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是在假期第一天中午吃完的。
准确地说，是我睡到中午，爬起来想煮饭，打开米桶，舀子刮到了桶底。塑料刮擦的声声，比警铃还刺耳。
黄金周没有食堂。没有食堂，就意味着每一顿都得自己想办法，而自己想办法的第一步永远是米。米这种东西，平时放在那里不觉得有什么，等到舀子刮到桶底，才发现自己这一个月吃掉的，全是它。
站前超市的五公斤装今天贴了个黄色的“特价”，比平时便宜整整一百二十日元！
听起来不多，可五公斤米大概能吃一个月，平摊到每天，大概一天能省四日元。
人对捡便宜的反应，就跟狗听见开饭铃差不多，就是那个什么……条件反射？
扛回去的路上我才想起来，五公斤是很重的。
塑料袋的提手勒在手指上，被压出了深深的红印。感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艰难到我甚至在数步数来分散注意力。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干脆把整袋米扛到肩膀上，像搬家公司的人那样。
迎面走过来两个小学生，看了我一眼，又回头看了一眼，大概在想这个为什么会在黄金周碰见个扛着一袋米在街上走的怪人。
我也想知道。
口渴得厉害，我拐进了路边那家便利店。冷柜里最便宜的水七十八日元，我拿了一瓶，排到收银台前面。前面还有一个大叔，在等店员给他的便当加热。
收银台后面那个女生，我知道是同班的，但是之前来的时候我没仔细看过长什么样。
这次我正好趁着排队仔细看了看，卷毛，刘海有点遮住眼睛，圆框眼镜，制服胸口别着一块名牌，上面印着两个字：「相沢」。
原来是这个姓。
同班一个月，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说出去不太光彩，不过我连班里一半人的名字都没记住，也不算是针对她。
“……找、找您四百二十日元。”
她把硬币放在手心里，低头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才递过去。
大叔接过去随手塞进口袋，拎着便当走了两步，突然又转了回来。
“喂，少了十円吧？”
嗓门很大，店里放的广播都被他盖过去了。店内其他人也都齐刷刷看向他和相沢。
她的脸一下就白了。
“啊、那、那个，对、对不起，我、我马上……”
她手忙脚乱地去按收银机，抽屉“哐”地弹出来，硬币哗啦响了一声。看那架势，是要把整个钱箱从头数一遍。如果稍微离远点看，大概是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慌乱地动来动去。
简直就是小动物。
她甚至都没去核算过，到底是不是真的少找了。
我拎着水，站在大叔后面，肩膀上还扛着米。
本来跟我没关系。可她刚才数了两遍，我就站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
“等一下。”
大叔回过头，先看我的脸，又看我肩膀上那袋米，估计是第一次见到高中生&米袋的组合。
“……啥？”
“刚才她数了两遍才给你的。万一没找错呢？你要不摸摸口袋？”
大叔嘟囔着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把零钱，摊在手心里拨拉了一下，拨出一枚十円。
他盯着那枚十円看了一会儿。
“……哼。”
他走了。自动门叮咚一声。
收银台后面，她的手还按在弹出来的抽屉上，没动。
我把水放到台子上。
“七、七十八日元……”
她扫码的声音比刚才还小。我递过去一百日元，她找给我二十二日元，照例数了两遍，放在我手心里。然后低下头，鞠了一躬。
比平时深一点。
“谢、谢谢……光临……”
我们还是没打招呼。她不打，我也不打，好像谁先开口谁就输了什么似的，虽然我也说不清会输掉什么。
出了店，我把米换到另一边肩膀。
回家的路上，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米压着肩膀腾不出手，我一直走到楼下，才把米放在楼梯上，掏出手机。
「关于债务人（结城宪治）的下落，如有线索，请报告。」
联络员发来的信息。
我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
签合同到现在一个多月，联络员发来的消息只有两种，一种是“目标无异常”，一种是“可自由行动”。这是第一次，消息里没有大小姐，只有结城宪治，也就是叔叔。
原来他们还在找他。
我一直以为，那天签了字，三千万就从叔叔身上搬到了我身上，像搬家一样，东西搬过来了，旧房子就没人管了。现在看来旧房子还有人盯着。我做到毕业，债一笔勾销——可勾销的是谁的债？也许我的债勾销了，财团找到我的叔叔后，会再让我叔叔还一次，这下就是两头吃了。财团到底黑不黑心，合同上可不会写。
我回了「目前暂无线索。」
这是真话。叔叔跑了以后一个电话都没打过，纸条上也没写去哪。
我能想到的，只有车站后面那家立食荞麦面店。他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去，要一碗加炸虾天妇罗的，站着吃完，回来的时候一嘴葱味，心情好得像刮中了彩票。有一次他带我去，给我也点了一碗，说“男人就得站着吃面”。我那时候个子还不够高，碗端在下巴底下，吃得满脸都是汤。
