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
不是自然醒的，是被米歇尔太太叫醒的。她的声音从楼梯下面传上来，穿过木板门和那层糊在窗玻璃上的布，到了我的耳朵里面已经变得很轻、很远，像从水底冒上来的气泡。但我的身体认得这个声音，八年了，我的身体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会自动从睡眠里面退出来，像一只手从水里把一颗石头捞起来。
“桑尼，起来了。”
我只"嗯"了一声，然后坐起来。床又"嘎吱"了一声。我的靴子还穿在脚上，鞋底已经干了，硬邦邦的，像两块木板裹在脚上。我把靴子脱了，放在床脚，脚踩在地板上，凉的。
楼下的厨房里面传来了声音，锅碰灶台的声音、水倒进碗里的声音、火在灶膛里面噼啪的声音、米歇尔太太嘴里念叨的声音，她做饭的时候喜欢念叨，念叨的内容不确定，有时候是菜谱，有时候是今天要洗的衣服，有时候是那只灰猫又把毛掉在了什么地方。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楼下飘上来，像一条温热的河流过房间，把我身上残余的睡意冲走了。
我穿好衣服，下了楼梯。
厨房在楼下的一间小屋子里，跟院子相通，中间没有门，只有一道拱形的门洞，挂了一块布帘子，布帘子是蓝色的，褪成了灰蓝色，边角磨出了线头。我掀开帘子走进去。
米歇尔太太站在灶台前面。灶台是石头砌的，上面架着一口铁锅，锅里面冒着热气。她手里拿着一把木勺，正在搅锅里的东西。她听到我的脚步声，没有回头，说：“坐。”
厨房里面有一张桌子，不大，木头的，能坐两个人。桌上已经摆好了东西：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两片面包，面包的边缘烤焦了一点，焦的地方是深褐色的；一碗粥，冒着热气，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颜色偏黄，大概是加了点蜂蜜；一杯水。另外还有一小碟咸鱼，咸鱼只有两块，拇指大，但腌得很透，颜色发红。
我坐下来。
米歇尔太太把锅里的东西盛到了另一个碗里，端过来放在桌上，是一碗蛋羹，表面平滑，没有一个气孔，像一面黄色的镜子。她把蛋羹推到我面前，说：“吃了。”
“太多了。”
“你上个月瘦了三斤，我看的出来。”
“你看不出来。”
“我当了一辈子管家，看人胖瘦还看不出来？吃。”
我不再说话了，开始吃。面包是热的，烤过的，表面脆里面软，咬下去的时候发出"咔嚓"一声。粥是甜的，蜂蜜的味道，稠稠的，用勺子舀起来的时候会拉出一条细细的线。蛋羹很嫩，勺子切进去像切豆腐，送到嘴里不用嚼就化了，有一股淡淡的盐味和蛋味。咸鱼很咸，但我配着粥吃，刚刚好。
米歇尔太太坐在对面，没有吃，她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我吃。她看我吃饭的时候眼睛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心疼，不是担忧，是一种更深的、更旧的、像老树根一样的感情，扎得很深，上面长满了苔藓，平时看不到，但在某些光线下会露出来一点。
"你今天要出门？"她问。
“嗯。”
“去哪？”
“见个人。”
“什么人？”
“老朋友。”
米歇尔太太没有再问了。她喝了一口茶，眼睛从我的脸上移到了窗户上面，窗外是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榆树，树叶已经开始黄了，十月了，再过一个月就全黄了，再过一个月就全掉了。
"早点回来。"她说。
“嗯。”
我吃完了。盘子空了，碗空了，碟子空了。我把碗叠在一起，端到灶台旁边的水盆里，用水冲了一下。米歇尔太太说不用我洗，但她没拦我，她知道拦不住。
我出了厨房，穿过院子，走出了巷子。
十月的早晨，布里斯托尔的空气是凉的，不是冬天那种刺骨的凉，是秋天的凉，带着一层薄薄的水汽，贴在皮肤上，像一层湿的纱布。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东边的天空是淡橙色的，像被人用水彩刷了一笔。街上的人不多，几个推车的、挑担的、背着包袱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地响，跟教堂的晨钟混在一起。
我从城东往码头区走。路上经过了一条卖早点的巷子，空气里面多了一股油炸面团的香味，我的肚子叫了一声，但我没停，继续走。穿过两条街，路过了一座教堂，教堂的门开着，里面传出来唱诗的声音，低沉的、整齐的，像一股暗流在地底下涌动。又走过了一排卖布料的店铺，橱窗里面摆着各色的布匹，在晨光里面发着柔和的光。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码头区的味道先到了，然后是码头区的声音，然后是码头区的景象。碎石路取代了石头路，木板房取代了砖楼，灯笼取代了窗户，鱼腥味取代了石灰味。码头区在早晨比下午安静一些，酒馆大部分还关着门，只有零星几家开了，门口站着打哈欠的伙计在擦桌子。
我拐进了那条通往黑天鹅酒馆的巷子。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脚下的石板缝隙里积了一层浅浅的水，大概是昨夜的露水或者雨水。卖烟丝的摊子还没出来，那截矮墙上蹲着一只黑猫，看到我走过来，跳下来跑了。
酒馆的门在巷子深处。我远远地就看到了门板上方那块画着鹅的木板，歪歪扭扭的黑漆线条在晨光里面比晚上看得更清楚了，脖子确实太长了，身子确实太圆了，不像天鹅，像一只被踩扁了的鸭子。
