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霍尔·尼基季奇·布留哈诺夫做了二十七年酒生意。
人族，五十二岁，在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布良斯克三座城里有十一家酒铺。他不种地，不打仗，不识字——账是雇人记的。他只管一件事：**酒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一斤赚几个铜币。**
他这辈子跟四个领主打过交道。
第一个领主收他的税，按铺子收，一家一年两银币。
第二个领主收他的税，按坛子收，一坛十铜币。
第三个领主不收税，把他叫去，说：“你一年给我一百银币，酒税我不问了。”——那是包税，他干了六年，赚了三倍。
第四个领主还没到任，就让人带话：酒税要加。
现在来了第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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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三月十一进的城。
城里比他想的干净。街上的雪扫过了，堆在两边；城门口点着灯；有几个兵在修城墙，木头是新伐的，还带着树皮。
他在内城门口递了帖子。
等了半个钟头，被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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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不大，一张桌，两把椅，桌上摊着账本。她坐在桌子后头，穿的是一件旧军服，袖口磨白了。
“坐。”
布留哈诺夫坐下。他坐下的时候先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账本——那是他的习惯，看账本比看人准。
账本翻在“酒税”那一页。
“你一年卖多少坛酒？”她问。
“殿下，这个……”
“我算过。”她说，“城里七百户，一人一年喝多少，我不知道；可按你交的税倒推，你一年卖出去四千坛上下。”
布留哈诺夫的后背出了一层薄汗。
“殿下算得准。”
“酒税，账上一年八十二银币。”她说，“你交了多少？”
“八十二。”
“你赚多少？”
“殿下，这个……”
“我再说一遍。”她抬起头，“你赚多少。”
布留哈诺夫看着她。
他这辈子见过很多领主，大多问“我能收多少”，很少有人问“你赚多少”。
“三百上下。”他说。
“三百。”她点点头，“八十二交公，三百进你口袋。这门生意，我为什么不自已做？”
“因为殿下不会做。”布留哈诺夫说，“酿酒要人手，卖酒要路子，运酒要车马。殿下的兵能打仗，可不会看酒坛子。”
“说得对。”她说，“所以我把这门生意包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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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税的条件，谈了三天。
第一天，他出价：一年一百银币，包三年，先交一百。
她没说话，把账本合上了。
第二天，他加到一年一百五，先交两百。
她问了一句：“你铺子里的酒，掺水吗？”
布留哈诺夫愣了一下。
“殿下，掺一点。”
“掺多少？”
“三成。”
“从今天起，掺两成。”她说，“掺两成，你一斤多赚两个铜币，一年下来，你自己算。”
布留哈诺夫算了算，心里一跳。
“殿下这是……”
“我替你算的。”她说，“你把掺水从三成降到两成，赚的比原来还多——因为买的人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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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价钱定了。
一年一百二十银币，包五年，先交六百。
“六百？”布留哈诺夫说，“殿下，这是五年的钱，一次交清，我周转不开。”
“你周转得开。”她说，“你三座城十一家铺子，六百银币拿得出来。”
“拿得出来，可这钱一交，我五年就白干了。”
“你五年不白干。”她把一张纸推过去，“这是你的账，我给你算过：一年卖四千坛，一坛赚八个铜币，一年三百二十银币。交我一百二，剩两百。五年，一千。”
布留哈诺夫看着那张纸。
纸上写得清清楚楚，连他运酒的车马钱都算进去了。
“殿下算得比我自己还细。”
