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比平时早了半个时辰起床。
天刚蒙蒙亮，枣树上还挂着露水，院子里的青砖地面湿漉漉的，踩上去能听见细碎的吱呀声。我在井边打了盆水洗了把脸，水凉得激牙，但提神。
抬头看了看天——云层比昨天薄了些，东边的天际透出一抹淡金色的光，像是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巨大的油灯。
今天是个好天气。
我把葫芦重新系好塞进怀里，换了件干净衣裳，又把地祇杖从床底下唤了出来。
但又转念一想，还是没带——毕竟今天也不是去打架的，是去谈事的。带着一根黑黢黢的拐杖进咖啡店，太招摇了。
七点半，我到了猫屿。
店门还没开，但我绕到后门敲了敲。过了大约半分钟，门开了，黑猫店长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居家的灰色长裙，外面套着一条白色围裙，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在脑后。她的眼睛在晨光中还是那种琥珀色，竖瞳微微收缩，像两颗被磨亮的宝石。
“孙先生，这么早。”她的声音不紧不慢，像她做咖啡时一样从容。
“打扰了，来借个地方谈点事。”我说，“八点还有个朋友要来。”
她点了点头，侧身让我进去。后门进去就是厨房，灶台上炖着一锅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空气中弥漫着牛奶和肉桂的香味。灶台旁边的案板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今天要用的食材——鸡蛋、牛奶、黄油、面粉，每一样都摆放得像阅兵方阵一样规整。
“楼上坐吧，”她说，“楼下还在收拾。”
猫屿的二楼不对外营业，是店主的私人空间，楼梯窄而陡，踩上去吱呀作响。
上了二楼是一个不大的厅，铺着深色的木地板，靠窗放着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墙角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不是咖啡店用来装饰的那种精装空壳书，而是真正被翻过的、书脊上有着深深折痕的书。我扫了一眼，有《山海经》《聊斋志异》，也有几本日语的漫画杂志和一些我看不懂名字的文学书。
“坐。”黑猫店长指了指长桌边的椅子，自己走到角落里的一个小炉子旁，拎起一只铜壶，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汤金黄透亮，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蜜香。
“谢谢。”我接过杯子，捧在手里暖着。
她没有急着坐下，而是靠在窗边，背对着渐渐亮起来的天光，看着我。那只黑猫的本体在晨光中若隐若现——不是现形，而是那种“你明明看见的是人，但总觉得哪里像猫”的感觉。她微微偏头的样子像猫，她垂下手腕的姿态像猫，她注视你时瞳孔微微收缩的方式，更像猫。
“你昨晚在佛堂那边闹得不小，”她说，“方圆十里的猫都跑来跟我报信了。”
“你的眼线还真多。”我说。
“不是眼线，”她纠正道，语气平淡，“是朋友。它们愿意告诉我，仅此而已。”
我没有追问。一只民国时期就开了灵智的猫，修行到现在少说也有一百年了。一百年的时间，足够在这方圆百里的猫群中建立起任何东西——威望、信任、或者某种更微妙的、介于猫与猫之间的纽带。我不太懂猫的社交，但从她说话的口气来看，她在这件事上不需要吹嘘。
楼下传来风铃的声音。我从窗户往下看，秦芸站在猫屿门口，灰蓝色的道袍换了一身干净的——还是道袍，但换了一件，这件没有那么多灰尘和褶皱。她的头发也重新束过了，用一根黑色的发带扎成一个高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双极黑极亮的眼睛。符剑照例挂在腰间，小布袋照例系在腰带上。
她正在犹豫要不要敲门。
“来了。”我冲楼下喊了一声，“门没锁，上来。”
秦芸抬头看见窗边的我，愣了一下，然后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楼梯上传来她轻而稳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她的脑袋从楼梯口探了出来，目光先扫了一圈二楼的环境，然后落在了窗边的黑猫店长身上。
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些。
“这位是……”她看着黑猫店长，又看了看我。
“猫屿的店长，是一只修炼成精的猫。”我说，“你叫她——”
“沈老板就行。”黑猫店长接过话，微微颔首，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道上的人都这么叫我。”
沈老板。
我在心里把这个名字过了两遍。沈，是“深”的谐音还是本姓？我没问。民国时期的老猫，名字背后的故事恐怕不比我的短。
秦芸走到长桌边，在我对面坐下，把符剑靠在椅腿边，小布袋放在桌上。她的动作比昨天自然了许多，但眼神里还是带着那种道士特有的警惕——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一切她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事物。
“你放心，沈老板不是外人，我相信她。”我说，“她知道的事情比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多。关于佛堂、关于火灾、关于这方圆百里的一草一木，她都有数。”
秦芸看了沈老板一眼，沈老板也看着她，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两秒。秦芸先移开了目光，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她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某种她认可的东西——一种不需要言语的、来自老练者的默契。