但我没看那块木板。
我看的是门板上贴着的一张纸。
一张悬赏令。
我走到门前，停下了。悬赏令贴在门板的右侧，大概胸口的位置，用四颗图钉钉着，纸是白色的，比普通的纸厚一点，大概是为了贴在户外不被风雨撕烂。纸上有字，也有画。
画在纸的上半部分，占了大半个版面。是一幅肖像画，木刻版画的那种风格，线条粗犷但传神，黑白分明。画上是一个男人的脸。
那张脸是方的，颧骨很高，下颌很宽，像一把铲子。鼻子很大，鼻梁上有一道明显的断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断了又接上去的，接得不太正，往左偏了一点。嘴唇很厚，上嘴唇比下嘴唇薄一点，嘴角微微上扬，不是笑，是一种天生的上翘，像一把弓被拉弯了但没有松手。眼睛画得很大，瞳孔的位置刻得特别深，黑沉沉的，像两口井。
他的头发是卷的，浓密的卷发，从额头一直披到肩膀，乱糟糟的，像一堆缠绕在一起的绳子。他的下巴上留着胡子，不长，贴着皮肤，像一层黑色的绒毛。
他的脖子上有一条项链，项链上面挂着一个东西，画得不太清楚，像一枚硬币，硬币的正面有一个十字架。
肖像画下面是文字。黑色墨水，印刷体，排列得很整齐：
“悬赏：海盗船长路易斯·法布里”
下面是一段描述：
“路易斯·法布里，男，年龄不详，身高约六英尺二寸，方脸，高颧骨，断鼻，卷发。系海盗船’海狼号’船长，长期在大西洋及加勒比海一带活动，劫掠商船数十艘，涉及谋杀、抢劫、纵火等多项重罪。据报该犯近期曾在不列颠群岛南部沿海出没。”
再下面是赏金：
“擒获此犯者，赏金五百英镑。提供确切线索致使擒获者，赏金五十英镑。”
五百英镑。
我盯着这个数字看了一会儿。五百英镑是什么概念，我大概有数：我当八年水手攒下来的钱大概不到二十英镑。五百英镑够买一条小型的商船，够在布里斯托尔城西买一栋小楼，够一个普通人家吃一辈子。
但这不是吸引我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张脸。
那张脸我见过。
不是在悬赏令上见过的，是在别的地方。在一条船上。在很久以前。
我站在酒馆门前，盯着那张肖像画，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一七一O年。我十八岁。
那一年我刚开始做流浪水手。之前在近海船上当了两年学徒，跑了几趟布里斯托尔到伦敦的线，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可以独立了，就从那条船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发现独立没有那么容易：没有船要一个十八岁的、没有名气的水手。码头上到处都是找我这样的人，有的比我大、比我壮、比我经验多，我排在队伍的最末尾，等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布里斯托尔的码头上转了三天，问了十几条船，全部被拒。有的船长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摇一下头就走了；有的看了我一眼，说"太小了"；有的更直接，说"满了，不要人"。第三天傍晚的时候我坐在码头边上，脚泡在海水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
然后我看到了那条船。
它停在码头区的东端，离主码头有一段距离，那里的水比较深，能停大船。那是一条很大的船，比我之前待过的任何一条都大，三根桅杆，船身很长，吃水很深，船壳是深色的，不是黑色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深褐色，像被烟熏过。船首像是一只狼的头，木雕的，涂着灰白色的漆，龇着牙，眼睛是两颗铜钉。船尾的舷窗上方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面写着船的名字。
"海狼"号。
我看着那条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一种东西动了一下。不是兴奋，不是冲动，是一种更安静的东西，像一根被风吹了一下但没有摇响的风铃，只是轻轻晃了一下。
我站起来，走上跳板，上了船。
甲板很大，比我之前待过的船的甲板大两倍不止。甲板上的木头是新换的，颜色偏黄，还带着木头的原始气味，没有被桐油和海水浸透的那种旧气味。船员在甲板上走动，有的在检查缆绳，有的在擦甲板，有的在桅杆上面爬。他们看我的时候没有表情，不好奇，不欢迎，不排斥，就像看一块从海上漂过来的木板。
我问了一个人：“船长在哪儿？”
那个人用拇指往船尾的方向指了一下。
我走到了船尾。船尾有一间舱室，比其他的舱室大，门是关着的。我敲了一下门。
"进来。"里面的声音说。
我推开门。
舱室里面比我想象的暗，只有一扇圆形的舷窗透进光来。光打在一张桌子上，桌子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我看到了他的脸。
方的。高颧骨。断了的鼻子。浓密的卷发。下巴上的绒毛一样的胡子。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项链上面是一枚带着十字架的硬币。
