了很心酸。”我吹开杯口的热气，“普通人的标准，是能打赢普通人吗？”
“现阶段够用了。”他坐在旁边，声音低下来，“但接下来不会只是普通人。机场方向有异常，部队已经开始收拢外围信息。”
我转头看他。
他没有看我，只望着体育馆穹顶的钢架：“先别问，先把你那套躲闪、持枪和止血练熟。等你真的要上场，没人会因为你读过八年书就慢一点。”
那天晚上，我在训练日志最后一页写下：
“医生的第一课不是救死扶伤，是承认自己也会被打穿。”
写完后，我把日志合上。窗外，基地探照灯缓缓扫过铁丝网，把巡逻兵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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