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吉诺夫这辈子记过三本册子：旧账、新账、和一本他自己偷偷记的。
旧账记的是账上的数，新账记的是实有的数。
第三本，记的是他自己心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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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租是四月初定的。
定之前，她把他叫去，问了一个问题：
“定额租和分成租，哪个招人？”
“定额。”洛吉诺夫说，“定额稳。一户一年交四石，收多收少都是四石。丰年他赚，荒年他赔。”
“那为什么定额招不到人？”
“因为这里的地不行。”老账房说，“殿下，这地方的地，好年景收六斗，坏年景收三斗。定额租定四石，遇上坏年景，一户收三石，交完租，自己剩负一石——他得借粮过日子。借一年，欠一年，第二年他就跑了。”
“分成呢？”
“分成是：种子我出，收成对半。”洛吉诺夫说，“收六斗，交三斗；收三斗，交一斗半。荒年他也不至死。”
“分成对领主亏。”
“是。”老账房说，“分成比定额少收三成。”
“那还是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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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的规矩，是四月二十三定的。
她让洛吉诺夫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城门口，跟原来的三行令贴在一起。
“一、种子由领主出，一亩一斗。
二、收成对半。领主那一半，可以折银，也可以折粮。
三、借牛的人，牛租另算：一头牛一年，秋后还四斗。
四、种子若是被吃了，秋后加倍还。”
第四行是后来加的。
“殿下。”洛吉诺夫说，“这第四行，太狠。人会怕。”
“会怕，才不敢吃。”
“可饿急了的人，怕也没用。”
她想了想，把第四行划了，改成：
“四、种子若是被吃了，报官，由领主另给；再吃，秋后加倍还。”
“这样呢？”
“这样好。”老账房说，“一是给人留一条路，二是让人知道，您是讲理的，不是好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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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的规矩贴出去之后，第一个不服的，是城西的一户。
户主叫尼基福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波卢欣，五十岁，原来是给前任守备种地的。他来找洛吉诺夫。
“这规矩，我不签。”
“为什么？”
“分成是对半。”老农说，“我种十亩，收六石，交三石。可那三石，殿下还要折银。折银按市价，市价是她定的。”
“市价是市价，谁定都一样。”
“不一样。”波卢欣说，“去年粮贵，今年粮贱。要是秋后粮贱，我交的是粮；要是秋后粮贵，她让我交银——我卖粮换银，一进一出，我亏两回。”
洛吉诺夫把这话记下来，报给了她。
“他说得对。”她说，“分成要折银，折价就得写死。”
“怎么定？”
“按秋收的市价，不按春天的。”她说，“春天粮贵，秋后粮贱。按秋天的价折，他亏不着。”
“殿下，那您少收。”
“少收。”她说，“少收，他也少跑。”
第二天，规矩的第三条改了：折银按秋后市价。
波卢欣看完，还是没签。
“又怎么了？”
“我签了，明年您走了呢？”他说，“三十年里，这规矩改了十七回。您这一回，能撑几年？”
洛吉诺夫把这句话原样报给了她。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
“殿下？”
“他说得对。”她说，“这话我答不上来。”
“那怎么办？”
“那就别答。”她说，“做给他看。”
逃户回来的速度，比谁想的都快。
量地量了二十天。
洛吉诺夫带了八个人，拿着绳子和木桩，一村一村地量。绳子是三十丈一根，量完一绳，插一根桩。
“为什么要量？”有人问。
“因为分成租得知道有多少亩。”老账房说，“不量，一户报十亩，实际种十五亩，那一半就白送了。”
量到河湾村，出了问题。
村里的地，三十年前是按“犁”算的——一犁地，大约十亩，可不严格。三十年后，一户说他有五犁，另一户说只有三犁，谁也说不清。
“按绳量。”她说。
“按绳量，我们就少了。”村里的老人说，“犁地是祖上传下来的，绳是殿下的。”
“绳是死的，犁是活的。”她说，“你们要犁，我就按犁；要绳，我就按绳。可一样东西只有一个数。”
最后是按绳量的。
量完，那个村的老人蹲在田埂上，看着新插的木桩，看了很久。
“殿下。”
“嗯。”
“我那块地，绳量是八亩。”他说，“犁算，是十亩。”
“少了两亩。”