“那就直接说吧。”秦芸从袖子里掏出那个卡通小猫线圈本，翻到昨天的笔记那一页，“昨晚我回去之后又梳理了一遍时间线，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
“什么细节？”我问。
“陈秀兰第一次去佛堂的时间。”她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圈，“我之前以为是火灾前两个多月，但昨晚翻了旅馆房间里存的那沓旧报纸——我习惯把当地报纸上跟案件有关的报道都剪下来存着——发现了一个更早的时间节点。”
她把本子收回去，翻到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剪报。剪报不大，是从一张地方小报上剪下来的，标题是《丈夫猝死家中，妻子悲痛欲绝》，配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妇女被人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的样子。那个女人虽然脸被打了马赛克，但身形和衣着我看得出来——就是刘婶之外另一个频繁出入佛堂的那个女人，陈秀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去年冬天，”秦芸说，“十二月。陈秀兰的丈夫在工地上突发心梗，还没送到医院人就没了。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变了。邻居说她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对着丈夫的遗像说话，说她一定要把儿子培养出来，这是她丈夫临死前唯一的愿望。”
“唯一的愿望。”我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
“对，”秦芸说，“唯一的愿望。所以她才会在听说佛堂的‘活佛’能实现愿望之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扑上去。”
沈老板一直没有说话。她靠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茶，琥珀色的眼睛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光。晨光照在她的侧脸上，把她轮廓柔和的线条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她看起来像是在发呆，但我知道她在听——猫的耳朵从来不会错过任何有意义的声音。
“陈秀兰第一次去佛堂，是在今年三月初。”秦芸继续翻本子，“那时候距离中考还有三个多月。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活佛’，又把房子抵押了，钱一笔一笔地送过去，前前后后大概有四十多万。”
四十多万。对于一个丈夫刚去世、独自拉扯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钱，这是大半辈子。
“那个‘活佛’收了钱之后，做了什么？”我问。
“什么都没做。”秦芸说，“至少表面上什么都没做。他收了钱，念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经，给了陈秀兰一包香灰，让她回去冲水给陈知行喝。陈知行不喝，陈秀兰就跪在他面前哭。陈知行喝了，没任何变化。”
“然后陈秀兰就不满意了，”秦芸的声音放低了一些，“她开始闹，天天去佛堂门口坐着，说‘活佛’骗了她的钱，说要是不让她儿子考第一名她就去报案。闹了大概半个月，‘活佛’终于松口了，说‘可以做到，但代价不小’。陈秀兰说不管什么代价她都愿意。”
“然后就是那个头。”我说。
“对。”秦芸合上了本子，“陈秀兰把陈知行拉到佛堂，按着他的头在那尊佛像前面磕了三个头。头磕破了，血滴在蒲团上。‘活佛’说，‘好了，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二楼安静了下来。
楼下传来沈老板的员工在准备开门的声音——搬椅子的声音、擦桌子的声音、咖啡机预热时发出的嗡嗡声。这些声音从一楼传上来，经过楼梯和天花板的过滤，变得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水听岸上的世界。
“火灾是六月十六号。”我说。
“中考第一天。”秦芸说。
“陈知行那天请了病假。”
“对。”
“他一个人在宿舍里。”
“对。”
“整栋楼烧了大半，其他几个请病假的孩子都没了，只有他活了下来。”
秦芸没有再说“对”。她把本子塞回袖子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看着自己交握的手指。
沈老板终于从窗边转过身来，走到长桌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坐下的姿态很轻盈，几乎没发出声音，像是脚底有肉垫一样。她把茶杯放在桌上，双手捧着，目光在我和秦芸之间来回移动了一下。
“你们说了这么多，”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像是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温润而平缓，“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秦芸抬起头。
“那个‘活佛’实现的，到底是什么愿望？”沈老板说，“陈秀兰的愿望是让她儿子考第一名。火灾之后，陈知行确实不用考试了——他躺在ICU里，全身百分之六十烧伤，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他还能考什么试？拿什么考第一名？”
