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令，她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长。写了荒地、逃户、税、役、牛、种子、借贷、担保，写了满满两张纸。写完她自己看了一遍，撕了。
“太长？”洛吉诺夫问。
“太长。”她说，“念到第三句，人就走了。”
第二遍写得太文。她用了“蠲免”“给复”“劝课”这些词，写完念给布勃诺夫听。
布勃诺夫听完，挠了挠脸。
“殿下，您说的这些，我一个都不懂。”
“那就不算。”
第三遍她只写了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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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地，谁种归谁。三年不纳粮。
二、逃出去的人回来，免一年役。
三、来的人，先到城里领牛和种。”
写完，她让洛吉诺夫抄四十份。
“四十份够吗？”
“四十份够贴。”她说，“要念。”
“念？”
“这城里识字的人不超过二十个。”她说，“贴上去，是给识字的人看的；念出来，才是给活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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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四十个人出了城。
每人带一张令、一只铃铛。走到村口，先摇铃；铃一响，人就出来；人出来了，就念。
念的话也定了，跟纸上的三行不一样：
“听着——殿下有话。荒地，谁种归谁，三年不纳粮。逃出去的，回来，免一年役。想种的，先到城里领牛和种。就这些。”
派出去的人里，有一个是原来守备营的老兵，叫斯捷潘·伊里奇·库兹涅佐夫——不是那个死了的库兹涅佐夫，是另一个，四十岁，认得字。
他走之前，她把他叫住。
“你念的时候，看着人的眼睛。”
“殿下？”
“念告示的人，眼睛要看着人。”她说，“你要是不看，他们就觉得你在替别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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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佐夫去了三天。
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五个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一个孩子。
“就这些？”
“就这些。”他说，“殿下，我跑了六个村子。四个村子是空的，一个是只有老头老太，念了也没用。只有河湾那个村，有人。”
“他们为什么来？”
“因为那个村的男人上回吃了种子，殿下没杀他。”库兹涅佐夫说，“他们说，这样的领主没见过。”
“没见过就来看看？”
“来看看。”他说，“看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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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她在城门口站着。
下午，出了件事。
一个老太太堵在城门口，拦住一辆进城的车。
“那是我家的地！”
车上坐的是新来的一户，从布良斯克逃出来的，姓什么还没登记。
“哪块地？”
“南门外那块。”老太太说，“十三亩。我男人在那儿种了三十年。他死了，我跑了，可地还是我家的。”
“你有契吗？”
“有。”老太太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纸都磨软了，“契在。”
她把契接过来，看了看。
契是真的。三十年前的，上头盖着前前任领主的印。
“你走了几年？”
“三年。”
“三年里，这块地谁种？”
“没人种。”老太太说，“草长得比人高。”
“现在有人种了。”
“那是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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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她把三家叫到一起。
老太太，新来的那户，还有洛吉诺夫。
“契是真的。”她说，“地归你。”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可她三年没种。”新来的那户说，“是我们把草割了，是我们翻了土。”
“翻了几亩？”
“十三亩全翻了。”
“翻土的钱，算我的。”她说，“一亩三十铜币，十三亩，三百九十铜币。”
“那地呢？”
“地归她。”她说，“你要种，跟她租。”
屋里静了一下。
“租多少？”
“一亩两斗。”老太太忽然开口，“我只要两斗。”
新来的那户算了算。
“两斗，我出。”
“那就这么定。”她说，“契我写，你们俩按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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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完契，老太太没有走。
她站在门口，把那张旧契看了又看。
“殿下。”
“嗯。”
“这张契，我收了三年。”她说，“三年里我走到哪儿都揣着。我以为早没用了。”
“契有用。”她说，“地也有用。”
“那我能不能……回那块地看看？”
“明天去。”她说，“带上契。”
五个人的那个村子，其实只来了三个——男人、女人、孩子。另外两个是路上捡的，是从别的领地逃出来的，听说这儿免三年税，就跟来了。
男人站在城门口，不敢进。
“进来。”
“殿下，俺们……”
“进来。”她说，“城门开着，就是让人进的。”
男人带着婆娘孩子走进来，走到一半，忽然回头看了一眼城门。
“殿下，这门不关？”
“不关。”
“晚上也不关？”
“晚上关。”她说，“白天开。”
男人点点头，往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殿下，俺们住哪儿？”
她愣了一下。
这一问，她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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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她跟洛吉诺夫、布勃诺夫、波德科帕耶夫仨人坐在一起，算房子。
“城里有多少空屋？”
“户籍上两千一百户，实有七百户。”洛吉诺夫说，“空屋该有一千四百间，可塌了一半。”
“能住多少间？”
“数过。”老账房翻册子，“能住人的，六百二十间。”
“来一户，给一间。”