“少了两亩。”他说，“可我心里踏实了——以前说不清，跟人吵架，吵到打起来。现在有桩，桩在那儿，谁也赖不掉。”
三月十七来的那家木工，四月里带回来六户。六户带回来二十户。二十户又带回来七十户。
到四月十五，城里的户籍从七百户涨到九百四十户。
四月里，康斯丁尼的信到了第二封。
信很短：“殿下：两个团被拆了，我不签字。基辅的雪化了，我在数他们的营火。弟子上。”
她把信看了两遍。
“殿下。”洛吉诺夫在旁边问，“康将军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会回来吗？”
“会。”她说，“他要是回不来，就不会写信了。”
人一多，粮就紧。
洛吉诺夫当天夜里又算了一笔：九百四十户，四千一百口人，一天要吃四十一石。库里一千二百石，只够一个月。
“殿下。”他把算盘推过来，“这么吃，吃到七月就空了。”
“那就七月之前把粮弄来。”
“从哪儿弄？”
“三个地方。”她说，“包税的钱买，教会的第二笔借，联邦手里抢。”
“三样都不稳。”
“不稳也得用。”她说，“七月之前，我要看见粮车进城。”
七月里，洛吉诺夫来报了一次。
“三处，到齐了两处。”他把册子摊开，“包税的钱，买了两百石；教会第二笔借来三百石。第三处——联邦手里——没抢着。”
“够吗？”
“不够。”老账房说，“这个月走了四十七户。”
“往哪儿走？”
“往布良斯克。”他说，“那边老领主今年不收税。”
她沉默了一会儿。
“记下来。”
“记什么？”
“记这四十七户。”她说，“姓名、几口、往哪儿去。将来我要是能赎，一个一个赎。”
洛吉诺夫抬头看了她一眼。
“殿下，人走了，是不会回来的。”
“那就记着。”
他低下头，把那四十七户抄进了新册子。
抄到最后一行，他停了一下。
“殿下，这四十七户里，有十一户是三月里从布良斯克来的。”
“我知道。”
“他们又回去了。”
“我知道。”
“怎么来的？”她问。
“听人说的。”洛吉诺夫说，“逃户之间有信。谁家在这儿得了牛，谁家在这儿吃了顿饱的，消息传得比令还快。”
“他们从哪儿来？”
“布良斯克那边。”老账房说，“那边有个姓奥博连斯基的，是个小领主，去年加了三成税。他一加税，人就往这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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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那天，奥博连斯基家来了人。
来的是个管事，姓什么不知道，穿一件皮袍，骑一匹瘦马，带了两个随从。
“殿下。”管事在院子里行礼，“小人是谢韦尔斯基侯家的管事，奉侯爷之命，来问一句。”
“问。”
“殿下近日，是否在收留我家逃户？”
“收了。”
管事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料到这么直。
“殿下，逃户是我家的丁。他们的地在我家，他们的税在我家。殿下收他们，是挖我家的人。”
“他们逃的时候，你在哪儿？”
“殿下？”
“我问：他们饿的时候，你在哪儿？他们交不起三成加税的时候，你在哪儿？”
管事不说话。
“他们在我的城里吃上饭了。”她说，“你要是想把人要回去，可以——把他们的欠税免了，把加的三成撤了，再派车来接。接得回去，我不拦。”
管事看着她。
“殿下，这话小人不敢回。”
“那就原话回。”她说，“一个字都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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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事走了之后的第三天，奥博连斯基亲自来了。
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侯，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奥博连斯基，血族，一百五十岁，个子不高，脸瘦，眼睛很细。
他带了一百骑，在城外扎营，自己带四个随从进城。
她请他在内城的堂屋里坐。
“殿下。”奥博连斯基开口，“我的人，你收了。”
“收了。”
“我要是硬要呢？”
“你要不走。”她说，“除非你打进来。打进来，城破了，人也跑了——你收一座空城做什么？”
奥博连斯基看着她。
“殿下，你比我小三十岁。”
“是。”
“三十年前，我也这么横。”他说，“后来我明白了：横不能当饭吃。”
“那您现在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一个领主最要紧的不是能打，是有粮。”他说，“我现在缺粮。去年加税，是因为我粮不够。加税把人逼跑了，我粮更不够。”
“那我给你粮。”
奥博连斯基愣了一下。
“你？”
“我给你三百石黑麦。”她说，“春天给你。你拿这三百石养住你的人，别再跑。”
“你要什么？”
