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十月的布里斯托尔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刚过，太阳就沉到了码头西边那排仓库后面，只留了一条橘红色的缝在海平线上，像一道被拉开的伤口。
码头上的灯笼稀稀拉拉地亮着，不是给船员照路的，是给货主照路的，货比人值钱。灯笼的光是昏黄的、摇晃的，把码头上的木桩和缆绳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群歪歪扭扭的人在排队。空气里面是码头区永远散不掉的那几种味道：鱼腥味、桐油味、咸水味、酒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粗粝的、粘在鼻腔里面洗不掉的味道。我在这股味道里面走了八年，从十四岁上第一条船开始，现在闻到这股味道不像闻到味道，像回到了一个不需要适应的地方，身体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呼吸。
我沿着码头边的碎石路往东走，绕过了那片木板房和酒馆区，酒馆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吵闹声从门缝里面涌出来，跟海风搅在一起，穿过了两条窄巷，巷子很暗，两边的墙壁几乎碰到肩膀，脚下是坑坑洼洼的石板路，石板的缝隙里长着杂草，走上了城东的石头路。
城东跟码头区不一样。城东没有鱼腥味，也没有宽街的面包味，城东的味道是石灰和旧木头混在一起的、说不上好闻也说不上难闻的味道，像一件放了很久的旧衣服。城东的路比码头区的路平整，石头是灰白色的、切割得方方正正的，路两边是两层的小楼，大部分住着普通人家，做手工的、开小铺子的、在城里给人跑腿的。这个时辰城东已经安静了，窗户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偶尔能听到里面的人说话的声音，模糊的、听不清内容的，像隔着一层水。
我住在城东的一条巷子里，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或者它没有名字，巷口有一棵歪脖子榆树，树干上钉了一块木牌，木牌上的字被雨水冲掉了，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笔画的痕迹，像几个溺水的人在木板上面挣扎过的手印。巷子不深，大概二十步，两边各四间房子，一共八间，都是两层的小楼，墙面刷着白灰，白灰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灰砖，灰砖上面长着一层青绿色的苔藓，从墙根往上一寸一寸地爬。巷子地面是碎石铺的，不是码头上那种粗粝的碎石，是小一点的、被踩得比较平的碎石，缝隙里长着蒲公英和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紫色小花，花很小，只有小指甲盖大，白天的时候开着，晚上合上了，像闭着眼睛。
我的房间在巷子最里面，左边第二间，二楼。
房东是个老太太，叫米歇尔。
米歇尔太太今年大概六十岁，我没问过，看出来的，她的头发全白了，不是银白，是那种纯粹的白，像被太阳晒褪了色的布，没有一丝杂色，盘在脑后用一个木簪子别着，木簪子的头磨得发亮，像一颗小小的琥珀。她的脸很圆，颧骨不高、下巴不尖，整个脸的轮廓像一个扁扁的圆，脸上全是皱纹，但那些皱纹不是那种苦相的、往下坠的皱纹，是向外扩的、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的皱纹，配合着她圆脸的轮廓，让她看起来像一颗被晒干了的核桃，干巴巴的但形状还好。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浑浊了一点，但还亮，像两颗被磨旧了的铜扣子。她个子很矮，大概到我肩膀，我中等个头，走路的时候背微微驼，不是老得直不起来的那种驼，是一种长年弯腰干活留下的弧度，她的腰好像从四十岁开始就弯了，弯到现在已经弯成了一种固定的姿势，直不起来也不想直。她的手很小，手指粗短，关节变大了，像树根上长出来的节疤，但手很灵活，她能一只手端着一碗热汤从楼下走到楼上而不洒一滴。
她整天在楼下的小院里面忙，晾衣服、扫院子、喂那只瘦得肋骨凸出来的灰猫。那只灰猫没有名字，米歇尔太太叫它"猫"，“猫，过来。”“猫，别上桌子。”"猫，又把毛掉在椅子上。"猫也不理她，猫躺在院子的墙根下面晒太阳，晒一整天，瘦得像一张灰色的纸片贴在地上。