一个欠了三千万跑路的人，大概不会傻到还去那里吃面。我把打到一半的店名删了。
我把手机揣回去，扛着米上了楼。米倒进桶里的时候“哗”的一声，比舀子刮桶底好听多了。
***
隼人的预选赛在假期第二天。
“再说吧”我说了三回，本来打算说到他放弃为止。让我改主意的，是前一天晚上他发来的一张照片：一个铝饭盒，盖子上用马克笔写着“必胜”两个字，歪歪扭扭，像是边跑边写的。照片下面跟着一条：
「我妈说你不来的话，你那份就给我弟吃」
我和他弟弟素不相识，所以没道理让一个陌生的小学生平白多吃一块猪排。
于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站在了车站的站台上。隼人比我先到，背着个鼓得快要裂开的运动包，脚上一双白跑鞋，白得在晨光里有点晃眼。
“哟，买新鞋了？”
“是啊！我很重视这次预选赛。”
他已经把腿伸到过道上让我欣赏了。左脚的鞋帮那里，袜子外面鼓着一小块，是贴了创可贴。
“为什么贴着创可贴？”
“有一点磨脚。这鞋的码大了，但是只剩这个码了嘛。”他踩了两下地板，像是在跟鞋商量，“嗯……跑起来的话，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这话听着有点可怕。如果隼人的双脚会找我控诉，那我一定会不予理会。
一路上他都在说起跑器。前面那块踏板往前挪一格，还是往后挪一格，挪了感觉不对，挪回去又被教练骂。我问他那到底挪没挪，他说挪了，又挪回去了。我说那不就跟没挪一样，他“啧”了一声，说不一样，就跟游戏手柄的灵敏度一样，调来调去最后调回原来那格，才知道是今天手感不好，不是手柄的问题。
窗外的房子一点一点稀下去，变成田地，变成仓库和停车场。他说着说着自己停了，扒着车窗看外面越来越近的体育场顶棚，半天没再出声。
我难得见他不说话超过一分钟。像吵闹的金毛被吸引了注意力。
***
体育场比我想的大，看台是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水泥台阶，被太阳晒得发白。各校的人一块一块地坐着，有的穿校服，有的穿运动服，颜色拼在一起，像一张被人随手撒了颜料的地图。隼人领着我一直往上走，走到快顶上才坐下，说上面看得全。
上午是别的组别。我对田径的了解，大概停留在“谁先到谁赢”这个水平，可隼人从第一组开始就没闭过嘴。第三道那个起跑好，反应快；第五道那个胳膊往外甩，劲都甩散了；第八道那个一上来步子迈那么大，前面领先有什么用，后半程肯定没气——他话还没说完，第八道那个人就慢了下来，被两个人前后超了过去。
“你看，我就说吧！”
“你这是在赌马吗。”
“这是常识好吗！一场比赛的胜负，光看开局就能猜个大半了。”
不是我的常识。他说的那些词，什么步频、什么蹬伸，我一半都没听懂。可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听。他平时说话东一句西一句，想到哪说到哪，今天坐得笔直，胳膊撑在膝盖上，眼睛钉在跑道上，像在看一场只有他看得懂的电影。
中午我们在体育场外面的台阶上吃饭。他把那个写着“必胜”的铝饭盒打开，里面是两大块炸猪排，压在米饭上，酱汁已经把底下那层饭泡成了褐色。另一个饭盒是我的，一模一样，只是盖子上没写字。
“我妈说写一个就够了，写两个运气会分掉。”
“……还有这种说法吗。”
猪排早就凉了，面衣被酱汁泡软，咬下去不脆，可肉很厚，厚到我咬第一口的时候愣了一下。超市的半价炸猪排薄得能透光，我一直以为猪排本来就是那种厚度。
下意识地整块吃完了，连饭盒角落里那点被酱泡透的饭粒都扒干净了。隼人在旁边看着，好像有点得意，又好像有点别的什么。
“结城。”
“嗯？”
“你是不是失恋了。”
我嘴里的饭差点呛进气管。
他没看我，在看对面停车场。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倒库，倒了三次，第三次还是歪的。
“……哈？”
“听说失恋了，饭量会变大。都是男人。我都懂。”
这家伙又在拿奇奇怪怪的结论来挑战我的常识。我连恋都没开始，从哪失。我很想这么说，话到嘴边，又觉得说出来像是在承认点什么，只好低头把饭盒盖子扣上，扣了两次才扣严。
隼人也没追问。他拧开水瓶喝了一口，用手背抹了抹嘴。
“下午我第三组，两点半。你帮我看起跑。”
“我又看不懂。”
“你就看我慢没慢。慢了你就告诉我慢了。”
“……要是慢了，你听了不难受吗。”
“难受啊。”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难受也得知道嘛。”
他说完就去热身了，留我一个人坐在发烫的台阶上，手里捧着两个空饭盒。对面那辆面包车终于停进去了，司机下车绕着车看了一圈，又上车，往外开了一点，重新倒。
太晒了。我把卫衣盖在头上，坐了好一会儿才回看台。
***
两点半，第三组，隼人在第五道。
他蹲下去的时候，看台上忽然安静了一点，也可能只是我这边安静了。我看见他把手指一根一根按在白线后面，白跑鞋在起跑器上踩了两下，像在确认它还在不在。
“各就位。”
“预备。”
枪响的那一下，我看得很清楚。