“我要跟你签个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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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书是第二天签的。
签契之前，奥博连斯基提了一件事。
“殿下给我三百石。”他说，“我领这个情。可我那边的人，不光缺粮，还缺牛。”
“牛我没有。”
“殿下有四十头。”他说，“从柳别奇带来的。”
她看着他。
“牛是给农户的。借出去的牛，秋后还四头。”
“我知道规矩。”奥博连斯基说，“我不是要牛，我是要殿下许我一句话：明年我那边的人要是想借牛，殿下借不借？”
“借。”她说，“按一样的规矩。”
“一样？”他笑了一下，“殿下借我三百石粮，我许你过境；殿下借我牛，我要拿什么许你？”
“你不用许。”她说，“你只要别把我的人挖走。”
奥博连斯基把这句话在嘴里嚼了一下。
“殿下，”他说，“挖人的不是我，是粮。谁有粮，人往谁那儿走。”
他说完，把契书折好，塞进袖子。
“我签。”
条件很简单：
一、她给奥博连斯基三百石黑麦。
二、奥博连斯基许她的人过境，不收过路税。
三、将来莫斯科要军需摊派，两家一起拖。
四、谁先背约，另一家可以把这条约贴在莫斯科的集市上。
奥博连斯基看到第四条，笑了。
“殿下这一条，是把刀架在脖子上。”
“是架在两个人脖子上。”她说，“我不背，你也不敢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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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完契，奥博连斯基在城里住了一夜。
夜里，他在城墙上走了一圈，看了看城墙、看了看兵、看了看城门口那两盏灯。
第二天临走，他问了一句：
“殿下，你那三百石粮，从哪儿来的？我听说你库里只有四百石。”
“借的。”
“向谁借？”
“教会。”
奥博连斯基站在马边上，半天没说话。
“你借粮，再借给别人？”
“我借给一个不想我死的人。”她说，“你要是没粮，你的人继续往我这儿跑；你的人跑光了，你的地就荒了；你的地荒了，联邦的人就过来。你过来了，我这边就守不住。”
“所以你救我，是救你自己。”
“是。”
奥博连斯基翻身上马。
“殿下。”他坐在马上说，“三十年前我要是有你这个脑子，也不会落到今天。”
“三十年前你要是这样，早被人毒死了。”她说。
他笑了一声，打马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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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洛吉诺夫把新册子翻到最后，看着上头那一行一行的名字。
九百四十户。
他拿起笔，在页边写了一个小字：“四月十五。”
写完，他搁下笔，从怀里摸出那张小纸片——上头写着两个名字，两个日期。
他把纸片摊在灯下。
“玛尔法。”他念妻子的名字，“伊柳沙。”
儿子的名字念出来，他的嗓子哑了一下。
“你们要是没死，”他说，“现在也有地种了。”
第一户的账是七月结的。
河湾村，斯捷潘·弗罗洛维奇·库尔巴托夫，一百二十亩荒地，头一年种。
“收多少？”
“黑麦八十七石。”洛吉诺夫说。
“种子是我出的？”
“是。一百二十亩，十二石种。”
“扣掉种子，七十五石。”她说，“对半，三十七石半。”
“殿下，他家六口人。”
“那剩三十七石半，够吃半年。”
“是。”
老账房把账记好，抬头看她。
“殿下。”
“嗯。”
“这户去年还在偷种。”
“我知道。”
“今年他交租了。”洛吉诺夫说，“交得痛快，一斗没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三十七石是自己的。”老账房说，“去年偷种，收三十石，全是自己的——可整年提心吊胆，怕被收走。今年交一半，剩一半，睡得着觉。”
她笑了一下。
“睡得着觉，比多收十石值钱。”
结完账，洛吉诺夫在册子边上写了一行：
“分成租第一户，结清，无欠。”
写完，他停了停，又添了一句：
“此户去年偷种，今年交租。”
他把笔搁下，笑了一下。
“这一句，将来谁看见，都知道这地方是怎么转过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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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灯之前，他把册子翻到第一页，看了看。
第一页上写的是：“实有八百六十亩，招垦中。”
他拿起笔，在下面添了一行：
“至七月，实垦四千二百亩。”
添完，他把笔搁下，看着这两个数字。
八百六十。四千二百。三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