“我不细，这城活不过冬天。”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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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契是在三月十四。
签之前，布留哈诺夫又提了一条。
“殿下，还有一条。”
“说。”
“粮价涨的时候，酒价跟着涨。”
“涨多少？”
“一成。”他说，“粮涨一成，酒涨半成。”
“一年涨几回？”
“最多两回。”
她算了算。
“涨了，伤兵的官价也涨？”
“不涨。”他说，“伤兵那份，按老价。”
“那还行。”
“殿下，还有一句。”布留哈诺夫说，“这一条，您要是不同意，这六百银币，我就抬不进来。”
她看着他。
“你早就算好了。”
“算好了。”他说，“小人做买卖，先算退路。”
她想了很久。
“写进去。”她说，“一年最多两回，一回最多半成。伤兵的价不许动。”
“成。”
“布留哈诺夫。”
“在。”
“你这一条，我记着。”
“殿下记着，小人也记着。”他说，“五年之后，您要是觉得亏了，就不续我。可这五年，得按契来。”
契书两张，一张给她，一张给他。契上写四条：
写到第三条的时候，布留哈诺夫忽然开口。
“殿下，小人加一句。”
“加什么？”
“城里的酒牌，只发给我一家。”
她抬起头。
“独家？”
“独家。”他说，“殿下想，城里现在有四十一家酒铺，小人包了税，可别人还能开铺子——他开一家，小人的酒就少卖一坛。殿下要小人的六百银币，小人就得有个准头。”
“独家，你就敢抬价。”
“抬不了。”布留哈诺夫说，“契上写了官价，伤了兵用酒也写了官价。小人能抬的只有卖给外人的酒，一坛多两个铜币。”
她想了很久。
“独家给你。可有一条：每年长冬二月，你要把一年的账给我看。”
“看账？”
“看账。”她说，“我不查你的钱，我查你的价。价涨一分，独家就收回来。”
布留哈诺夫的脸僵了一下。
“殿下这一条，狠。”
“狠不狠，你自己算。”她说，“独家五年，值不值一个长冬二月。”
“值。”他说。
一、酒税每年一百二十银币，五年不涨。
二、酒不许掺水过半，掺一半以上，罚一年税。
三、军中伤兵用酒，按月供给，按官价，不许抬价。
四、五年之内，不许把铺子转给外人。
布留哈诺夫看到第三条，抬起头。
“殿下，官价是亏的。”
“亏多少？”
“一成。”
“那就亏一成。”她说，“伤兵那点酒，你亏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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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银币是当天下午抬进来的。
那天上午，布留哈诺夫带她去看了一趟酒铺。
铺子在城南，一间半地下室，进门得低头。屋里有六只大木桶，靠墙排着，桶上盖着草席。
“酒从哪儿来？”
“自己酿。”他说，“后院有灶，有蒸锅。黑麦、水、酵母，一桶酒酿十二天。”
“一桶出多少？”
“一百二十升。”他说，“掺三成水，出一百五十六升。一升卖六个铜币。”
“成本呢？”
“一升两个铜币。”
她算了算。
“掺水三成，你一升赚四个。”
“是。”
“掺两成呢？”
“赚三个半。”布留哈诺夫说，“可买的人多三成——不闹肚子，不头疼。”
她走到桶边，掀开草席看了一眼。
酒是浑的，上头浮着一层白膜。
“这是什么？”
“酒膜。”他说，“好酒才有。掺多了水，就没有膜了。”
“那你自己喝哪一种？”
布留哈诺夫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殿下，小人喝不掺的。”
“为什么？”
“因为小人知道掺的什么样。”他说，“卖的人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就不会喝。”
两只木箱，一箱三百，抬箱的是他铺子里的两个伙计。箱子打开，银币一摞一摞，用布条捆着。
洛吉诺夫数了一个下午。数完，报了个数：五百九十七。
“差三个。”
“殿下，路上损耗。”
“损耗三个？”
“是。”
她看了他一眼。
“补上。”
布留哈诺夫从怀里摸出三枚，放在桌上。
“殿下，小人做买卖，向来是这么算的：路上损三个，是常事。”
“我不管常事。”她说，“我管我的账。差三个，补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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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留哈诺夫出城那天，天很冷。
他坐在车上，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城。
城墙上有人在走，城门开着，门口点着灯。
他旁边坐着他的账房，姓什么他都不记得了，就记得这人算账快。
“东家。”账房问，“这生意，咱们亏不亏？”