左右两边的人几乎是跟着枪声一起弹出去的，隼人的身体晚了那么一点点，短得我说不出是多少，大概就是他自己说的，“砰”和“砰——”之间的那点距离。可就是那一点点，等他直起身子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五个后背了。
我下意识站了起来。
三十米，他还在最后。五十米，他的步子开始变大，一步比一步大，像是前面有什么东西在拽他。他超过了第六道，又超过了第二道，最后那一段，他和第三道几乎是肩并肩地撞过了线。
大屏幕跳出成绩。第四名。
不是第三。前三进决赛。
我站着看了那块屏幕很久，直到后面有人喊“前面的坐下”，才坐回去。
他从内场出来的时候喘得很厉害，脸通红，头发湿成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他抬头在看台上找了一圈，看见我，招了招手。我下去了。
“我起跑怎么样？”
他第一句问的是这个，不是名次。
“……慢了。”
“我就知道！”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解鞋带，“枪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又是那个‘砰——’。”
“……可是你后半程追回来了啊。”
我本来想说“你已经尽力了”，话到嘴边，觉得这句像电视里的解说员，临时换了一句。换完也没好到哪去。
“追回来也差零点零几嘛。”他把跑鞋塞进包里，换上拖鞋，站起来，左脚落地的时候稍微歪了一下，大概是创可贴那里磨破了，“下次再练。”
他说这句的时候，脸上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难过，就是一个人刚跑完步的那种脸。
我有点想给自己来一巴掌。我这个人，哪家超市几点贴半价、哪种卷心菜便宜三日元，记得一清二楚。可像他这样说放下就放下，我可一次都没做到过。
***
回去的电车上，他靠着车窗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地往我这边歪，嘴微微张着，还流了点口水。我往旁边挪了挪，他又歪过来一点。
我只好不挪了。
过了两站，他自己醒了，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嘴先动了。
“……阿岚。”
我愣了一下，以为他在说梦话。
“枪响那会儿，你是不是站起来了。”
“……你在跑道上怎么看得见看台。”
“看得见啊。”他打了个哈欠，“冲线以后我一抬头，就你一个人站着，旁边的人都坐着，跟根电线杆似的。”
“那是后面的人喊我坐下我才……”
“嘿嘿。”
他没听我解释，脑袋往后一靠，又闭上眼睛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回过神来。
阿岚。
开学到现在，没人这么叫过我。老师叫“结城同学”，九条叫“你”，西园寺学姐叫“新生小哥”，联络员什么都不叫，消息开头直接就是正事。叔叔以前叫我“臭小子”，心情好的时候叫“我的好侄子”，那张纸条开头也是这么写的。
名字这种东西，被人叫出口的时候，分量好像会重一点。
他说得那么随便，大概自己都没注意到改了口。我要是现在推醒他问“你刚才叫我什么”，他多半会一脸茫然地说“阿岚啊，不然叫什么”，好像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喜欢自己的名字。
到站的时候我推了他一下，他迷迷糊糊坐起来，揉着脸问睡了多久，我说到了，下车。出了站，到路口，他往左，我往右。
“那我走了啊，阿岚，下周见！今天谢了！”
“有什么好谢的。”
他笑了一下，跑出去两步，拖鞋啪嗒啪嗒响，又突然刹住，回过头来喊：
“对了！我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还拎着那两个空饭盒，一个写着“必胜”，一个什么都没写。
“没有哦！”
“好吧！再见！”
他挥挥手跑远了。
我拎着两个饭盒往家走。回去要洗干净，周一带给他。写着“必胜”的那个，马克笔大概一洗就掉了，不知道他妈妈下次比赛还会不会再写。
运气要是会被分掉，我那份大概早就分给他了。他还是第四。
可见这种说法，也不怎么靠得住。
***
饭盒上的“必胜”洗掉了一半，剩下一个“必”字，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坚定但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
我把它晾在窗台上，出了门。
我原本想好好睡一天，结果醒得比上学还早，躺在被子里盯着天花板，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联络员那条消息。关于债务人的下落。如有线索，请报告。
我没线索。可我知道一个地方。
车站后面那家立食荞麦面店，比我记忆里小。柜台只够站五六个人，墙上的价目牌被油烟熏得发黄，最贵的一栏写着“炸虾天妇罗荞麦 五百二十円”，最便宜的是清汤荞麦，三百二。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块牌子，买了一张三百二的券。