秦芸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除非，”沈老板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不紧不慢地说，“那个愿望从一开始就不是‘考第一名’。或者说，‘考第一名’这三个字在‘活佛’那里的定义，跟陈秀兰脑子里的定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是说，‘活佛’曲解了她的愿望？”我问。
“不是曲解，”沈老板摇了摇头，“是‘实现’。她想要儿子‘考第一名’，他给了她一个‘儿子不用考试也能成为第一名’的结果——全镇只有一个孩子在那场火灾中幸存，那个孩子就是她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成了‘第一名’。唯一的那个。”
这话说得我后背一阵发凉。
秦芸的脸色也变了。她比我更快地抓住了沈老板话里那个更深的含义——如果“活佛”是这样理解愿望的，那么陈知行能活下来，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跳窗逃生了，而是因为那个东西需要他活下来。他活下来，才能成为“第一名”。他活下来，那个愿望才算“实现”。
那么另外四个孩子呢？他们的死，是为了给这个“第一名”铺路？还是说，他们的魂魄本身就是那个愿望的“代价”？
“火灾不是意外。”我说。
“从来都不是。”秦芸说。
我们两个人同时看向了沈老板。
沈老板放下茶杯，把一缕垂到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她的琥珀色眼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深邃，像两口古老的井，井底沉着一些她不愿意轻易说出来的东西。
“我让附近的小家伙们去查了那所学校的历史。”她说，“不是你们人类档案馆里那种历史，是更久远的、这片土地自己的记忆。”
“猫的记忆？”秦芸问。
“不是猫的记忆，”沈老板说，“是猫传猫、代传代的东西。我们猫不写书，不立碑，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有些事情，你们人类不记得了，我们还记得。”
她伸出右手，摊开手掌。掌心里什么也没有，但她的手指在空中轻轻划了几下，像是在拨动看不见的丝线。
“那所学校的地底下，”她说，“在盖学校之前，是一片乱葬岗。”
秦芸的眉毛拧在了一起。
“清朝末年闹瘟疫的时候埋的，”沈老板继续说，“死了几百人，没有棺材，草席一裹就往坑里扔。坑填满了，上面盖了土，种了庄稼。后来人口多了要盖学校，打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不少骨头，但那时候没人管这些，骨头随便挪了个地方埋了，学校照盖。”
“这种事情……”秦芸张了张嘴，“这种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太多了，不是每一处都会出问题。”
“对，”沈老板说，“不是每一处都会出问题。但如果那个地方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呢？比如——有人在那个地方画了一些不该画的东西？”
她看着秦芸，秦芸看着沈老板。两个人都没有明说，但我听懂了。
“你是说，佛堂地底下那个东西，跟学校地底下的东西，是同源的？”我问。
沈老板没有直接回答。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慢慢地说：“我活了这么久，见过不少所谓的‘活佛’、‘大师’、‘高人’。真正的修行者，不会在乱葬岗上开佛堂。一个在乱葬岗上开佛堂的‘活佛’，他不是来度人的，他是来‘吃’的。”
“吃那些亡魂？”秦芸的声音有些发紧。
“吃一切能吃的。”沈老板说，“亡魂的怨气、活人的执念、愿望实现时产生的巨大情绪波动——这些都是养料。陈秀兰的执念，陈知行的血，那四个孩子的魂魄，甚至那些被附身的村民身上的生气，都是喂给那个东西的食物。”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把这个问题又抛了出来。
沈老板沉默了几秒。
“我不知道。”她说，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不知道”三个字，“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它不是本地的东西。它不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它是被人带来的，或者被人召唤来的。”
“被谁？”
“被那个‘活佛’。”沈老板说，“那个‘活佛’才是关键。他不是妖，不是鬼，他是什么我也看不透，但他的存在跟地底下那个东西是分开的。他是饲养员，底下那个是被饲养的。或者反过来——底下那个是主人，他是仆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火灾之后，佛堂才开始兴旺起来的。在此之前，那个地方只是一间破仓库，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去。”
火灾之后，佛堂兴旺。
那四个孩子的魂魄消失，佛堂地底下的东西开始苏醒，附近的村民陆续被附身，一个接一个地去佛堂“许愿”——这条线越来越清晰了。
我站了起来。
“我得去汇报。”我说。
秦芸抬头看我：“汇报给谁？”
“地府。”我说，“黑白无常在等我的消息。这桩案子已经超出了我们几个能处理的范围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有些不甘。考评年年甲等的土地公，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居然是搬救兵，这不像我的风格。但我也清楚，这件事已经不是几个“个人英雄主义”能解决的了——涉及到乱葬岗、不知名的邪物、可能存在的跨神话体系的渗透，需要地府正式立案，调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