我搬进来的时候是三年前，一七一三年，那时候我二十一岁，刚从一条跑加勒比线的商船上下来，身上揣着六个先令和半袋子发霉的面包干。面包干是在船上剩下的，本来想扔了，但舍不得，水手都这样，对食物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不舍得。我在城东转了两天找住处，宽街太贵，我住不起，码头区太乱，我不想住在码头区，上了船在海上待几个月，下了船还得闻码头的味道，够够了，城西是富人区，不租给我这种人，看一眼我的衣服就知道，最后转到了这条巷子。
米歇尔太太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看了我一眼，一个瘦高的、晒得黑黑的、背着半袋子面包干的年轻人，然后她说：“二楼还有一间，一个月三个便士，你自己打扫。”
就这么简单。没有问我是干什么的，没有问我从哪里来，没有要押金，没有看我的手，有些房东看手，看你的手是不是干活的、是不是干净的，她没看。
三年了。
我走上楼梯，楼梯很窄，只容一个人过，如果两个人迎面碰到，必须有一个退回楼下去让另一个先过。台阶是木头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有几级台阶松了，踩到的时候会往下沉一点，像踩在一张弓上面，米歇尔太太说过要修，但三年了还没修。楼梯的扶手是圆木的，被手摸了不知多少年，表面光滑得像骨头，摸上去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米歇尔太太在楼下喊了一声：“桑尼，吃了没有？”
"吃了。"我说。没吃。
"骗子。"米歇尔太太说。声音从楼下的院子里传上来，带着一股子不以为然的笃定，像在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一样理所当然。然后过了一会儿，她的小院里面传来了锅碗碰撞的声音，她在给我热东西。米歇尔太太三年里面练就了一项本领：她能通过我上楼梯的脚步声判断我吃没吃饭。她说我饿着肚子的时候脚步重，吃饱了的时候脚步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她的判断从来没有错过。
我没有回楼下。我推开了二楼的房门，走了进去。
房间不大，大概十二英尺乘十英尺，一张大床占了靠墙的一整面。床是木头的，不是好木头，松木的，颜色发黄，架子很高，大概到我胸口，上面铺着一层薄褥子，褥子是我自己买的，棉花芯的，用了三年已经塌了一半，睡觉的时候身体会陷下去，形成一个浅浅的坑，像睡在一个碗里。床上面有一条被子，灰蓝色的，洗了太多次，颜色褪得快认不出来了，被角磨出了棉絮，我睡觉的时候把磨出棉絮的那个角塞到下面，不想看到。
床对面是一个床头柜，也是木头的，只有一个抽屉，抽屉的拉手坏了一半，只剩下一个铁环，要用两根手指伸进去才拉得开。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盏油灯，铜的，灯罩有一道裂纹，裂纹从灯罩的口一直延伸到底，我用一层薄纸糊住了裂纹，纸被灯烤得发黄了，像一片秋天的叶子。油灯旁边是一个瓷杯，杯口缺了一块，缺口的边缘被磨圆了，不割嘴，米歇尔太太给我的，她说"杯子缺了一块又不会少装水"。
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张小桌子，瘸了一条腿的，用一摞旧报纸垫着，报纸是三年前的，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垫在桌腿下面被压得平平的，像一片干了的树皮。桌子上放着几本翻烂了的书，封面掉了、书页翘了、有的页角折了，一堆零碎的东西：一截绳子、一把小刀，刀刃钝了，半块墨锭、一根断了头的羽毛笔、一只空的烟丝袋、两颗铜扣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以前的衣服上掉下来的。
窗户朝东。窗户不大，木框的，木框上的漆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玻璃有一块碎了，三角形的碎片，我用一块布堵上了，布的颜色跟窗户不搭，是深蓝色的，大概是从什么旧衣服上剪下来的，风大的时候布会被吹起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半夜听着像有人在敲窗户。窗外能看到巷子对面的墙壁，灰砖的、长着一层青苔的墙壁，看不到天空，要看到天空得把头探出窗外往上看，但我不常看。
我把门关上，门也是木头的，关上的时候"嘎吱"一声，然后"咔哒"一声，门闩扣上了，脱了外套，外套是湿的，今天在海上淋了一阵雨，搭在椅背上。外套上的水滴在地板上，一滴、两滴，发出很轻的"嗒嗒"声。然后我坐到了大床上。
床发出了一声闷响，木板架子在抗议，三年了它一直这么抗议，像一只被按住的猫，每次我坐上去它都要叫一声。
