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塑料袋，迈步上楼，把钥匙插进出租屋的门锁。我转了半圈钥匙，门开了，露出一条缝。
我打开房门。“你怎么来了？”
“学长，你先别动。”房间里的瑾瑜说。
她坐在茶几旁的豆袋沙发里，正用美工刀削铅笔。削切下来的木屑掉落在桌上的素描纸中。
我斜靠向门框，等她结束。
瑾瑜的左耳后搭着用粉色缎带系起来的小辫子。她穿着一件有白色小圆领的连衣裙。裙身上，红头白尾的金鱼在倒映着杜鹃花的溪水中逆流而上。
我看着瑾瑜削去干巴巴的木杆，让铅笔露出笔芯。那景象让人联想到骨髓从骨头里溢出。
她停下手中的动作，拇指抵在笔杆上，端详着像要融化在阳光中的细长笔芯。
瑾瑜轻呼出一口气。“好了。”
我用脚踩着鞋后跟，脱掉了自己的鞋。“你每次都这样呢，”我走进屋内，“削铅笔需要这么小心吗？”
“我削的这是‘4H’铅笔，”瑾瑜握着铅笔，在素描纸上画了两道线，“快削好的时候特别容易断。”
我把装着西瓜的塑料袋放到茶几上。“那上次呢？”
“上次？”
“上次那个让我走三步停两步的是什么？”
“哈哈，”瑾瑜发出带着慵懒气息的笑声，“那次是‘8B’铅笔，削着削着就要断。”
“你今天来做什么？”
“我晚上要去画室，在这边准备一下。学长，你买了西瓜？”
“不是买的，”我说，“这是店里面分给我的。你要吃吗？”
“不要。”
“哦，对了。”我摸了摸裤子口袋。“这个你要吗？”
“游泳场免费入——噫，怎么皱巴巴的。”
我看了看手上两张“新星”游泳场的免费入场券。“啊，放在口袋里，骑车给弄皱了。”
我卸下单肩包，坐到了茶几前。我从包里取出一本上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用这本在上午借来的厚书压平入场券的褶皱。我在第二天把这本书还回了图书馆——读着费劲。
“瑾瑜，你晚饭怎么解决？”
“没想好。我不是特别饿。”
瑾瑜按压着一个喷雾瓶，对自己的手掌喷出瓶中的清水。
我把两张入场券夹在书里，用拳头压了压封面。“我们一起去吃面怎么样？我找到一家不错的店。还卖鸡汤馄饨。”
“好啊，”瑾瑜点了点头。“我们怎么去？”
“走路。那家店在河东，过了桥就到。”
“那我把东西放在你这里吧，回来再拿。”
“行。”我说。
瑾瑜把堆着木屑的素描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她一支一支地将削好的铅笔放入美术工具箱。
“我们走？”我问。
瑾瑜看了眼手中的铅笔，对我扬起了嘴角。“耶~~~”
“你当你是基努·里维斯啊。”
瑾瑜笑了笑，取下挂在墙上的巴拿马草帽，戴到了头上。她那顶草帽的围带打了一个蝴蝶结。
我们一起出门，走向连接着河西与河东的旧河第一大桥。
***
河东的风景与河西相比，有二十年的差距。西岸高楼林立，大厦的玻璃幕墙在白天反射着阳光，夜晚化作斑斓的灯塔；东岸民房扎堆，包围着成片的小区住宅楼，街道上空交错着黑色的电线。
连接两地的大桥上，经常有人留影纪念。他们用身体遮住桥下流淌的旧河，拍下仿佛站在时空夹缝间的“穿越照”。
在“第一大桥”的东端，能望到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路口中心在过去有作为城市标志的雕像，连同转盘道一起在我童年时拆除，留下一块比周围颜色更深的柏油路面。
我模糊的记忆中，那座雕像是一尊盘古：摆出掌擎天、脚踏地的雄伟姿势，站在花草茂盛的圆盘上，守望着后人的土地。
上了岁数的老人说，那座雕像是一匹骏马：高高抬起的前蹄指着东南方向，后蹄踏碎了云中的石柱，寓意“我踏马一脚踹走英国佬”。
河东农贸市场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南。市场外围，有农村妇女用三轮车售卖自家种的瓜果蔬菜。
和农贸市场相隔一条路的东边，有一块朝着西北的大屏幕。那块屏幕在白天播放近期违章肇事者的通告，晚上随机从CCTV1到CCTV13中选出一个频道，为中央电视台增加没什么意义的收视率。
农贸市场的斜对角是汇聚了个体户的“装潢家俱城”。建筑的外墙上，打着领结的甄子丹在广告牌中露出温和的笑容，推荐着来自广东佛山的瓷砖品牌；身穿暗红色西服的胡歌深情地凝视着十字路口，让买菜回家的主妇们留意“有家，有爱，有欧派”。
大大小小的广告牌下，劳务工们与公交车站台保持距离，张望着街道。立在他们脚边的木板上，不规整的油漆字介绍着各自的本事：电工、泥工、油漆、打孔、防水、砌墙——“砌”字的左半边被修改得看不清了。
劳务工们会趁着借火点烟的时机，对身边的同行讲起家中的粮田，说两句玩笑话。他们会说起自己哄骗年轻的驾校学员，让对方把地里的小麦认成韭菜。