面端上来，热气扑了一脸。我站着吃。现在个子够高了，碗放在柜台上就行，不用端到下巴底下。
他平时只点炸虾的。可那次带我来，他给我点了炸虾，自己要的是清汤。我当时没注意，光顾着跟那只虾较劲。虾比碗还长，尾巴翘在碗沿外面，我不知道该从哪头咬，最后是叔叔伸筷子过来，把它按进汤里泡软了，说“这样吃，面衣吸了汤才好吃”。
后来我自己也试过，确实好吃。只是现在才想起来，那天他碗里根本没有虾。
他吃面的时候七味粉撒得特别多，撒到汤面上红了一层，一边吸溜一边跟柜台后面的人说话。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什么几号几号，什么“这回肯定中”。说到兴头上筷子在空中比划，汤溅到我袖子上。柜台后面那个人只是嗯嗯地应着，切他的葱。
那时候我以为他在说彩票。
我拿“你这是在赌马吗”去挤兑隼人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这句话是从哪学来的。
柜台后面现在切葱的大叔，看年纪，大概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人。刀落在砧板上，一下一下的，很稳。我吃了一半，想问他认不认识一个每个月来一次、只点炸虾天妇罗、七味粉撒一大把、说话说到一半就比划筷子的男人。
想了想，没问。
问了又能怎样。认识，然后呢，他欠你钱吗。不认识，然后呢。
叔叔的事，我知道的好像就这么多。他每个月来这里吃一碗面，撒很多七味粉，给我点过一次炸虾的。纸条上写着“回报叔叔这么多年的辛苦”，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句不要脸的话。可他那么多年的辛苦里，至少有一碗面，他自己没吃上虾。
这算不了什么。三百二和五百二，差两百日元。两百日元换三千万，怎么算都不划算。
我还是把那碗清汤吃得一根不剩。
柜台尽头站着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也在吃面，吃得很慢，一直低着头。店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的客人。
我把汤喝完了，比记忆里咸。
出了店，往站前商店街那边走。走到静香书房门口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本就是要往这边来的，只不过没跟自己说。
***
“哦，你小子。来得正好。”
老板连头都没抬，用下巴朝柜台点了点。柜台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书脊从中间裂开了，像被人当成板凳坐过。
“按着。两边使劲，别歪。”
我把书包放到地上，两只手按住了书。老板拿起镊子，夹了一条细细的白纸，蘸胶，往裂缝里送。
“要按多久？”
“干了为止。”
胶什么时候干，他没说，我也没敢再问。看他那个架势，问一句大概要多按十分钟。
修书的时候，老板话不多，偶尔冒一句，也跟书没什么关系。隔壁拉面店换了老板，汤淡了。今年梅雨来得早。南口那家旧书店的老头腰不好，现在是他儿子看店，那小子不懂书，什么都按厚度报价。
“那家店最近常有个小子去卖书，”他把镊子往裂缝深处探了探，“戴厚眼镜，跟你差不多大。”
我的手指抖了一下。
“别动。”
“……卖什么书？”
“冷门的，绝版的。哪儿便宜往哪儿收，收了倒手，挂网上卖。行里管这个叫せどり。”他手上没停，“手快，眼尖，好书在他手里待不过一个月。上礼拜古本市我还看见他了，蹲在后头那个摊子前面——”
纸条歪了，他“啧”了一声，低头去对缝，后半句就没了。
我盯着自己按在书上的两只手。
食堂里，咖喱旁边，一页一页地读，不跳，不回头。我还以为他读得有多认真。现在想想，他大概是在看品相，看有没有缺页，有没有划线，有没有哪一页被人用铅笔画了花。
……一边读，一边在心里给它标价。这种事，我好像也没资格说别人。我连看锦鲤都要换算成房租。
门口的铃铛响了。
我背对着门，两只手按在书上，动不了，只听见有人在门口的地垫上蹭鞋，蹭得很仔细，左脚蹭完换右脚。
“呀，小姑娘。”
柜台的玻璃上映出门口的人影：白头发，米色外套。我的眼睛先越过她的肩膀往门外看了一眼，商店街窄窄的一条，一辆送快递的小货车慢慢开过去，没有黑车，没有司机，也没有站在对面等着的什么人。
然后我才去看她。
这个顺序，是看完以后才发现的。
她也看见我了，在门口停了一下。我两只手按着一本裂成两半的书，大概像个被罚站的小学生。老板低头涂他的胶，好像店里根本没多出一个人来。
“……一个人来的？”
话出口我就后悔了。同学之间不会这么问。同学会说“你也来了”，会说“好巧”，会问一句感冒好了没有。问“一个人来的”，是在确认她身边有没有人跟着，有没有车，路上安不安全。
那是保镖的问题。
她看着我，像是没听懂，又像是听懂了什么别的。
“……嗯。”
她没问我为什么这么问，走过来，站到柜台边上，低头看我手底下那本书。
“胶快干了。”老板说。
“干了就能松手了？”
“干了再按十分钟。”
我没说话。旁边她的肩膀轻轻动了一下。我没敢转头确认。
之后谁都没提书。