我坐在床上，看着床头柜。
床头柜上多了一样东西，一封信。
信是今天我出门之前不在的时候送来的，大概是米歇尔太太帮忙收的，她帮我收过几次信，每次收到信她都会把信放在床头柜上，不拆，她不拆别人的信，她说"信是上帝封的，人不能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她确实从来不拆。信封是白色的，普通的白，不是好纸，有一点粗，摸上去有颗粒感，没有封蜡，信封的正面写着一行字：“桑尼·雷卓斯收。”
字迹很粗、很重，墨水颜色很深，不是用羽毛笔写的，是用硬笔写的，每一笔都压出了痕迹，纸的背面能摸到字凸起来的纹路，像刀刻在纸上的。字写得不算工整，但很用力，好像写字的人不是在写字，是在往纸里面钉钉子。
我认得这个字迹。
维克多的字。
我拿起信封，用手指沿着封口的折痕撕开了，没有封蜡，一撕就开，里面是一张纸，不是信纸，是一张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纸，边缘不整齐，有的地方撕得直、有的地方撕得斜，像被一只不太耐烦的手撕下来的。纸是偏黄的，不是旧纸的黄，是纸本身的颜色，有点粗糙，摸上去跟信封一样的颗粒感。
我把纸展开。
字不多。维克多不是个爱写长信的人，事实上他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他这个人能不开口就不开口，能写一个字的绝不会写两个字。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记不清多少年了，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大概没有别人一天说的多。这张纸上的字大概不到一百个：
"桑尼：
十月二十号上午，黑天鹅酒馆。
——维克多"
就这么几个字。没有问候、没有寒暄、没有"近来可好"、没有"天气转凉注意添衣"、没有"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我忘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名字。像一道命令。
但我知道这不是命令。维克多不下命令。维克多只做两件事：要么不说，要么说了就一定来。他写这封信的意思是：十月二十号他会在黑天鹅酒馆，如果我来，他就跟我说话，如果我不来，他就自己喝酒，喝完走人，不会等我，不会再来信催，不会生气，什么都不会，就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
我看了信上的日期：十月二十号。
今天是十月十九号。
明天。
我把信放在床头柜上，靠在瓷杯旁边。纸的边缘翘起来一点，被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风轻轻吹动，像一只白色的小翅膀在扇。
然后我躺了下来，没有脱鞋，靴子还穿在脚上，鞋底是湿的，蹭在了褥子上，但我不想动。我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形状像一条鱼，鱼头朝东、鱼尾朝西，三年前我刚搬进来的时候这片水渍就在了，三年来它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就一直保持着一尾鱼的形状，像被人用淡墨画上去的。我盯着那条鱼，盯着它的尾巴，尾巴那里有一个小点，像鱼的眼睛，但其实不是，是水渍里面最深的一个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比周围都深，也许是漏水的时候那一滴的水最多。
我躺在那里，看着那尾鱼，脑子开始转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维克多了。
几年？我算不清楚。上次分别是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记不确切了。也许是两年前，也许是两年半。时间在海上的时候是模糊的，在船上的日子不像在陆地上的日子，陆地上有星期、有月份、有教堂的钟声提醒你今天是礼拜天，海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白天和黑夜，一天跟另一天长得一模一样，像一串串在绳子上的珠子，每一颗都一样，你数不过来。
但我记得上次见到维克多时的场景，模糊地记得，像隔着一层雾看一个人。是在码头上，布里斯托尔的码头，我的一条船刚靠岸，我在码头上卸货，搬一袋子一袋子的糖和烟草，身上全是汗和灰，维克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他总是这样，不出声地出现，像一团影子从墙角里面长出来，你一眨眼他就在那里了，你不确定他之前在不在，也许在，也许不在，他不解释。
