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努季主教讲了四十年的道。
他讲道有一条规矩：**不点名。**
点名的教士，名声大，死得快。所以他讲道只讲比喻，讲圣徒，讲旧约里那些被抢了地的人。
可八月二十四那天，他破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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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礼拜日。
主教座堂里坐满了人。城里现在有两千多口，堂里挤不下，门槛外头还站着几十个。
帕夫努季站在台上，念完福音，抬起头。
“弟兄们。”
堂里安静了。
“今天我不讲经。”他说，“我讲一件旧事。”
“三十年前，这座城里有六口钟。五口在城里，一口在河边一个小村，叫柳别奇。”
底下有人动了动。
“那口钟，响了三百多年。村里人听钟下地，听钟回家，听钟做礼拜。谁家死了人，敲三下；谁家娶媳妇，敲七下。”
“去年冬天，那口钟没了。”
堂里没有人说话。
“我问过：钟为什么没了？有人说，钟变成了炮。”
帕夫努季把手放在讲台上。
“炮是救人的。”他说，“去年冬天，要不是柳别奇有那门炮，北边早塌了。我不是说钟不该拆。”
他停了停。
“我是说——**拆钟的人，得记得那是钟。**”
“钟没了，村里人听什么下地？他们现在听什么？听鞭子，听吆喝，听炮响。”
“弟兄们，我们没了钟，就得有别的东西替它。要是没有，我们就只剩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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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完，堂里的人散得比往常慢。
阿尼西娅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围巾，等人都走了，才走过去。
“主教。”
“阿尼西娅。”
“您今天讲的，是说殿下？”
“我说的是钟。”帕夫努季说。
“您说的是钟。”老太太说，“可人听见的是殿下。”
主教没有说话。
“主教，我这条命是她救的。”阿尼西娅说，“去年冬天，我孙子发烧，她把最后半瓶烧酒给了我。”
“我知道。”
“那您还讲？”
“我讲，是因为她太顺了。”帕夫努季说，“她去年冬天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对了。做对事的人，最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对。”
“那您就当面跟她说。”
“当面说，她听得进去吗？”
阿尼西娅看着他，看了很久。
“主教，您这套，我见多了。”她说，“您不明说，让人自己猜。猜错了，您没责任；猜对了，是您点拨的。”
“阿尼西娅……”
“我不是骂您。”老太太说，“我是告诉您：这城里的人，现在最怕的不是没人点拨，是有人在背后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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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得比雪快。
第四天，征粮队在一个村口被挡住了。
村子叫三棵松，离城八里，四十来户。挡人的是村里的神父，二十来岁，姓什么不知道，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袍。
“殿下的人不能进。”
征粮队领头的是布勃诺夫手下的一个排长，姓库兹明。
“神父，我们是来收粮的。”
“收什么粮？”
“军需摊派。”库兹明说，“每户一斗五。”
“这粮，教会已经收过了。”神父说，“什一税收完了，剩下的是村里的。”
“殿下摊派，不是什一税。”
“可村里的粮，只够交一样。”神父说，“交了殿下的，就交不了教会的；交了教会的，就交不了殿下的。”
库兹明站在村口，没有说话。
“你回去问殿下。”神父说，“问她：是要这村的人活着，还是要这一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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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明回来复命，天已经黑了。
“殿下，三棵松没收上来。”
“为什么？”
“神父挡着。”
她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说什么？”
“他说，村里的粮只够交一样。”库兹明低声说，“他还说，主教在城里讲过，‘拆钟的人，得记得那是钟’。”
她把手里的笔放下。
“三棵松今年交了多少什一税？”
“账上写四十石。”
“四十石。”她重复了一遍，“四十户，一户一石。”
“是。”
“那就不收了。”她说，“三棵松今年免了。”
“殿下，免了一个村，别的村会知道。”
“让他们知道。”她说，“也告诉他们一句：免的是今年，明年再说。”
“那……那粮从哪儿来？”
“从别处来。”
三天之内，城外的村子都知道了：主教在堂里说，殿下拆了钟。
说得越传越远：有人说殿下拆了六口钟；有人说殿下把钟卖了；有人说殿下贩钟给联邦。
第五天，来城里领种的人少了三成。
第七天，河湾那个村子的老农阿法纳西来了。
“殿下。”
“说。”
“俺们村……俺们村想再等等。”
“等什么？”
“等秋天。”老农说，“看看别人家种得怎么样。”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他。
“阿法纳西，我给你种子，给你牛，你说要等秋天。”
“殿下，俺不是不信您。”老农的脸涨红了，“俺是……俺是怕教会。”
“教会怎么了？”
“主教说，拆钟的人，将来要还的。”老农说，“俺不懂这个。可俺们村的人懂——他们说，钟是圣物，动了圣物，天要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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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她去了座堂。
帕夫努季在堂里擦圣器。他看见她进来，把圣器放下，站起来。
“殿下。”
“主教，我今天来，不问钟，也不问粮。”
“那问什么？”
“问一句：您要什么？”
帕夫努季看着她。
“殿下这话，太直。”
“我不敢绕。”她说，“我一绕，村里人就多饿一天。您讲一句，我这儿少三十户；您再讲一句，我就得拿兵去压。**我不想压。**”
主教把擦圣器的布叠好，放在桌上。
“殿下，我要的很简单。”他说，“我要这城里，有一样东西，不是我给的，也不是您给的。”
