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是混乱的、矛盾的、不可预测的。
有时暴怒，在被告席上拍桌子、骂法官、威胁证人；有时沉默，低着头一言不发，像一尊石像……
有时胡言乱语，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引用一些别人没听过的经文，念诵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咒语。
法官多次命令法警制止他们的行为，但每次制止后不久，他们又会重新开始。
审判过程被多次中断，陪审团的成员有人申请退出，理由是“无法忍受被告的行为”。
最终，所有的审判都完成了，所有的判决都下达了，所有的被告都被押送到了各自的监狱。
那些仍然没有清醒的人被关押在监狱的特殊区域，那里的墙壁更厚，门更重，看守更多，环境更封闭。
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或者在服刑期间慢慢清醒，或者永远不清醒，没有人知道。
这场“第四次世界大战”以“以社为本”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和“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彻底失败宣告终结。
不是停战协议的终结，不是和谈的终结，是真正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终结。
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已经没有“人”了——不是没有活人，是没有愿意继续为资本主义而战的人了。
那些资本家的私人武装在萝莉岛战役后已经彻底溃散，幸存者要么被捕要么逃亡要么隐姓埋名，再也没有组织起来的能力。
那些共济会的“学徒”、“技工”和“导师”被一网打尽，他们的戒指被缴获，他们的徽章被没收——
他们的封禁物被封存，他们的等级在法庭上被宣读了一遍之后就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个注脚。
那些异常组织的成员要么清醒了，要么被捕了，要么死了。
他们的教义被系统地批驳和瓦解，他们的仪式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催眠，他们的信仰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下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逻辑谬误。
没有人再相信“精英统治”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上了比旧时代更好的生活——
更稳定的工作、更便宜的商品、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更长的寿命、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量化的、经得起比较的事实。
任何试图否定这些事实的人，要么是瞎子，要么是骗子。
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和平历史阶段。
战争的痕迹还在——
那些被异境碎片摧毁的城市废墟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那些被概念碎片污染的土地还没有完全恢复肥力，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们还在慢慢愈合伤口。
但战争本身已经结束了，不是“暂时停火”的那种结束，是“不会再打起来”的那种结束。
因为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对立、资本无限积累的逻辑——已经被消除了。
不是“被压制”，不是“被缓和”，是被消除了。
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成为了主流，私有制被严格限制在那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非核心的、小规模的产业中。
没有人再能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人再能通过控制资本来操纵整个社会的运行，没有人再能通过收买政客和媒体来维护自己的特权。
那些东西在革命浪潮中已经被摧毁了，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又被彻底清扫了一遍，现在连残渣都找不到了。
第四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最后一块拼图的巩固，不是“拼上了最后一块”，是“最后一块自己长出来了”。
在战争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只是一个理念、一个目标、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方向。
在战争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现实。
因为全人类——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文化、不分信仰——在同一场战争中站在了同一边，面对同一个敌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斗。
他们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被动员的，是自愿的。
他们自己选择了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类大多数一边。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那种“我们是一起的”的感觉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
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建立了信任、默契、友谊，甚至爱情。
那些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士兵，那些在后方加班生产物资的工人，那些在医院里抢救伤员的医生，那些在社区里组织募捐的志愿者——
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是继续保持着联系，继续合作，继续交流。
他们建起了跨国界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社交网络。
这些社交网络在战争结束后变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毛细血管，把全人类的命运真正地、实实在在地连接在了一起。
第四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地球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复存在了，全部都被革命浪潮席卷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是被外力强行改变的，是它们自己内部的人民选择了这条道路。
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那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亲眼看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是如何应对危机的——
高效的物资调配、有序的社会动员、公正的资源分配、透明的信息发布——
而他们自己所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样的危机面前表现出的却是混乱、低效、腐败、自私。
他们不是傻子，他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大脑。
他们看见了，听见了，思考了，然后做出了选择。
不是一天做出的，是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地、像水在石头表面滴了几百年终于滴出了一个洞一样做出的。
当选择的人数超过了某个临界点，革命就发生了。
不是暴力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那种革命——那种革命在革命浪潮时期已经发生过了——
而是和平的、法治的、通过选举和立法实现的制度变革。
资本家们在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席位，在立法中失去了法律保护，在舆论中失去了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