他站在码头边上，穿得还是那副样子，深褐色的皮外套，硬邦邦的、皱巴巴的，米白色的衬衣从外套的缺口处露出来，发黄的领口卷着边，黄泥色的裤子肥大的、不贴身的，塞进一双黑色的高筒皮靴里面，靴子皱巴巴的，脚趾的位置有一块补丁。他好像永远只有这一身衣服，或者他有好几身一模一样的，我说不清。他的灰蓝色的眼睛在码头上昏黄的灯笼光里面看起来比白天更深，像两颗被泡在水里的玻璃珠。
他看到我，点了一下头，就算打招呼了，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什么，我忘了问的是什么了，大概是"还活着"之类的话，他的声音还是沙哑的，砂纸拖在木板上的那种沙哑，低低的、粗粗的、每个字都带着一层磨出来的粗粝。我也点了一下头。然后他走了。
就这些。
连一句"再见"都没有。不是因为不在意，是因为不需要。维克多不跟人说"再见"，他说"再见"的时候意味着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他不跟我说"再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还会见到我。
但那之后我就没再见到他了。两年，或者两年半，他消失了。不是从布里斯托尔消失，是从我的生活里面消失。我不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可能在，我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可能不在。我们像两条鱼在同一片海里游，但不一定游到同一个地方。
现在他写信来了。
十月二十号。黑天鹅酒馆。
黑天鹅酒馆在码头区，不是码头正面的那排酒馆，是里面的一条巷子里的，从码头大街往左拐、走过一个卖烟丝的摊子、再走过一截矮墙，巷子口没有招牌，要走到门口才能看到，门板上方钉了一块木板，木板上面用黑漆画了一只鹅，画得不好，脖子太长了、身子太圆了、翅膀的位置不对，不像天鹅，像一只被踩扁了的鸭子。酒馆里面只有四张桌子，灯光很暗，只点两盏灯，酒很便宜，来的人不多，大多是些不需要被人看到的、也不想看到别人的老水手，坐在角落里面低头喝酒，不说话，喝完了放下钱走人。
维克多选这个地方见面，说明他不想被别人看到。
他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维克多不说，我就不知道。他不提前透露任何事情，连一个字都不会透露，他把所有的话都留着当面说。写信只写日期和地点，跟发一张空白的请帖没有区别，但我知道一件事：维克多不是无缘无故约人的人。他不闲聊、不叙旧、不喝酒聊天，他约一个人只有一个原因，他有事要说。而且是重要的事。
我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鱼形水渍，脑子从维克多转到了别的地方。
一七〇四年。
那一年我十二岁。
在伊利亚神甫死后不久，我父亲汤米被比尔·霍金斯开枪打死了。吉姆叔叔也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
比尔早就打听知道了我们的住处。汤米从星期五出门之后就被人盯上了，不是在码头上被埋伏的，是在宽街上。几个人堵住了他，绑走了。玛莎也是在屋里被带走的。吉姆是在码头区被找到的。三个人，同一天，被带上了风暴号。
我亲眼看到了一切。
比尔后来去了黑石村，吉姆住的地方，没有找到地图。
然后那一年就过完了。我十二岁，无亲无故。
后来我在米歇尔太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不收我钱，给我吃饭，给我洗衣服，给我在楼下的小院里面搭了一张小床，小床很短，我的脚露在外面，她找了一块旧布把床脚接长了一截。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坐着，不说话，不哭，不动，就是坐着。米歇尔太太不逼我说话，她只是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摸一下我的头，很快的一下，像摸一只猫，然后走开。
过了几个月，玛莎死了。死因是病。她在汤米死的那天已经病了，在家里养了两个月，没有养好。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我的眼泪在那一年就用完了，身体里面没有水分可以用来哭了。
后来到了十六岁那年，我才知道了一件事。
比尔·霍金斯身边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像达里奥那样高大强壮的壮汉。