“什么东西？”
“钟。”帕夫努季说，“我要一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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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是九月初铸的。
布良斯克的铁范，熔了的铜盆，加上教会出的锡，凑了三百斤。施特劳斯浇了三天，浇出一口钟，比原来那口小一半。
钟挂在座堂的钟楼上。
挂钟那天，帕夫努季亲自上去，把钟绳系好。
“殿下。”他在钟楼上往下喊，“您来敲第一下。”
“我？”
“您拆了一口钟，得还一口。”主教说，“还了，这事就了了。”
她爬上钟楼。
钟绳很粗，攥在手里有点扎。她拉了一下。
“铛——”
声音很闷，传得不远，可城里的人都听见了。
街上的人停下来，抬头看。
有人摘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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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帕夫努季在堂里坐了很久。
执事进来，把灯添了油。
“主教。”
“嗯。”
“钟挂上了。”
“挂上了。”
“那……村里的人，会回来吗？”
“会。”帕夫努季说，“人这种东西，要的是一样能听的东西。钟响了，他们就知道，这地方还有人管。”
执事犹豫了一下。
“主教，您今天这一手，是不是……太狠了？”
“狠？”
“您讲一句话，让她少了三十户。”
帕夫努季看着圣像，看了很久。
“我不是在跟她斗。”他说，“我是在教她一件事。”
“什么事？”
“**这地方的人，信的不是领主，是钟。**”主教说，“她想让这地方活，就得给他们一口钟。不是她铸的钟，是大家铸的钟。”
“那她懂了吗？”
“她懂了。”帕夫努季说，“她今天上来敲那一下，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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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三棵松之后的第五天，主教的执事来了。
“殿下，主教问一句。”
“问。”
“三棵松免了，别处要不要免？”
“别处不免。”
“主教说，他愿意替您去说。”执事说，“他一家一家去讲，讲明白为什么三棵松免、别处不免。可他要一样东西。”
“什么？”
“您得给他一句话：教会的什一税，明年照旧，不减。”
她想了很久。
“照旧。”她说，“不减。”
“那主教还说，”执事低下头，“他说，柳别奇那座教堂，修好了，得快些祝圣。”
“这个月就能祝圣。”
“那好。”执事说，“主教说，祝圣那天，请您去，站在人前头。”
“我去。”
执事走了。
阿尼西娅在旁边站着，忽然说：
“殿下，您让了两步。”
“让了。”
“为什么？”
“因为他替我说话。”她说，“他一家一家去讲，讲的是我的理，用的是他的嘴。这城里的地，我可以拿兵去量；这城里的人心，只有他去量。”
“那什一税，明年不减，亏多少？”
“四十石。”她说，“四十石换一个能替我讲理的嘴，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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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圣那天，来了很多人。
城里的、城外的、河湾的、三棵松的，来了三百多口。
教堂修好了。屋顶换了新木头，墙补了，地扫了，长明灯点了。
帕夫努季站在门口，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袍。
“殿下。”他伸出手，“您先站前头。”
她站到前头。
主教念经，念了很长。念完，他把手放在钟绳上。
“这钟，是四个人铸的。”他说，“一个铁匠，一个铜匠，一个修士，一个领主。四个人，谁也不认识谁，可这钟响了。”
他拉了一下钟绳。
“铛——”
声音传出去，比原来那口小，可传得远。
底下有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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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之后，阿尼西娅挤到她跟前。
“殿下。”
“嗯。”
“那口钟，我听着比原来那口好听。”
“为什么？”
“原来那口，我听了四十年，听熟了。”她说，“这一口，是新的。新的东西，听着心里有底。”
祝圣之后，主教问了她一句话。
“殿下，您信吗？”
“信什么？”
“信这钟响了，人就好了。”
她想了很久。
“不信。”她说，“可我知道，人得有个东西听。”
主教点点头。
“这就够了。”他说，“信不信，是我的事；有没有东西听，是您的事。”
那口新钟，后来响了很多年。
响到第三年，钟上生了一层绿。
响到第五年，钟绳换了一根。
响到第七年，敲钟的人换了三个。
可它一直响。
那口钟，铸了三天。
第一天化铜，第二天浇模，第三天开模。
开模那天，帕夫努季守在旁边。
“成了吗？”
“成了。”施特劳斯说，“就是小了。”
“小也好。”主教说，“小了，声音近。”
那年九月，钟挂上去了。
挂钟的绳子是三股的，麻的，浸过桐油。
“为什么浸油？”
“防潮。”施特劳斯说，“绳子一潮，一拉就断。”
“断了怎么办？”
“断了我再换。”主教说，“这钟，得有人管。”
那年九月，钟挂上去的那天，城里人都来了。
帕夫努季数了数：三百一十七人。
“比去年多了不少。”
“因为今年有粮。”阿尼西娅说。
那年九月，钟声响了七下。
七下，是祝圣的数目。
最后一下敲完，帕夫努季把手从绳子上放下来。
“殿下。”他说，“这钟，往后就归城里了。”
“不归教会？”
“教会管魂。”他说，“这钟管日子。”
那年九月，钟声传到了河对岸。
对岸的村子里，有人站住了，抬头听。
“那是什么？”
“钟。”老人说，“切尔尼戈夫又有钟了。”
那年九月，钟响过之后，村里的人开始按钟下地。
早上敲三下，下地。
中午敲两下，歇。
晚上敲一下，回家。
“这钟，比领主的话管用。”
“为什么？”
“因为钟不会老。”一个老农说，“领主会换，钟不换。”
那年冬天，钟上结了一层霜。
帕夫努季每天早上，拿布擦一遍。
“主教，擦它做什么？”
“擦干净了，声音才亮。”
那年冬天，她第一次，在教堂里坐到很晚。
没有人讲道，也没有人念经。
她只是坐在那儿，听风。
风从钟楼过，钟没响。
那年冬天，钟楼底下，多了一间小屋。
小屋里住着敲钟的人。
那间小屋的灯，从此每夜都亮着。
他是三棵松村的，姓什么没人问，只叫他“敲钟的”。钟没响，可它在那儿。钟在那儿，人就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