布留哈诺夫把袖子里的契书摸出来，看了一眼。
“不亏。”
“那六百银币……”
“六百银币买五年安稳。”他说，“你知道前几个领主怎么收税的吗？今天加一次，明天加一次，加到你想跑。她一口气定五年，五年不涨——这五年里，我能把酒卖到布良斯克去，一年能多卖三千坛。”
“可她还限了掺水。”
“我原来掺三成。”布留哈诺夫说，“她说掺两成。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掺两成，酒的味道就对了。”他说，“味道对了，人才天天来。我掺三成，是图眼前，她掺两成，是图长久。”
账房沉默了一下。
“东家，那这女人，是个明白人。”
“是个明白人。”布留哈诺夫说。
他把契书收进袖子，往车上一靠。
“明白人最难做买卖。”他说，“因为她算得比你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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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洛吉诺夫把六百银币锁进库房。
锁完，他回来报账。
“殿下，六百银币，够买粮三百石。”
“不买粮。”她说。
“那买什么？”
“买锡和铅。”她说，“施特劳斯要开炉，锡和铅还差。”
老账房愣了一下。
“殿下，粮只够吃两个月了。”
“我知道。”她说，“可要是开了春联邦打过来，有粮没枪，粮是给人家留的。”
她把账本合上。
“睡吧。”她说，“明天还有一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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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酒涨了价。
涨得不多：一升从六个铜币涨到七个。
可城里人算得清——一升七铜币，一家一天喝两升，一个月多六十铜币。
阿尼西娅来找她。
“殿下，酒贵了。”
“布留哈诺夫涨的？”
“他不敢明涨。”老太太说，“他把升改小了。原来一升十两，现在一升九两，价钱不变。”
她把这一条记下来。
“合同上怎么写的？”
“写着官价，没写升的大小。”
她沉默了一会儿。
“是我漏了。”
“殿下，要不要罚他？”
“罚不着。”她说，“契上没写，罚他就是我不讲理。”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她说，“明天我让人做一批官升，一升十两，铁打的，摆在城门口。谁的酒不按这个升量，就砸谁的铺子。”
“他要是不认？”
“他认。”她说，“他是买卖人，买卖人认秤。”
临走那天，布留哈诺夫问了她一句话。
“殿下，您这五年，打算怎么过？”
“熬。”
“熬不过呢？”
“熬不过，这城就空了。”她说，“城空了，你的酒卖给谁？”
布留哈诺夫想了想，从上衣里摸出一张纸。
“殿下，这是我在布良斯克、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铺子。”他说，“那边要是有人买酒，我让他们走您这条道，过路税照交。”
“为什么？”
“因为我这五年指望您。”他说，“您要是空了，我这十一家铺子也空了。”
她把那张纸收下来。
“布留哈诺夫。”
“在。”
“你比我想的明白。”
“做买卖的，就靠这个。”他说，“不明白的，早破产了。”
那年冬天，布留哈诺夫的铺子里，第一次挂出了“官升”。
木牌子，一升十两，拿铁箍箍着，挂在门楣上。
“东家，这牌子挂给谁看？”
“挂给殿下看。”他说，“也挂给我自己看。”
布留哈诺夫的五家铺子，后来开到了布良斯克。
开张那天，他给城里的教会送了两桶酒。
主教没收，让人抬回去了。
“为什么收回去？”
“主教说，他的酒是给伤兵的，不是给他的。”
那年冬天，城里没有一家酒铺被砸。
“为什么？”
“因为官升摆在门口。”阿尼西娅说，“摆着，就没人敢缺斤两。”
“那官升是谁做的？”
“铁匠做的。”她说，“铁匠说，这是他一辈子做得最值钱的东西。”
那年冬天，城里的酒，涨了一个铜币。
没有人闹。
“为什么？”
“因为官升在那儿摆着。”阿尼西娅说，“摆着，人心里就有数。”
那年冬天，布留哈诺夫算了一笔账：
五年，十一家铺子，六百银币，换一个“独家”。
“赚不赚？”
“赚。”他说，“赚一个安稳。”
那年冬天，城里的酒税，第一次按时交了。
“怎么交的这么痛快？”
“因为布留哈诺夫知道，交晚了，独家就没了。”
那年冬天，布留哈诺夫在城门口，第一次看见了官升。
铁打的，一升十两。
他把自家铺子里的升，拿出去比了比。
“差半两。”他说，“回去换。”
布留哈诺夫走后，她把那张纸压在账本底下。
换完，他把新升摆回柜上，笑了。 这一回，他算对了。这买卖，还得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