码头上的水手们私下里传过一个名字，“铁卫”。我最早是从一条跑波罗的海线的商船上的老水手嘴里听到的，那个老水手喝多了，嘴里喷着酒气，说起了比尔的往事，说比尔手下有一帮人，不是普通的水手，不是海盗，是专门替比尔干脏活的人，打人、抓人、杀人、看场子，都是这些人干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大、强壮、服从命令。他们被叫做"铁卫"。
后来我又从别的人口中听到了更多，拼凑起来大概是这样：铁卫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他们分散在各处，有的混在码头上的搬运工里面，有的混在酒馆里的打手里面，有的混在城里的守卫里面，他们平时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但一旦比尔需要，他们就会在某个地方集合，做完事情之后再散回去。他们的人数不清楚，有人说十几个，有人说几十个，有人说更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
达里奥是铁卫里面的一员。那天在宽街上抓走汤米的几个人大概也是。比尔不需要自己动手，他从来不需要自己动手，他有铁卫。
十三岁的时候我开始在码头上找活干，搬货、扫地、跑腿，什么都干。码头上的人看我的眼神是那种看流浪狗的眼神，不是嫌弃，是忽略，像看一块石头、一根木桩，不碍事但也不值得看第二眼。我无所谓，我不需要被看，我需要的是钱，哪怕一个便士，能买一个面包就行。
十四岁的时候上了一条跑近海的小船当学徒，船很小，只有两根桅杆，跑布里斯托尔到伦敦的线，船长是个半聋的老头，脾气很差但心不坏，他打人的时候不用手，用绳子，绳子抽在背上，疼但不伤骨头，他说"用手打会打坏手指，我还要用手指拉帆呢"。我在那条船上待了两年，学会了看星盘、打结、补帆、以及如何在暴风雨里面不被甩下船，最后一个技能是在一次真正的暴风雨里面学会的，大西洋上的风把半面帆撕了，我挂在桅杆上，用绳子把自己绑住，在风里面荡了四个小时，等风暴过去的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冻僵了，半个月才恢复知觉。
十五岁的时候换了一条跑远洋的，英吉利海峡到直布罗陀，在那条船上我见到了更大的海、更远的天、更多死去的人，一个水手从桅杆上掉下来，摔在了甲板上，像一袋面粉，没有人哭，船长让人把他缝进帆布里，扔进了海里，然后继续航行。那天晚上我坐在船舷边上，看着海面，海面上什么痕迹都没有，好像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十六岁那年我正式成了水手，不再叫学徒了，有人开始叫我"桑尼"而不是"小孩"。
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八年，我在不同的船上待过。跑过加勒比，那里的海是蓝的，蓝得不像真的，像有人往海里倒了颜料；跑过地中海，那里的海是深蓝的，沉甸甸的蓝，像一块蓝色的铁；跑过波罗的海，那里的海是灰绿色的，冷冰冰的，像一只死鱼的眼睛。有些船好，船长讲理，伙食还行，船舱不漏水，水手之间不打架，偶尔还唱歌；有些船烂，船长打人，伙食是发霉的饼干和臭咸鱼，船舱漏得跟筛子一样，下雨天要在铺位上面撑一块油布，水从油布的缝隙里滴下来，滴在脸上，滴在枕头上，滴了一夜。
我换过很多船，不是因为挑剔，是因为大多数船跑完一趟就散了，水手们拿了工钱就走，各奔东西，下一条船又是新的人，新的人里面也许有一两个面熟的，也许一个都没有，在海上交朋友没有意义，你不知道下一条船上还能不能见到他，也许能，也许他死在了某片海里，你永远不会知道。
在这八年里面我攒了一点钱，不多，大概够我回到布里斯托尔之后租一间房间、买几件衣服、吃几个月的饭。钱不多，但够了。水手不需要很多钱，水手需要的是一条船和一片海，但在布里斯托尔没有船等着我，所以我先租了一间房，等船来。
三年前我搬进了米歇尔太太的房子，付她三个便士一个月，她收了，但每个月都会从三个便士里面扣一个便士出来，等攒够了给我买一双新靴子，我的靴子总是穿破。
在这八年里面，我每次回到布里斯托尔，不管回来待几天还是几个星期，都会去找几个人。
我的朋友不多。从小到大，交到的朋友可以数得出来：四个。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吉姆。还剩三个。