“一间不够。”波德科帕耶夫说，“一家人住一间，冬天得挤着。挤着会生病。”
“那就给两间。”她说，“孩子多的给三间。”
“殿下。”代管书吏犹豫了一下，“这屋子，原来是别人的。”
“谁？”
“逃了的人。”他说，“契书上写着，是他们的。”
屋里安静了一下。
“契书在谁手里？”
“在库里。”
“那就在库里放着。”她说，“人回来，屋子还他。三年不回来，屋子归新来的人。”
“三年？”
“三年。”她说，“这三年里，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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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在城门口又站了一个下午。
来的人多了一点。到天黑，一共来了十七户，四十一口。
有一户是原来的城里人。男人四十来岁，会做木工，去年跑去了布良斯克，这回听人念了令，走回来的。
他站在城门口，看见城墙，忽然哭了。
“怎么了？”
“殿下，我家的屋子在里头。”他抹了一把脸，“我以为早让人占了。”
“没占。”
“殿下。”他忽然跪下去，“我能不能……我今天就想回去看看。”
“去吧。”她说，“屋子要是塌了，明天找波德科帕耶夫，领木料。”
他爬起来，跑了进去。
跑出十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句：
“殿下！我叫菲利普！菲利普·阿尔捷米耶维奇·索科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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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她坐在桌前，把新来的名字一个一个抄进册子。
抄名字之前，出了件事。
一个男人从城门口走进来，四十来岁，背着一口破锅。
他站在街上，四下看，看了一会儿，忽然往一条巷子里跑。
跑到一半，停住了。
巷子尽头的一间屋子，门开着，屋里有人住。一个老婆子坐在门槛上，正在剥豆子。
“这屋子……”男人说，“是我家的。”
老婆子抬起头。
“你叫什么？”
“斯捷潘·阿基莫维奇。”
老婆子把豆子放下。
“你婆娘呢？”
男人的脸僵了。
“她……她去年冬天没熬过去。”
“我知道。”老婆子说，“是我埋的。”
男人站在巷子里，没动。
“埋哪儿了？”
“城外。”老婆子说，“坟上插了根木牌，写了她名字。我不认字，是求神父写的。”
男人慢慢地蹲下去，蹲在巷子当中。
抄到第十七个，笔停了。
洛吉诺夫在旁边看着。
“殿下？”
“十七户。”她说，“一天十七户。一百天一千七百户。”
“殿下，来不了那么多。”
“我知道。”她说，“可我得算。”
她放下笔。
“洛吉诺夫。”
“在。”
“里奥要的八百个兵、三千石粮，是从这七百户里出。”她说，“现在多了十七户。”
“是。”
“我算了一下：一户出一个人，七百户出七百个人。里奥要八百。差一百。”
“是。”
“我还算了一下：三千石粮，七百户，一户得交四石二斗。去年一户收成多少？”
“好年景，一户十石上下。”
“交四石二斗，剩五石多。”她说，“够吃，不够过冬。”
老账房没有说话。
“所以我得招人。”她说，“招到两千户，一户交一石五，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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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来之前，逃户的事又被翻出来一次。
波德科帕耶夫来找她，手里拿着一份旧契。
“殿下，城南那块地，有几户来问。”
“问什么？”
“问是不是三年不纳。”
“是。”
“可那块地，是有主的。”他说，“契在库里，主人叫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三十年前是城里的富户，后来跑了。”
“跑了三十年？”
“是。”
“那地荒了三十年，谁种？”
“没人种。”
“那现在有人种了，就是我许的。”她说，“他回来，就还他；不回来，就归种的人。”
“殿下，他要是回来看见呢？”
“看见就看见。”她说，“他要是能拿出三十年的税单，地还他；拿不出来，就按逃户算。”
代管书吏把这一条记下来。
“殿下。”他写完，抬起头，“这三十年，库里没有一张税单。”
“我知道。”她说，“所以这城里的地，眼下都是我的。”三月初二，莫斯科来了信。
信是西路军转来的，封皮上盖着御前会议的印。
她拆开，看了两遍，递给洛吉诺夫。
“念给我听。”
老账房戴上眼镜，念：
“着西路军会同枢密院，遣监军一员，赴切尔尼戈夫领，核查户籍、粮储、军械、税入。监军到日，该领主须开库、开册、开仓，不得隐匿。”
念完，他抬起头。
“殿下。”
“嗯。”
“监军来了，账上那三千石……”
“账上是三千石。”她说，“库里是四百石。”
“那怎么交？”
她把信折起来，放在桌上。
“照实交。”她说，“他问一石，我就答一石。他问三千石，我就带他去仓里数。”
“殿下，这……前任守备就是因为这个掉的脑袋。”
“前任守备是拿了钱。”她说，“我没拿。”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下着雪，城门口那两盏灯还亮着——她让人点的，一夜不灭，给夜里来的人照路。
“洛吉诺夫。”
“在。”
“明天起，把粮仓的门卸了。”
“卸门？”
“卸门。”她说，“谁想看，谁就进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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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洛吉诺夫来报数。
“殿下，今天来了十七户。”
“四十一口？”
“四十一口。”他说，“其中十一口是孩子。”
“孩子好。”她说，“孩子长大了，就是人。”
“可孩子现在不干活。”
“我知道。”她说，“所以从今天起，孩子一天多吃半碗。”
“殿下，粮不够。”
“够。”她说，“我的那份，分给孩子。”
老账房抬起头。
“殿下，您已经减半了。”
“那就再减半。”
“再减半，您一天就喝两碗稀的。”
“两碗稀的，够一个人活。”她说，“孩子长身体，一碗稀的，长不大。”
那天夜里，城门口的灯又添了油。
“殿下，灯油要钱。”
“添。”
“一盏灯一夜烧半斤油，两盏就是一斤。一个月，三十斤油，六十铜币。”
“添。”她说，“六十铜币，换一个人敢在夜里进城，值。”
三月底，来的人到了一千二百户。
比她想的多。
“为什么来这么多？”
“因为布良斯克那边赶人。”洛吉诺夫说，“也因为这儿有灯。”
五月里，城门口的灯，又添了一盏。
三盏灯，一夜烧一斤半油。
“殿下，太费了。”
“费也得点。”她说，“灯亮着，人才知道往哪儿走。”
那年春天，城里来了三百二十户。
走了一百一十户。
洛吉诺夫在册子上写：来三百二十，走一百一十，余一千二百零七。
写完，他添了一句：“走的多半是老人。”
“为什么走？”
“因为这儿冷。”他说，“老人扛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