她就站在那儿看老板修书。镊子夹着纸条往缝里送，竹片一段一段压过去，胶从缝里渗出来，老板用指甲一刮就刮掉了。她看得很专心，背挺得笔直，跟在图书馆看书的样子差不多。我手按得发酸，又不能动，只好也跟着看。看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看的不是书，是老板那双手。
“……用的是胶棒吗。”她忽然问。
“哈？”
“不是。”她自己摇了摇头，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把它按回去了，“胶棒粘不住。会歪。”
说得好像她试过一样。我张了张嘴，她已经又去看老板的手了，那句话就停在那儿，前面没头，后面没尾。
老板的镊子停了一下，又接着动了。
胶干了，又按了十分钟。老板说“行了”，我松开手，十根手指像是借来的，半天弯不过来。那本书合上以后，书脊平平整整，看不出哪里裂过。
“……好厉害。”她说。
老板哼了一声，把书放到身后的架子上，嘴角好像动了一下，又好像没有。然后他起身进了里间，说要去烧水，帘子一放，柜台前面就剩我们两个。
我甩了甩手。十根手指还是麻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第六篇。”
她说。
我花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她在说《慢件》。
“那个灯塔的。”她自顾自说着，“守灯塔的人每天晚上写一封信，写完了不寄，放进瓶子里，扔到海里。”
“有人捡到了吗？”
“没有。”
“……那写这个干什么。明明知道海上的漂流瓶基本不会有人捡到，不是自欺欺人吗？”
“我也觉得。”她居然点了点头，“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很生气。写了三十年的信，一封都没有人捡到，最后他老了，灯塔也拆了。这就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故事，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故事。”
“现在呢？”
“现在还是有点生气。”
神无月竟然表现出如此孩子气的一面。或许她平时也会在别人面前这样，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这种感觉像是开到了柏青哥的大奖。
我有点没忍住，笑出了声。她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疑惑我为什么会笑出来。
“……可是那些瓶子还在海里。”她说，“万一后面有人捡到了呢？”
她说完这句，低头看柜台。我也顺着看过去，柜台上有几道很浅的划痕，是镊子和竹片年复一年刮出来的。
“说起胶棒……”
大小姐从胶棒跳到书又跳回胶棒，我已经习惯了她跳脱的思维了，于是等着她继续往下说。
“小时候有一本绘本，书脊掉了，我想自己粘。用的是胶棒，粘歪了，翻开就会掉页。”她用指尖碰了一下柜台上的划痕，“家里的人说，这样不好看，就拿去扔了。第二天，书架上放了一本新的。一样的书。”
“……那不是挺好吗。”
我没过脑子就说出来，说完我就知道说错了。
“嗯。很好。”她说，“新的那本，我一次都没有打开过。”
是啊，我也知道。有些东西就算是又老又破，也是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第一次听大小姐说起自己的童年，我大概也知道这本书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就像我以前穿过的袜子，都快破了我还是舍不得丢，因为那是我打工攒钱买的。
里间传来水壶“咻”的一声。
我的思绪也跟着被打断，突然又想起《雨停之前》最后一页那朵很淡的花。想起她说的“看完了的证明”。以及她宁可走二十分钟，也要来这家又小又拥挤的旧书店。
我在心里默默给神无月道了个歉。
我没把道歉说出来。说出来就像在擅自替她下结论。在这里总结别人的人生，太自以为是了。我只是把发麻的手指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
“结城同学，你知道我是……神无月家的吧。”
“……知道啊。我想全校应该没人不知道，神无月财团的千金。”
“你……不怕吗？”
她在看我那只攥紧又松开的手。
我差点脱口而出“因为我是你家雇的”。好在话到舌尖，被我自己咬住了。
怕什么。怕她让我退学吗。我要是退学了，三千万还是三千万，跟她让不让我退学没什么关系。我这种人，能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多，没什么可怕的。
况且，我觉得不是别人怕你，是你那个一米屏障简直太耀眼了……而我们的大小姐本人当然感觉不到这种东西。
可这话也不能说。
“……我不怕啊。”
她愣了一下。
“因为……教室里，我的座位在后面，要去厕所的话，从你那排过去最近。”
“所以你每次去厕所，都从我旁边走？”
“……喂喂。不要把话说的那么奇怪。”
她低下头，肩膀抖了两下。这次我确定，是在笑。
