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要往回说五个月。
康斯丁尼带着七个人出城东门的时候，是二月末。
走到第三天，七个人变成了三十一个。
那三十一个，是在城外的村子里等他的。都是第七边防军团的老兵，被拆到别的军团里，听说了他的事，自己跑出来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将军，您走的那条路，雪地上留着脚印。”一个老兵说，“我们从城墙根下跟着走的。”
“跟着走，不怕被抓回去？”
“抓回去也是死。”老兵说，“在那边，我们营里一天两顿稀的，粮让上头吃了。这边至少有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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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五天，三十一个变成了一百四十个。
第十天，两百八十。
这些人不全是第七边防军团的。有的是别处逃出来的，有的是从联邦那边跑过来的，还有几个是路上捡的——饿倒在雪地里，拖起来灌了口热的，就跟着走了。
“将军。”一个老兵问，“我们这算投奔，还是算逃？”
“算回家。”康斯丁尼说。
“家在北边？”
“在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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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上是第十五天。
追来的是西路军的两个骑兵连，一百来骑。
他们没打，只是拦。
“康斯丁尼将军。”领头的骑兵连长勒住马，“奉西路军参谋处命令，西路军人马不得擅自离境。”
“我的人不在西路军编制里。”
“您穿的是西路军的号衣。”
康斯丁尼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号衣。
“号衣是你们发的。”他说，“人是我带来的。”
“将军，我不管这些。”骑兵连长说，“我只管把人带回去。”
“带回去做什么？”
“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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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两边在雪地里站了两个钟头。
没有开打。骑兵连没有攻，康斯丁尼的人也没有散。
最后是谈判。
“我跟你回去一半。”康斯丁尼说。
“不行。”
“我跟你回去一半，另一半是伤兵、妇女、孩子。”
“命令是全部。”
“那你打。”
骑兵连长沉默了很久。
“将军，我不能打。”他说，“我弟弟在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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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走的是这样：
康斯丁尼交出了一个营，五百多人——不是伤兵，是能走的、愿意回去的。他挑的，挑的是那些在西路军里有家、有饷、有挂念的人。
“你们回去。”他说，“回去以后别说是我放的，说是自己跑的。”
“将军……”
“走。”他说，“留在这儿，你们也是饿死。”
那五百人走了以后，剩下一千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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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又有人追上来。
这一批不是骑兵，是步兵。三百多个，穿西路军的号衣，走到跟前，全体跪下了。
“将军，收下我们。”
“你们哪个营的？”
“第七边防军团第三守备营。”领头的说，“我们没被拆，我们在西路军里当配属，天天挖沟。挖了三个月，没人给粮。”
“挖沟的活儿，谁派的？”
“参谋处。”
“你们跑出来，参谋处知道吗？”
“不知道。”领头的说，“我们是夜里走的，走的时候，把沟填了。”
康斯丁尼看着这三百多人。
“起来。”他说，“跟着走。谁掉队，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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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切尔尼戈夫，是五月中。
路上死了一个人。
是个火铳手，叫卢卡·季莫费耶维奇·帕宁，四十岁，脚上冻掉了三个趾头，走不动，被两个同伴架着。
架到第七天，他不肯走了。
“将军，把我放下。”
“放你？放你在雪地里？”
“我在这儿，你们还能走快一点。”他说，“带上我，一天多歇两回，多歇两回，就多死两个。”
康斯丁尼蹲下去。
“帕宁，你打过几仗？”
“三仗。”
“三仗都没死，说明你命硬。”他说，“命硬的人，不能死在路边。”
那天夜里，帕宁死了。
不是伤，是热。夜里生了火，他烤得太久，烤出了汗，汗一出，风一吹，人就凉了。
第二天早上，康斯丁尼让人在路边挖了个坑。
坑挖得很浅，土冻着。
“将军，要不要带回去？”
他蹲在坑边，看着那张脸。
“带不回去。”他说，“带回去，路上得化，化了更难看。就埋这儿。”
“立牌子吗？”
“立。”他说，“写名字，写他哪年生的，写他哪年没的。”
牌子是拿一块木片削的，字是用刀尖刻的。
康斯丁尼刻完，把木片插在坟前。
“卢卡·季莫费耶维奇·帕宁。”他念了一遍，“四十一岁。”
“将军，他册上写四十。”
“四十一。”他说，“他今年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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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完，队伍接着走。
走了半个钟头，康斯丁尼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坟在坡上，牌子很小。
“将军？”
“走。”他说，“记住这个坡。”
从基辅到切尔尼戈夫，直线不到五百里。他们走了两个月，绕路，避城，避卡子，一路走一路收人。
城门口站着一个人。
穿旧军服，手上有茧，身后站着二十个兵。
康斯丁尼在马上看着那个人，看了很久。
他下了马，走到跟前，跪下去。
“殿下。”
“起来。”
“末将有罪。”
“什么罪？”
“丢了一个营。”
“几个？”
“五百多。”
“为什么丢？”
“因为他们想回去。”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
“起来。”她说，“丢了就丢了。人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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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人是当天下午。