“装潢家俱城”的西方，是一整条街的餐馆。街上的招牌自带白酒品牌的广告。
那条街上的餐馆原本是破落院墙里的露天大排档。它们凭着别家无法复刻的招牌菜，随着四季轮转推陈出新的创造力，在竞争中存活至今。全年不间断地为食客提供小龙虾和猛火爆炒。
中年人们常在这些餐馆中扒拉着盘中的菜肴，怀念那些被淘汰的、十多年前化作尘土的老排挡。从河西大学城区结伴赶来，钟情纯粹美味的青年男女们借着酒劲，怒斥这种浪漫主义的本质是倚老卖老。
中年人们总说习惯了生活的毒打，但不敢面对青年们的拳头。短暂噤声后，他们嘬着浸润了火辣酱汁的小龙虾头，把话题转向道听途说的政治、身边的谁得罪了谁、刘备和曹操哪一个人更虚伪。
中年人们的反应换来了餐馆老板娘的笑容，让大学生们的餐桌上多了免费的果盘。
偏离十字路口向北，能找到夜幕降临后热闹非凡的河东夜市；向东则是分布着多所老校的学府路。学府路上有两所小学，两所初中，还有遭到本地家长和学生一致嫌弃的新城第四中学。
“四中”在上世纪末连续三年本科率超百分之六十，向“清北”输送高材生。进入千禧年，“四中”的师资力量逐渐流失，校内管理层经营不善，导致校园霸凌、早恋早孕、学生跳楼自杀等事件频频发生。真真假假的消息让这所高中的风评跌至谷底。
“四中”现在采用封闭式教育，灰蓝色的大门封锁了校园，外界难以得知校内的情况。本地的家长普遍认为，当年和“清北”相关的成果是校方造假。
与学府路相接的青年路上，有本地营业最久的新华书店。书店从最早的独栋两层变成一层，如今让出一半的面积给隔壁的眼镜店。
青年路上有品牌齐全的手机经销商，配有最新设备的电竞网吧，在地下商城里大量铺货的“谷子店”。青少年们在这里获得物欲或精神上的满足。
青年路的小巷中藏着补习班。迫于政策压力，他们现在改名为“教育基地”或“学习中心”，不再欢迎大学生帮他们发传单——我去面试过。
远离学府路和青年路，继续向东是工业园区。学姐的“家里”：由“新城机械厂”改建的“双梓机械”，以及新建成的“双梓食品”坐落于此。
河西有贯通城市地下的地铁网络，但在河东的交通中，公交车仍是重要的一环。双梓旗下两个厂区的周围，有五个以“双梓”冠名的公交站台。
沿工人路出了园区，城市的最东端是十五年前建成的古镇，遥望着湿地保护区。
古镇中仿徽派建筑的灰瓦白墙保护着一个古代码头，夹着一条有半个世纪历史的货运铁路，将一座三十年前建成的基督教堂挤到边缘。仿古建筑的屋檐间有串连的大红灯笼，遮天蔽日的中国红形成强烈的色彩冲击，是游客们喜欢的摄影元素。
镇中手工银器铺旁的汉服租赁店里，悬挂着小作坊批量生产的影视风襦裙；红底黄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招牌的隔壁，标注维吾尔文的烧烤摊卖着只有闻起来像羊肉的红柳大串。
古镇白天的中央广场上，老爷爷们在有风的天气里放风筝，在无风的日子里排列在台阶上，齐唱《保卫黄河》。等老奶奶们在教堂里唱完“爱神又爱人，善果好收成”，两伙人会聚在一起跳广场舞。在休息时间，他们晒着太阳，对不让自己四世同堂的孙子发愁。
到了晚上，中央广场将变成露天舞台，上演以传统祭祀为噱头的现代舞蹈。
深夜时分，古镇是不良青年和“小流氓”的聚集地。不良青年们占据了一座无人问津的传统戏院。“小流氓”们躺在中央广场的地面上刷短视频；在平衡车上双手插兜，吓唬夜间的过路人。
每年的七、八月底，警察会把“小流氓”们送回各个初中，让他们补上缺席的晚自习。
以前的我，讨厌河东。我觉得这里嘈杂混乱，是城乡结合部那样“大杂烩”似的感觉。
我憧憬在河西的地铁上戴着无线耳机，听一路伤感情歌。想像自己经过购物中心的奢侈品店，走进卖饮料为主的书屋，点上一杯“奥瑞白”，取下一本博尔赫斯的《虚构集》，模仿着写两个短篇。
我没有去做我想过的那些事。有一天，我被生长痛折磨得彻夜难眠，早上醒来时发现那些想法不属于我，属于“我的一个朋友”。
节庆假期，我会从河西那片钢筋水泥构成的迷宫中脱身，在河东的街角巷尾寻找乐趣。
中秋节时，在夜市品尝小吃，喝桂花酒酿，玩街头小游戏；春节期间跑去工业园区，赏着小雪，吃一碗三鲜水饺，看用一瓶红星二锅头做奖品、留厂工人们举办的掰手腕淘汰赛；元宵节漫步青年路，摘下自己猜出的灯谜，兑换一碗五个的红糖馅汤圆。我第一次猜出的灯谜是“二小二小，头上长草”。
要是对电影感兴趣，古镇中的“怀旧影院”是个不错的去处。在那里，你能通过《中国合伙人》了解《美国往事》；晚间入场经历《至暗时刻》，凌晨前夕目睹最后的《大决战》；惜别不太冷的《杀手莱昂》，跟随《拯救大兵瑞恩》的队伍，见证这世上多了一个好好活着的人。买上一张票，你能看到《筋疲力尽》。
现在的我，走向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