里间的帘子掀开了，老板端着一个茶杯出来，喝了一口，看了我们一眼，又看了眼头顶的电灯泡，最后放下帘子回去了，脚步声很重，像是故意的。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说该回去了。走到门口，又在地垫上蹭了两下鞋——进来蹭，出去也蹭——手搭在门上，回头看我。
“……下次见。”
铃铛响了一声，门关上了。
老板这才端着茶出来，在柜台后面坐下，吹了吹，喝了一口。
“那小姑娘变活泼了。以前来看我修书，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笑，还叽里咕噜说了这么多。”
工作手册第一页，保持合理距离。我一直以为“合理”的意思是越远越好。可如果她本来就会一个人走到这家店来，那我站在柜台边上，跟我站在街对面，对她安不安全来说，其实没什么区别。
非要说的话，站在柜台边上，还看得更清楚一点。
不管是被西园寺，联络员还是谁看见我走那么近，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我，我以后会不会越站越近。
可能，“书友”对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距离。
***
回家的电车上，我翻出了联络员发来的那张假期表。今天那一格写着：目标居家。
一个“居家”的人，两手空空，没有车，一个人走到站前的旧书店，在柜台边上站着看一个老头修了一个钟头的书，又一个人走回去。按手册，这叫目标擅自外出，要报告。
晚上我照常发了：「今日自由行动，无特殊事项。」
发出去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次我连犹豫都没有。上一回在书店撞见她，我对着屏幕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磨蹭了好久才决定不写那一句。这次手指自己就打完了，比回隼人的消息还快。
***
南口那家旧书店，我是第二天上午去的。
出门前我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想看看镜子里那个人到底打算干什么。镜子里是一个后脑勺翘着一撮头发、没睡好的高一男生，脸上什么都没写。
店在南口出来往右的一条小巷里，巷子只有半边晒得到太阳。玻璃门上贴着“高价收购”，纸角卷起来了。看店的中年男人坐在柜台后面刷手机，大概就是老板说的那个儿子。
柜台前面站着一个人。深色外套，双肩包，厚眼镜。
他正把书一本一本从包里拿出来，码在柜台上。中年男人拿起一本，翻两下，报个数，他点头，或者摇头。摇头的收回包里，点头的留下。两个人前前后后，加起来没说到十个字。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搭在门把上。
推门进去的时候，门上没有铃铛，他没回头。我站到书架边上，假装在找什么，眼睛从两排书中间往柜台那边看。码在柜台上的书里，没有深蓝色的。
他收了钱，拉上包，转身往外走，经过我旁边的时候，我开口了。
“那个……”
他停下来。厚眼镜后面的眼睛没什么表情，只是静静地盯着我。
“古本市那天的……《花信》。”
“怎么了？”
“还在吗。”
他稍微停了一下。
“……三万。”
我原本在路上排了好几句：你也喜欢那个作家吗，能不能让给我，我可以比两百多出一点。结果他一句三万给我搞得莫名其妙。
“那个……我在找那本。找了挺久了。”
“要买的话，三万日元。”
他又说了一遍，连语气都没变，好像我刚才那句话根本没进他耳朵。
他说得很平，像在报明天的最高气温。
“可是，你那天……不是两百买的吗。”
他没回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划了两下，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一个二手书网站的页面，书名两个字，标着“已售出”，价格那一栏是四万二。
“这是上个月的。”
手机又收回去了。
原来是这样。老板说的せどり，汉字据说写作“背取”：从前的人站在书架前，只看书脊就把书抽走，书还没翻开，买卖已经做完了。
说得好听叫慧眼识珠。说得难听点，就是古本市上从我手指头底下把书抽走的那只手。
这门手艺要两样东西：一部查得到价钱的手机，一颗对书没有半点感情的心。后一样我这辈子大概学不会。我连磨破的袜子都舍不得扔。
他只是看了一眼书脊上的出版社，就知道它值多少钱。我蹲在那儿一本一本地翻，手指搭在书脊上犹豫的那一秒，他估计已经瞄准出手了。
我输的不是运气，也不是手速，是一个比我还理性的人。
完败……这比输给运气难受多了。
“这是我买的，不可能把书白送。况且，对于一个近乎绝版的书，我愿意卖，并且开价三万，已经是很良心的价格了……”他冷冷地盯着我，不像在看同学，像在看生意场上的猎物。
“可是我……”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是我花两百日元买的东西，卖或不卖，卖多少，由我来定。决定要买的话，月底之前凑好钱。”他说，“过了月底，我就没法保证这本书还在不在我手里。”