两千八百一十三。
“册上呢？”
“册上是五千。”康斯丁尼说，“折了一千四百。”
“折在哪儿？”
“两个团被拆，一千二百人归了别的军团；路上丢一个营，五百人；跑散的、病死的、冻死的，两百多。”
她算了一下。
“还剩两千八。”
“是。”
“这两千八，能打仗的有多少？”
“能列阵的两千二。”他说，“剩下六百是伤兵和跟着来的女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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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她在城墙上见他。
“康斯丁尼。”
“在。”
“两年了。”
“是。两年零四个月。”
“你老了。”
“是。”
她转过身，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回基辅？”
“因为殿下在北边。”
“北边冷。”
“末将也冷。”他说，“可末将在这儿能睡着。”
她没有说话。
风从河面上来，把城墙上的雪吹成一层白雾。
“康斯丁尼。”
“在。”
“从今天起，这两千八百人，不叫第七边防军团了。”
他抬起头。
“那叫什么？”
“先不叫。”她说，“等我能给他们一个名分，再叫。”
“那我们算什么？”
“算切尔尼戈夫的人。”她说，“这城有地，有粮，有一千二百户。你们回来了，就分地。”
“分地？”
“一户一份。”她说，“种地，练兵，两样一起干。春天种地，秋天练兵。”
康斯丁尼站在那儿，好一会儿没说话。
“殿下。”
“说。”
“末将跟着殿下，从边境走到基辅，从基辅走到这儿。”他说，“末将见过殿下的旗，见过殿下的钱袋倒空，见过殿下一个人蹲在雪地里给死人收手。”
“你想说什么？”
“末将想说，”他抬起头，“殿下现在像个领主了。”
她笑了一下。
“像吗？”
“像。”他说，“以前的殿下像个将军，只是没兵。现在的殿下像个领主，只是没粮。”
“粮会有的。”
“末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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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的第三天，他去找她。
“殿下。”
“说。”
“我想问一句。”
“问。”
“这两千八百人，您打算怎么养？”
她沉默了一会儿。
“一半种地，一半练兵。”她说。
“种地的，秋天才有粮。”
“是。”
“那春天到秋天，他们吃什么？”
“吃我的。”
康斯丁尼看着她。
“殿下手里有多少粮？”
“够到明年三月。”
“两千八百人，吃到明年三月，得多少？”
“一天四十石，到三月，四千八百石。”她说，“我手里八百石。”
屋里安静了。
“殿下。”他慢慢地说，“我来晚了。”
“不是你晚。”她说，“是地小。”
“那怎么办？”
“三个法子。”她说，“一，把兵再拆一半去种地；二，从联邦手里抢；三，我再去借。”
“借不到了？”
“借得到。”她说，“可借一石，还一石二。借多了，明年更饿。”
康斯丁尼站起来。
“殿下，我选第二个。”
“第二个是抢。”
“是。”他说，“我以前也抢过。抢联邦的，我不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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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里第十天，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两千八百人按原来的编制重排了一遍。
“第三守备营，四百二十人，营长是谁？”
“原来的营长死在基辅了。”
“那就提一个。”他说，“谁在基辅带过队？”
“有个连长，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绍斯塔克，四十岁，在基辅带过一哨。”
“提他。”
“还有第二营，剩三百一十人。”
“并进第一营。”
“并了，第一营就八百人了，太大。”
他想了想。
“那就按五百人一营，重编。”他说，“编成五个营，一个营长，一个副营长，四个连长。”
“将军，这得多少军官？”
“二十个。”他说，“我们有十八个老兵。”
“差两个。”
“差的从火铳手里提。”他说，“提上来，先学怎么不把人带死。”
那两千八百人进城那天，城里的女人都出来了。
她们端着水，端着粥，站在街两边。
一个兵走过去，一个女人把水递给他。
“喝。”
兵接过来，喝了一口，忽然哭了。
“哭什么？”
“没什么。”他说，“就是这水是甜的。”
那两千八百人，后来成了她的第一营。
第一营的营长是绍斯塔克。
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把营里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念了一遍。
念了三天。
“营长，念这个做什么？”
“殿下说，当官的第一件事，是知道手底下有谁。”他说，“念一遍，记住了，死的时候，才知道少了谁。”
那年五月，城门口跪了两千八百人。
第二年五月，那两千八百人里，还剩两千六百。
少的那两百人，有的死了，有的跑了。
康斯丁尼把这两百个名字，一个一个写进册子。
写完，他把册子合上。
“殿下。”他说，“我欠您的，还差两百个名字。”
那年五月，康斯丁尼进城的时候，城门还没修。
一扇挂着，一扇歪在地上。
他站在城门口，看了很久。
“将军，进去吧。”
“这门得修。”他说，“门不修，城里人心里不踏实。”
“修一门要多少钱？”
“两百银币。”
“殿下没钱。”
“那就拿木头钉。”他说，“钉不上，就拿车队堵。门得有个门的样子。”
那年五月，两千八百人进城，城里只有八百石粮。
“怎么分？”
“一人两把。”她说。
“两把够吗？”
“不够。”她说，“可够到秋收。”
那年五月，两千八百人进城。
城门口跪着的那一排，一直跪到天黑。
“起来吧。”她说。
没有人起来。
“起来。”她又说了一遍，“地上凉。”
那年五月，城里的女人，给两千八百人，煮了三天的粥。
米是各家凑的。
“为什么凑？”
“因为他们是兵。”阿尼西娅说，“兵不吃饱，城就守不住。”
那年五月，两千八百人，进了城。
城里的屋，空着一半。
“一人一间。”
“殿下，不够。”
“那就两人一间。”她说，“挤着，比在外头强。”
那天夜里，城里第一次，每一间空屋都亮着灯。
那年冬天，两千六百人，在城里过了第一个冬天。
死了四十一个。
剩下的，都活下来了。
那年冬天，城里的灯，添到了五盏。
“为什么添？”
“因为人多了。”她说，“人多了，灯就得亮。”
那年冬天，第一营的名字，写进了册子。
五百人，一个营长，四个连长。
绍斯塔克把册子交给康斯丁尼。
他把册子揣进怀里，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将军，第一营，齐了。”齐了，就能走了。第一营，从那天起，有了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