亚瑟·约根斯。他比我高半个头，比我壮一圈，肩膀宽得像一扇门，但他脑子没我灵活，不是笨，是所有的脑力都用在了一个地方：船。亚瑟整天就知道研究船，不是开船，是船本身，船的构造、龙骨形状、帆面面积跟风速的关系、吃水深度跟载重的关系，他看一条船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看到的是一条船，他看到的是一堆数字和角度。他十五岁的时候能在脑子里算出一条三桅帆船的桅杆高度跟船宽的最佳比例，但他算不出来十二乘以七等于几。他是那种人，天才在一个点上，白痴在所有其他点上。
亚瑟十六岁的时候跟我一样上了船，但他不是当水手，是当船匠，专门修船的。后来他离开了那条船，又去了别的船坞，从布里斯托尔到伦敦到朴茨茅斯，他跟着船走，船坏了他就修，修好了他换一条。他的手比他的脑子好使，两只又大又粗的手，上面全是老茧和伤疤，右手食指少了一截，被锯子锯掉的，他举起来给人看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好像那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但碰到木头的时候那双手温柔得像摸一个孩子，他摸木板的方式像别人摸脸，顺着纹路，慢慢的，感受木头的纹理，他说每块木头都有自己的脾气，你顺着它的脾气来，它就不会断。
我上次见到亚瑟是半年前，他在布里斯托尔的船坞里修一条商船，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船坞底下，满脸木屑，嘴里叼着一根钉子，对着龙骨上的一个裂缝皱眉头。他看到我，把嘴里的钉子吐出来，说了一句话："这条船的龙骨用的是劣质橡木，迟早要断。"然后又把钉子叼回了嘴里，继续皱眉头。我们后来在酒馆里坐了一会儿，他喝了三杯黑啤酒，我喝了一杯，他没有问我去了哪里，我也没有问他修了多少船，我们就是坐着，偶尔说一句，大部分时间在听酒馆里面别人说话，然后他站起来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说了一句："你的靴子该换了。"然后走了。
约书亚·阿尔弗雷德。但他的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约书亚小时候不爱说话，跟我一样，但他不爱说话的原因跟我不一样，我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说多了暴露自己；约书亚是不想说，他觉得说话浪费时间，不如看书。他是那种天生跟文字有缘的人，他看字的速度比看人快，一页书到他手里三分钟看完，看完能记住七成。伊利亚神甫在的时候，学院还在的时候，约书亚是学院里学得最好的学生，不是最聪明的，是最用功的，别人玩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吃饭的时候他一手拿面包一手翻书页。学院关了之后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去码头混，他去找了教区的怀特，管内部人事的那个，问有没有什么他能干的事，怀特看他年纪小但认字多，让他去文书房帮忙抄文件。约书亚在文书房干了两年，抄了大概几千页文件，在这两年里面他读完了文书房里所有的书，教法、历史、拉丁文、希腊文，然后他申请了教区的神学考试，考了第一名，被派到了圣玛丽教堂，当了主事神甫。
阿尔弗雷德神甫。布里斯托尔的人叫他阿尔弗雷德神甫，没人叫他约书亚，他自己也不叫，他在教堂里面用的是中间名，阿尔弗雷德，他说"约书亚"是码头上的名字，“阿尔弗雷德"是教堂里的名字，两个名字不应该混在一起。但在我面前他用"约书亚”，因为我是码头上的。
约书亚的变化最大。小时候他瘦得跟竹竿一样，脸色发黄，头发乱糟糟的，衣服总是大一号，领子歪着，袖子长出一截，现在他穿着黑色的神甫袍子，干净、平整、没有一丝褶皱，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分了一条线，脸洗得干干净净，下巴刮得青亮，说话的时候声音平稳，用词准确，每个字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没有多余的音节，没有"嗯""啊"这种 filler，他说话的方式像在写一篇文章，每一个词都经过选择。他看起来跟小时候完全不像同一个人，但我看他的眼睛就知道还是他，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种"我在看书但书在看我"的眼睛，灰绿色的，浅的，像两块被水洗过的翡翠。
我上次见到约书亚是两个月前，我在圣玛丽教堂门口经过，不是专门去的，是路过，他正好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本黑皮的书，他看到我，停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瘦了。"就三个字。然后他走了。黑色袍子的下摆在风里面轻轻飘，像一面小小的旗。