他说话像在展开逻辑树，一层又一层地顺着说下去，让人易懂又信服。可是偏偏是这样理性的话语，才让我感到近乎冷酷的现实摆在眼前。
三万，我付得起。信封里那二十万还剩十几万，抽三张出来，下个月照样吃得上饭。
可那不是随便抽三张的钱。那是半价标签，是卷心菜炒三顿，是天妇罗的油倒进空罐子，是这一个多月每一顿都在心里过一遍才省下来的。牛丼五十碗，便利店站三十个小时，特价米十几袋。这些数字不用我去想，自己就排着队冒出来了。
买下来拿去给她。她会问在哪找到的。我说一个倒卖旧书的同学那里，三万。她会问，为什么要花三万。
我说什么？说“因为是书友”？
有必要为了一本书花三万吗？就为了和她能多聊两句？
古本市上那一秒卡住的东西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它标了价，贵了一百五十倍。
“……我考虑一下。”
他点了一下头，把包往肩上提了提，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又停住了。
“你要自己看，还是送人。”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有区别吗。”
“自己看的话，我可以先借你看完再决定。”他说，“送人的话，就三万。”
“为什么送人就不能先看？”
“对于礼物来说，新的才有心意。”
这话从一个倒卖二手书的人嘴里说出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吐槽哪里。
“你自己看过了？”
“看完了。”他推了推眼镜，“第七篇不错。”
我张了张嘴。第七篇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说全日本，恐怕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两千个人知道，而他是其中一个，我不是。
“……你看完了还卖？”
“看完了为什么不卖，吃灰的书会掉价。”
这确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我问出“看完了为什么卖”的话显得有些愚蠢了。
他拉开门，外面那半边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他的鞋尖上。
“的場。”
“……啊？”
“我的名字。一年C组。总不能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来找我吧。还有，那天食堂，你一直盯着我吃饭。”
……被发现了。
原来是的場。隼人记住的那个“的”字，倒是没记错。
“月底那个周五，我要去神保町送货。在那之前，每周五放学我都在这家店。”他顿了一下，“别来教室找我。”
“为什么？”
“麻烦。”
“随便你。”他最后补了一句，像是想起来这句话本来就该说。
他推门出去，巷子里那半边太阳照在他背上，他往车站那边走，一次都没回头。
我在书架前面又站了很久。中年男人从手机上抬眼看了我一下，大概在想这个人到底买不买书。
出了巷子，南口的便利店门口有一台ATM。我在它前面站住了。
卡在钱包里，信封在家里，卡里的零用钱不够三万，取了也没用。我知道。可我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屏幕上那行“欢迎使用”，看了很久，久到后面排队的阿姨咳嗽了一声。
我让开了。
阿姨取完钱走了，我又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最后什么都没按。
日语里有个词叫“積ん読”：书买回家，往桌角一堆，心安理得地不读。据说明治年间就有这个说法，可见人类拖延的历史比铅字还长。
的場大概是積ん読的天敌。看完就出手，吃灰会掉价，一本书在他手里待不过一个月，倒比在谁家书架上都读得勤快。纯粹的家伙。至少的場不是光买不看，他会认真读。读完后卖出，一本书的价值在那一刻完美体现。
这套道理挑不出毛病。挑得出毛病的是我。我站在这儿，想的是拿三万换一本书，再拿一本书换她在图书馆多说两句话。换来换去，最后想换的那样东西，我连它叫什么都说不上来。
屏幕上还是那行“欢迎使用”。卡里有钱没钱，它都这么说。全车站最有礼貌的，大概就是这台机器。
自己心里清楚，那不是在考虑。
我不想花这个钱，也不想知道，花了这个钱以后，事情会变得怎么样。
我总是在计算，可是算出来又能怎么样。其实等于我什么都没做。
***
假期表上唯一的随行日，排在最后一天。
「目标与家人于站前酒店会食。会场周边待机。」
会场周边待机，说成人话，就是在外面站着吹风。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在酒店斜对面的公交站牌旁边找了个位置。照手册上写的，先看出口：正门一个，侧面停车场一个，后面应该还有员工通道。车会停在正门，或者绕到南口的环岛去等。
站牌底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太太，手里抱着一袋甘夏，等的那班车好像总也不来。
