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冰薄把手机掏出来，打开后台，在读者评论区的精华帖列表里往下翻，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停了。她把屏幕转过来给何芷看。有一个ID叫“何枝可依”的读者，从《花落醉长安》第一卷开始就在追，每一章都留评论，有时候是长评，分析案情走向和人物关系，条理清晰到林冰薄好几次都想截图存下来；有时候只有一句话，是深夜更新的章节下面第一个出现的，写着“今天更新了，真好”。
“你的长评我全都看过。”
何芷看着那面屏幕，眼睛忽然红了。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红，是眼眶边缘微微泛了一圈浅色的湿痕，被她及时用眨眼化解掉了。她说谢谢你，声音很轻很轻。林冰薄没有说“不用谢”，她把手机收起来，重新拿起膝盖上那本同人本，翻到她刚才在找的那个段落，然后把摊开的页面递给何芷。
“这段，你觉得怎么样？”
何芷接过本子，低头读了两行，然后皱起眉头。
“这个凶手的动机，我觉得不够。他杀人的理由可以再往深挖一点，不然可惜了这个人物。”
“我也觉得，”林冰薄站起来开始收拾桌面，动作利落得像是已经在脑子里把所有东西都排列好了，“那你帮我想。”
她们很快就熟了。
熟的速度快到林冰薄的室友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不是那种会主动交朋友的人”。室友在某个晚上卧谈会的时候直言不讳，“但那个戴眼镜的小姑娘来找你的时候，你会站起来给她开门。”
林冰薄翻着手里的《唐代职官制度考》，头也没抬，“她不是客，不用开门。”
时光飞逝，两个女孩成了亲密无间地好朋友。到了假期中，何芷也成了林冰薄家里书房的常客。她来的时候偶尔会带一杯奶茶，是学校后门那家廉价奶茶店的，三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珍珠硬得能嚼很久。
林冰薄每次喝的时候都会皱眉，说你这个品位真的很成问题，然后下次何芷来的时候还是会给她带一杯，她还是会一边皱眉一边喝完。何芷笑她口嫌体正直，林冰薄说这个词不是用在这里的。
何芷说我是理科生，语文不好。林冰薄说那你《花落醉长安》是怎么看完的。何芷说那不是语文，那是你写的东西，不算。
有一次何芷在帮她整理布料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你衣服上那个标签写的什么”，林冰薄低头看了一眼，是裁缝铺阿姨帮她缝上去的洗标，上面写着“林冰薄，丙申年冬月制”。
何芷说；“你这个习惯和我哥好像，他以前在便利店的每一张小票背面都会写日期，说是怕以后忘了这一天做了什么。”
林冰薄当时正在拆一条缝歪了的腰线，随口接了句，“那你哥应该是个很念旧的人”。
何芷说，“是。”
这是何芷第一次在林冰薄面前提到她哥哥。
那天是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天气好得不像是真的，阳光从书房的窗户照进来，把满地的布料晒得暖洋洋的。
何芷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玻璃柜，手里捏着一块林冰薄裁剩下的藏青色碎布，翻来覆去地看。林冰薄坐在缝纫机前面，正在跟一条怎么都走不直的领口弧线较劲，拆了缝缝了拆，来来回回折腾了三次，终于把最后一道线走完了。她把针脚剪断，转过身来，看到何芷正盯着那块碎布发呆。
“在想什么？”
何芷抬起头，把碎布放在膝盖上。她的表情和平时不太一样，不是那种在图书馆看书时的专注，也不是那种喝到不甜的奶茶时会做的夸张鬼脸，是一种林冰薄之前没在她脸上见到过的沉静。不是没有情绪的沉静，是情绪太多，多到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于是只好把所有开关都先关掉时的那种沉静。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我爸妈出了车祸，”何芷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一截，但每个字都咬得很稳，像是已经在心里排演过无数次，以至于说出来的时候不带多余的犹豫，“我爸骑电动车带我妈去买菜，在十字路口被一辆闯红灯的面包车撞了。两个人，都没了。”
林冰薄手里的针线停住了。
“那年我初二，”何芷把碎布换到另一只手上，翻了个面，继续看，像是在用这个小东西来稳住自己的视线，避免去看林冰薄脸上的表情，“放学回家，推开门发现屋子里挤满了人，都是邻里街坊，空气里有烧纸的味道。我站在玄关，书包还没摘下来，邻居阿姨走过来把我抱住。她说，‘你爸妈没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林冰薄没说话，把针线放在桌上，把椅子转过来，正对着何芷。
“我哥大我三岁，”何芷说，“爸妈走的时候他高二，他才十几岁，就要开始想怎么养我。高二那年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还要去便利店打工，周末去发传单，手被传单的边缘割了好几道口子，回家不吭声，自己找个创可贴贴上了事。他从来不跟我说家里缺钱，但每次开学前我的书包里总会多出几本新的辅导书，扉页上都写着我的名字，是他写的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写得极认真。”
“中考那年他正好高考，”何芷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一下，是那种提到自己在乎的人时下意识就会有的弧线，“他硬是挤出时间帮我把数学从头到尾拎了一遍，每天放学回来吃完饭就坐在我旁边翻我的错题本。他自己还有几十套模拟卷没做，但他从来不提。后来我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比我还高兴。”
林冰薄说，“他是个很好的哥哥。”