跟悬赏令上的那张脸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不是"很像"，是完全一样。同样的方脸、同样的高颧骨、同样的断鼻、同样的卷发、同样的厚嘴唇、同样的嘴角上翘。唯一的区别是：悬赏令上的画是木刻版画，是黑白的、线条化的；而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活的人，有颜色、有光影、有呼吸。但五官的位置、比例、形状，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他三十多岁。我那时候十八，看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觉得他是"大人"，是跟我完全不同的一个种类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大概三十四五岁，正是一个人最强壮、最盛的年纪，骨骼已经完全长成，肌肉已经练到了最饱满的程度，但还没有开始走下坡路。他的脸上没有皱纹，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铜色，紧绷着，像一张被拉紧的鼓面。他的脖子很粗，跟脑袋的宽度差不多，锁骨在衬衣领口里面若隐若现，像两根棍子。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领口敞着，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衬衣，衬衣的领子很皱。他的面前放着一杯酒，酒是琥珀色的，在舷窗的光里面发着暖色的光。他的手很大，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很干净，不像一般水手那样满是污垢。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不是黑色的，但在暗的光线里面看起来像黑色的，像两口井。
我站在门口，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在看他的脸。那张脸有一种东西，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脸上见过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像一把刀。不是那种亮闪闪的、吓人的刀，是一把被磨旧了的、刀刃上带着细小的缺口的刀，不起眼，但你知道它锋利，因为缺口的边缘是白色的，那是切过很多东西之后留下的痕迹。
"你是谁？"他问。声音很低，带着一点沙哑，但不是维克多那种天生的沙哑，是一种喝了很多酒和烟之后磨出来的沙哑，像砂纸被水泡过之后变软了。
"我，"我清了一下嗓子，“我在找船上的活。”
“你多大？”
“十八。”
“当过水手？”
“当过学徒。两年。”
“在哪条船上？”
我说了船的名字。他不认识那条船，点了点头，表示不在意。
"船上缺不缺工？"我问。
他看着我。看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短，只持续了一瞬间，嘴角往上抬了一点就放下了，像一条鱼在水面上露了一下背鳍就沉下去了。但那个笑里面有一种东西，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像是嘲笑也不像是友善的东西，像一个人在看一盘棋，看到了一步有意思的棋，嘴角自动就翘了。
"踏上这条船之后，"他说，“可就下不来了。”
我那时候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我以为他在吓唬我，或者说一种行话，意思是"上了我的船就别想随便走"。我十八岁，什么都不怕，或者说什么都不懂，我说：“我不怕。”
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我叫塞克托·基根。"他说。“你叫什么？”
“桑尼。”
"桑尼。"他念了一下我的名字，像在嘴里掂量了一下分量。“好。你可以留下来。但我现在不需要水手。你可以先在甲板上帮忙，等有了位置再说。”
“谢谢。”
“不用谢。我再说一遍：踏上来，就下不去了。你自己记着。”
我当时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我在"海狼"号上待了大概三个星期，干一些搬东西、擦甲板、递工具的杂活。塞克托·基根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舱室里不出来，偶尔出来在甲板上走一圈，看一看海，看一看天，然后回去。他不跟船员多说话，船员也不跟他多说话，但他不在的时候船员们会议论他，说的都是些碎片：“船长以前在海军干过”“船长杀过人”“船长有一次一个人干掉了一整条船的人”。这些话我听了，半信半疑，因为没有亲眼看到。
三个星期之后，"海狼"号出海了。不是跑商船的路线，不是去伦敦、不是去直布罗陀，它往南走，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航线。两天之后我看到了它做的事：它在海上拦下了一条商船，船员们拿着刀和枪上了商船，把商船上的货物搬到了"海狼"号上。商船的船长被按在甲板上，脸贴着木板，一声不吭。
海盗。
塞克托·基根是海盗。
我站在"海狼"号的甲板上，看着那条商船被抢，看着那些船员搬着一箱箱的糖和烟草和银器从我面前走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说的"踏上来就下不去了"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待很久。那天晚上"海狼"号靠了一个小岛补充淡水，我趁夜色从船舷上翻下去，游到了岸上，跑了。他不会来追我，一个十八岁的小水手，不值得追。