伊莎贝拉。她的父亲是宽街上唯一的兽医，一个矮胖的、整天身上带着马粪味的意大利裔男人，布里斯托尔的人都叫他"老托尼"。伊莎贝拉从小在她父亲的兽医铺子里长大，她看惯了动物被切开、缝合、止血、包扎，她第一次看到鲜血的时候大概五岁，她父亲在给一头驴子缝伤口，血溅到了她的脸上，她没有哭，她用手指沾了一下脸上的血，放进嘴里尝了一下，然后说：“咸的。”
伊莎贝拉跟约书亚一样爱看书，但她看的书跟约书亚完全不同，约书亚看的是神学、历史、法律，伊莎贝拉看的是医书。她从她父亲的铺子里找到了一本被老鼠啃了一半的《动物解剖学》，她把那本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抄在牛皮纸上，牛皮纸是她从铺子里偷的，然后她开始研究人的解剖，动物的解剖跟人的解剖不一样，但她自己摸索，用从屠夫那里要来的猪的内脏对照书上的图，她的房间里常年有一股血腥味和醋味，醋是用来洗手的，她洗手比任何人都勤，但她身上的味道永远洗不干净，不是臭，是一种铁锈和药草混在一起的、说不上来的味道，像一间旧药房的空气。
后来约书亚进了教区，伊莎贝拉通过约书亚的引荐加入了教会的医疗体系，不是当神甫，是当医者。教会在布里斯托尔有一间小小的医疗所，以前只有一个人，一个半瞎的老修士，伊莎贝拉去了之后老修士退休了，医疗所就归她了。她今年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女人在布里斯托尔开了一间医疗所，给人看病、接骨、缝伤口、治发烧，来找她的人越来越多，码头上的水手、宽街上的居民、甚至城西的富人都来找她，不是因为她是教会的人，是因为她真的能治病。她的手很小，比米歇尔太太的手还小，但很稳，拿针的时候手指不动，像两根铁钉，缝伤口的速度比裁缝缝衣服还快。她的脸上经常有一种很专注的表情，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着，眼睛盯着伤口，像在看一本书里最难懂的那一行字。
我上次见到伊莎贝拉是三个月前，不是直接见到的，是亚瑟替我去的。我在码头上卸货的时候被一根缆绳打到了手臂，肿了一大块，青紫色的，疼得抬不起来，我没有去看她，觉得没什么大事，亚瑟替我去了，亚瑟回来跟我说："伊莎贝拉看了你的手臂，她说你没断骨头，但肌肉挫伤了，她给你配了一罐药膏，让我带给你。"然后他把药膏扔给了我，一个拇指大的铁罐子，没有标签，打开之后里面是褐色的膏体，闻起来有一股薄荷和松节油的味道。药膏管用，三天就好了。
四个人。吉姆死了。剩下三个。
亚瑟在船坞里修船。约书亚在教堂里布道。伊莎贝拉在医疗所里治病。我在码头上当水手。
我们四个人的路在十二岁那年分叉了，从宽街巷尾的阁楼出发，走了四个方向，越走越远，但每次回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都会在某个地方碰一下，像四条河从同一座山出发，流到了不同的方向，但最后都流进了同一片海。
现在维克多写信来了。
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年，他的年纪我也说不准，大概四十几岁了吧，他的脸上没有明显的老态，但他的眼睛里面有旧，一种被时间磨过的旧，不是苍老，是旧，像一块被用了很久的磨刀石，表面被磨平了，但还硬。
他从不多说自己的事。他以前在干什么，他现在在干什么，他靠什么活着，他住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一个都不知道。他出现的时候出现，消失的时候消失，不解释、不告别、不承诺。但每次他出现的时候，他看我一眼，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我就知道他不是随便出现的，他是来找我的。
现在他写信来了。
他有什么事，我不知道。
也许明天他会说。也许不会。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鱼形水渍。油灯没点，房间是暗的，只有窗户缝里透进来的一线路灯的光，昏黄的，刚好照到床头柜上的那封信，白色的纸在暗黄的灯光里面发着微微的光，像一小块碎冰在黑暗里面发光。
“十月二十号上午，黑天鹅酒馆。”
明天。
我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还是乱七八糟的，一张张脸在黑暗里面翻来覆去地出现又消失，像一摞被风吹散的纸牌，我抓不住任何一张。
然后连纸牌也散了。
黑暗变成了真正的黑暗。什么都没有了。
我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