黑车从南口那边开过来，停在了酒店门口。司机下车开门，先下来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然后是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最后是她。
白头发盘了起来，身上是一件我没见过的浅色衣服，很正式。她低着头下了车，跟在两个大人后面往里走，一步一步，走得很稳，一点都没乱，跟开学典礼那天念稿子的时候很像。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接下来是漫长又无聊的两个小时。
站在车站前面等一个人，日本有位前辈做得比我好。涩谷那只秋田犬，主人走了，它照样每天傍晚去车站等，一等十年，等出了一座铜像。
我等两个小时，大概能等出一条联络员的“无异常”。
铜像的待遇其实也一般。现在大家约在八公前面碰头，人到齐了就走，没人回头看它一眼。等人等到最后，成了别人等人时的路标。……这行当的职业前景，好像不太乐观。
想这个之前，先看出口。
我把周围看了一遍又一遍。便利店门口抽烟的两个上班族，送外卖的自行车，一个牵着柴犬来来回回走了三趟的大叔。第三趟的时候柴犬不肯走了，四条腿往地上一摊，大叔怎么拽都拽不动，最后只好弯腰抱起来，狗趴在他怀里，一脸理所当然。
我想要是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把债丢给叔叔不管他有多好。可惜的是叔叔先任性了，接下的是我。
第一个小时快过去的时候，一辆银色的小面包车开过来，停在酒店侧门旁边，没熄火。
我看了它三分钟。车窗贴了膜，看不见里面。侧门是员工通道，按理说不该有车停在那儿这么久。我把车牌在心里念了两遍，又掏出手机，假装在看消息，把车牌打进了备忘录。
好像这是我签合同以来，第一次真的为了“安全”记一件事。之前备忘录里记的全是她几点出门、在哪个路口停下、买没买东西。说到底以前那些才像是过家家。
没办法啊，在学校里面，最危险的也就是那个西园寺了。可是她好像是个百合，我也没立场去掺和她们的感情。顶多盯着大小姐下楼梯时会不会不小心摔倒……这你让我怎么去暗中保护啊……
第五分钟，侧门开了，一个穿白色厨师服的人推着一车空箱子出来，把箱子一个一个塞进面包车后面，拍了拍车门。面包车开走了。
是送菜的。
我把那行车牌删了。删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松了一口气。保镖这工作恐怕得让疑神疑鬼的人当。
长椅上的老太太等的那班车终于来了。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甘夏塞给我，说“站了好久了吧”，然后就上车走了。
我拿着那个甘夏，没剥。我想起了之前那袋酸的。况且上班时间吃零食，肯定要被骂的。
联络员要是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会给我打个高分。站位正确，视线覆盖出口，两个小时没有擅离岗位。这是我签合同以来最像保镖的两个小时。
也是除了放学后，离她最远的两个小时。
酒店的门开了。
车已经挪到了南口环岛等着。她跟在大人后面走出来，穿过酒店门前那条小路，往环岛那边去。我在马路这一边，跟她隔着四条车道和一个红灯。
她上了车。
后座的车窗没关严，留着一条缝。从这边看过去，那条缝里有一点白色。她坐在靠这边的位置，脸朝着窗外。
我不知道她在望什么。也许是车站，也许是路灯，也许什么都没看，只是车里太闷了。
信号灯变绿了。
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我旁边走过去，提示音“嘀嘟、嘀嘟”地响。
我没动。
过去干什么。敲车窗吗。她家里人就坐在她旁边。我站在这边，是工作；走过去，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把视线从那条缝上挪开，照习惯又把周围扫了一遍。
这一扫，才注意到马路斜对面，便利店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灰色夹克，手插在口袋里，不抽烟，也不看手机，就那么站着。我刚才扫过他两次，都以为是在等人。
有点眼熟。
可他看的方向，不是车站，不是酒店，也不是那辆黑车。
是我？
我们的视线撞了一下。他没躲，也没换表情，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进了人群里。
信号灯开始闪。黑车的车窗升上去，开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心里全是汗，甘夏皮都被捏潮了。
大概是看错了。他看的说不定是我身后的什么，站牌，广告，或者刚才那个老太太坐过的长椅。
我掏出手机，站在那儿打报告。
「周边有一名可疑人员（男性，灰色夹克），未确认。目标安全离开。」
他看的是谁，我没写。写了，就得解释为什么会有人盯着一个保镖。
……好像也不用解释。一个欠了三千万的人，万一还有其他的债主……
发送。
信号灯又变绿了。
嘀嘟、嘀嘟。
我没再管那个男人。下班时间，先吃个甘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