但我记住了他的脸。
后来我在不同的地方碰到过他。不是约好的，是偶然的。在码头上、在酒馆里、在港口的街上。他每次看到我都会点一下头，说一两句话。话很少，不超过五句，说的都是海上的事：“上个月在马德拉附近抢了一条葡萄牙船”“北大西洋的风今年比去年大”“听说英国海军加了三条巡航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天气。
他看出了我的潜能。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但他说过一句话，在第二次碰到我的时候说的："你这小子，以后还会再见面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看着海面，像在对海说。
他不喜欢交朋友。他跟我之间不算朋友，甚至连熟人都算不上。他只是偶尔看到我，偶尔说几句话，偶尔消失。他不问我过得怎么样，不问我去了哪里，不问我当了什么水手。他只说他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说完就走。
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我每年碰见他两三次。有时候在布里斯托尔，有时候在别的港口，有时候在海上远远地看到"海狼"号的影子，黑褐色的船壳、灰白色的狼头船首像，像一片乌云从海平线上飘过来。
二十一岁那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是三年前。一七一三年。他消失了，像一滴水掉进了海里。后来我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他的船改了名字、他抢了更多的商船、他的赏金涨了、他往南边去了、他回来了、他又走了。传闻像风一样，吹过来又吹过去，没有一条是确切的。
现在我看到悬赏令上面的那张脸。
路易斯·法布里。
那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塞克托·基根。路易斯·法布里是他另一个名字，也许是真名，也许是另一个假名，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脸，那张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在一个昏暗的舱室里面看到的脸，现在被刻在木板上，印在纸上，贴在酒馆的门上，标价五百英镑。
他从一个不大不小的海盗变成了一个传奇的海盗船长。
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感觉。佩服？担心？还是什么都没有？我站在酒馆门前，看着那张悬赏令上面的脸，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觉得那张脸跟记忆里面比起来多了一些东西，也许是画的人加上去的，也许是时间加上去的，我说不清。
我把目光从悬赏令上收回来，推开了酒馆的门。
黑天鹅酒馆里面比外面暗。早晨的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一条，在地板上拉出一道亮线，亮线以外的地方都是暗的，只有两盏灯点着，一盏在吧台上，一盏在角落里。
酒馆里面没什么人。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在擦杯子。角落里坐着两个老头，低头喝酒，不说话。
还有一个。
靠窗的那张桌子。最大的一张。
一个巨大的身躯坐在那张桌子后面。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不是因为他坐的位置显眼，是因为他太大了。他的肩膀几乎占满了桌子的宽度，他的脑袋几乎碰到了挂在头顶上的那盏灯。他坐在那张条凳上，条凳在他身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像随时要散架。他的深褐色的皮外套在暗淡的灯光里面看起来比白天更暗，几乎跟阴影融在一起，只有边缘被灯光勾出了一道轮廓。米白色的衬衣从外套的领口露出来，发黄的领口卷着边，像一个旧了的伤口。黄泥色的裤子在桌子下面堆着，裤腿塞进那双黑色的高筒皮靴里面，靴子搁在地板上，像两截短粗的树桩。
维克多·利德兰。
他的全名叫维克多·利德兰。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全名的，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某一次他喝多了的时候自己说的，也许是别人告诉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坐在那里，还是那身初次见面时的打扮，深褐色皮外套、米白色衬衣、黄泥色裤子、黑色皮靴、灰蓝色的眼睛。他好像从来不变，不是年轻不变，是状态不变，他永远处于同一种状态里面：安静、稳、像一块被钉在地板上的石头。