何芷咬了一下嘴唇，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和林冰薄第一次在文学社摊位上看到的何芷不一样，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怕自己说错话的紧张的笑，也不是那种被作者认出来时激动得快要哭出来的笑。
这个笑容很浅，浅到嘴角只弯了一半，但它很真。像是有人在她一片灰的过往上轻轻划开了一道口子，从口子里漏出来的不是伤痛，而是一种被时间冲刷过后残留下来的骄傲。为那个人骄傲，为那个在火车站不敢回头看她的人骄傲，为那个在便利店打工割破手指不吭声的人骄傲。为何况骄傲。
然后她讲到了火车站。
“他上大学那年我送他。他穿的是妈妈给他买的那件深灰色卫衣，唯一一件没起球的。他站在检票口前面，我站在外面，中间隔了一道栏杆。他从头到尾都没看我，一直盯着自己的鞋尖。我问他带没带钥匙，他说带了；我说到了发消息，他说好；我说你好好学习别担心我，他说嗯。然后他就进去了。他从头到尾没回头看我一眼。”
何芷停了一瞬。
“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想看我。他是不敢。他怕自己哭出来。后来他真的没哭。倒是我，在火车开走以后蹲在站台上哭得稀里哗啦，被一个保洁阿姨递了一包纸巾。那种最便宜的，一揉就碎的白纸巾，我一口气用了半包。”
林冰薄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桌上已经凉掉的水端走，换了一杯温水递过去。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淡漠的，像是在做一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
“他在三年前地冬天失踪了。”何芷接过杯子，没有喝，两只手捂着，像是在用那点余温暖手，“我那时候刚上高一。”
林冰薄的手停住了。
“他室友说，那天晚上他还跟他们在寝室打游戏，中间说去趟厕所，就再也没出来过。门没锁，虚掩着，里面灯亮着，水龙头没拧紧，在滴水。人没了。后来警察来了，调了整栋宿舍楼的监控，确认他没有出过那栋楼，然后把整栋楼从上到下搜了一遍，每一个死角都没放过。什么都没找到。警察最后在报告里写的是‘无任何可疑线索，排除在校内发生刑事案件的可能’。”
何芷说到这里的时候，林冰薄第一次在她平静的声线里听到了一道裂缝。不是天崩地裂的那种，是那种湖面结冰之后，有人在上面轻轻踩了一脚，冰面从受力点开始往四面八方蔓延的细碎裂纹。
“学校也很尽力，”何芷继续说，“辅导员找了我好几次，系主任也出面了，他们都说很遗憾，会继续关注这件事。但是三年了。三年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林冰薄看着何芷。何芷没有哭，她的镜片后面那对眼睛干涩而发亮，像一块被反复擦拭过的旧玻璃，擦得太多次了，已经擦不出新的水痕。但正是这种不落泪的诉说比任何大哭大叫都更有分量。因为这意味着何芷已经把这份痛苦从血肉里剥离出来，反复打磨成了一块坚硬的、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她用三年时间学会平静地复述这件事，不是为了博任何人的同情，而是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我知道他们都已经放弃了。”何芷说。
“但是我没有。”
林冰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根弦被拨动了。不是那种猛烈的震颤，是那种手指轻轻搭在琴弦上，还没拨就已经感觉到它的紧绷。
她之前看何芷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在台阶上为了一篇长评而哭鼻子的柔软，也不是在旧书店翻到一本好书的欣喜，而是一种更深处的、藏在骨头里的东西。现在她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是一种沉在心底的、从不外放的坚韧，和她在《花落醉长安》里写过的某个角色如出一辙。那个角色为了查清一桩悬案等了八年，所有人都劝她放手，她只是说，“我跟这桩案子比命长，看看谁先撑不住”。
林冰薄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在何芷正对面坐下来。窗外的天空已经彻底暗了，书房的台灯是唯一的光源，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低，像是两座并排立着的山。
“你刚才说，”林冰薄开口了，语调平缓，语速不快，像是已经把所有的情绪整理好了，接下来要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已经在心里排好了顺序，“他那天晚上在寝室打游戏，中间去了趟厕所。他打游戏赢了还是输了？”
何芷愣了一下，像是没反应过来这个问题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但她还是回答了，“输了。他室友说那把打得很烂，被对面推了高地，他还说要去厕所吐一会儿。”
“所以他是输了游戏心情不好才去的厕所，”林冰薄说，“不是提前计划好的什么行动。说明他没有打算在那个时间离开。他是临时起意，或者说，他在去厕所的路上遇到了某个打断他计划的东西。”
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那是她从一家古籍书店淘来的，买回来以后一直没舍得用。她把本子翻到第一页，拔开笔帽，在页面最上方写了一行字：何况失踪案——调查笔记。
然后她抬头看何芷。
“他那个室友，，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有。”何芷说，“逢年过节李航宇大哥都会给我发消息，从来不多说什么，就是问候几句。他应该一直没有搬出那间宿舍。”
林冰薄点了点头。她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十指交叉搭在桌沿上，“我想跟他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