沈老板点了点头，没有挽留。秦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说了一句：“我跟你一起去？”
“你先别去，”我说，“你在这里跟沈老板再对对线索，看看有没有遗漏的。我去去就回。”
秦芸看了沈老板一眼，沈老板微微颔首，算是应下了。秦芸这才点了点头，把符剑从椅腿边拿起来，竖着靠在桌边，手搭在剑柄上，像是在说“我在这儿等你”。
我下了楼梯，穿过一楼的咖啡店——员工们已经开始准备营业了，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正在往墙上挂今日特价的牌子，看见我下来，冲我笑了笑，说“先生慢走”。我应了一声，推开玻璃门，外面的阳光正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沿着镇东头的街道往老宅的方向走。走了没几步，拐进一条没人的小巷子，左右看了看，确认没人，然后掐了个诀，脚下的大地像水面一样荡开涟漪，我整个人沉了下去。
遁地术。
在地底下穿行的感觉，像游泳，但比游泳更安静。四周是温暖的、密实的土壤，土粒在我身边流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无数张嘴在窃窃私语。我穿过了地下的管线，穿过了地下水层，穿过了几层不同年代沉积的泥土——清朝的、明朝的、元朝的，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颜色和气味，像一本被翻开的大地的史书。
我的庙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不大，一间青砖小庙，庙门朝南，门楣上刻着“土地庙”三个字，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了。庙里供着一尊我的泥塑像——不太像，泥塑的孙长生是个留着长须的老头，而我现在看起来二十出头。不过香客们不在乎这些，他们拜的是“土地爷”这个位子，不是我这个具体的人。
我进了庙，在供桌后面的蒲团上盘腿坐下，从袖子里掏出一枚铜钱——不是普通的铜钱，是地府的通讯法器，黑白无常上次走的时候留给我的。铜钱正面刻着一个“酆”字，背面刻着一道符文，平时看着跟普通铜钱没什么两样，但往里注入一丝灵力，它就会发出幽蓝色的光，将我的声音传到地府。
我把铜钱放在掌心，闭上眼睛，将灵力缓缓注入。
铜钱亮了。蓝光从钱孔中透出来，像一只睁开的眼睛。
“土地公孙长生，向地府城隍司汇报。”我的声音在庙里回荡，同时也在另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回荡，“关于城东实验中学火灾一案，现有如下进展——”
我把陈秀兰许愿、火灾的时间节点、四个魂魄失踪、佛堂地底下的异常、乱葬岗的历史、沈老板提供的情报，一五一十地说了。没有添油加醋，没有主观臆测，只有事实和我基于事实的判断。
铜钱里的蓝光随着我的声音明灭不定，像是在认真倾听。
说到最后，我停顿了一下。
“以上。”我说，“请求地府城隍司立案调查，并派遣有经验的上差前来协助。属下判断，此案涉及的不只是一场火灾和四个魂魄的失踪，可能牵涉到更深远的东西——跨体系的、或者更古老的、目前尚无法定义的东西。”
蓝光闪烁了三下，然后熄灭了。
铜钱恢复了普通的样子，安静地躺在我掌心，冰凉冰凉的。
我把它收进袖子里，在蒲团上又坐了一会儿。
庙里很安静。供桌上的香炉里还有半截没烧完的香，不知道是哪个香客昨天来上过的，香灰落在炉底，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阳光从庙门照进来，照在泥塑像的脚面上，也照在我放在膝盖上的手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沈老板说，那个“活佛”不是本地的东西。他是被人带来的，或者被人召唤来的。
什么人会召唤这种东西？
什么人又召唤得动这种东西？
陈秀兰只是一个失去丈夫的母亲，她没有那个本事。那个“活佛”自己也不可能自己召唤自己——除非他来这里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养”地底下那个东西。佛堂只是幌子，许愿只是手段，火灾才是关键一步。
那四个孩子，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还是意外？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桩案子，远比黑白无常最初以为的要深。
深得多。
我从蒲团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出庙门。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的后背还是凉的，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贴在那里，轻轻地吹着寒气。
我抬头看了看天。
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
是那种看起来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的、美好的、让人想忘记一切烦恼的好天气。
但我忘不掉。
那四个孩子也忘不掉。
我迈开步子，沿着下山的小路往回走。地祇杖不在手里，走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像是缺了一根拐杖——不对，我本来就是拄拐杖的，少了拐杖走路不稳当，是正常的。
我苦笑了一下，加快了脚步。
镇子里还有两个人在等我。
一个道士，一只猫。
还有一桩没查完的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