他的面前放着一杯酒，大杯的，啤酒，泡沫正在慢慢消退。他对面坐着一个人，一个水手打扮的年轻男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正在跟维克多说话。年轻水手说得很起劲，手在空中比划着，嘴巴张得很大，但维克多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偶尔点一下头，或者"嗯"一声。
我走到桌子旁边。
维克多抬起头来了。他的灰蓝色的眼睛看到了我。
那个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变化，不是变大、不是变亮，是一种温度的变化，像一块冰被手指碰了一下，碰的地方化了一点点，变成了一小滴水。如果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到那个变化，你以为他的眼睛跟刚才一样，是冷的、平的、像两颗玻璃珠。但我看到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能看到那个变化。
"你来了。"他说。
沙哑的声音。砂纸拖在木板上的声音。低低的、粗粗的、每个字都带着一层磨出来的粗粝。这个声音从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次开始就没有变过，像一件旧了的乐器，音色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只会因为被用得更多而变得更深。
"嗯。"我说。
他转过头，对对面的年轻水手说：“你先去吧。”
声音不大，但年轻水手立刻站起来了。不是害怕的那种站起来，是一种习惯了服从的站起来，像士兵听到长官的口令一样自然。年轻水手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走了。
维克多用脚把对面的一张凳子勾了出来，凳子腿在地板上"刺啦"一声。
"坐。"他说。
我坐下了。
他伸手从桌子上面拿起一个杯子，空的，倒了一杯啤酒，推到我面前。啤酒是凉的，泡沫从杯口溢出来，流到了桌子上，汇成了一小滩。
“喝。”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啤酒的味道很苦，但很凉，从嗓子一路凉到胃里面。
维克多看着我喝。他的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交叉着，指节很大，指缝里的暗色痕迹在灯光下面看起来像一道道裂缝。他右手小指和无名指上的铁戒指没有变，暗沉沉的，没有光泽，像两道焊在手指上的铁箍。
"几年了？"他问。
“不知道。两年？三年？”
"两年半。"他说。很确定。他记得。他自己记着。
“你记着？”
“嗯。”
他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他的喉结在脖子侧面上下动了一下，被深褐色皮外套的高领挡住了一半。
"最近在干什么？"他问。
“跑船。跑了几趟加勒比。”
“哪条船？”
“玛格丽特号。”
他点了一下头。没有评价。他不对别人的船做评价。
"你呢？"我问。
"到处走。"他说。
这就是维克多的回答。“到处走”。他永远是这样的回答，不会说"我在哪里哪里干了什么什么"，只会说"到处走"。他把自己的行踪压缩成三个字，像把一件大衣塞进一个火柴盒里面。
"吃的住的还行？"他又问。
“行。”
“米歇尔太太还好？”
“好。”
“还在给你偷偷攒靴子钱？”
我笑了一下。很短的笑，从鼻子里出来的。
“嗯。”
他也笑了一下。也是很短的笑，嘴角往上抬了一点就放下了。但他的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笑是从嘴上来的，他的笑是从眼睛里面来的，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笑的时候会变浅一点，像冰化了薄薄的一层，露出了底下的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酒馆里面很安静，吧台后面的秃头男人在擦另一个杯子，角落里的两个老头还在低头喝酒，外面的巷子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声走远了，又安静了。
维克多用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很轻，像在敲一扇门。
"我找你来，"他说，“有事。”
我知道他有事。维克多不是无缘无故约人的人。
“你说。”
他从外套的口袋里面摸出了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是一张纸，折过的，折了好几折。他用手指把纸展开，推到我面前。
是一张手画的地图。很粗糙，墨水画的，线条歪歪扭扭的，像小孩画的。但能看懂：画的是一片海岸线的形状，海岸线上有一个点，点旁边写了两个字：“格雷”。
"格雷港。"维克多说。“离布里斯托尔大概十几公里，往西南方向，坐马车两个多时辰。一个小港口，不大，几十户人家，一条街，两个酒馆，一个码头。”
我看着地图。
"那里有个恶霸。"他说。
他的声音在说"恶霸"这两个字的时候变了一下，不是变硬了，是变沉了，像一块石头从浅水区沉到了深水区。
“叫什么？”
“不知道真名。人都叫他’屠夫’。”
维克多用手指在地图上的那个点旁边敲了一下。
“这个人占了格雷港三年多了。三年里面他把港口里所有做生意的都控制了，渔民出海打鱼要给他交钱，商船靠港卸货要给他交钱，连酒馆卖酒都要给他交钱。不交的，他就动手。打人、砸店、烧船，什么都干。他手下有一帮人，二三十个，都是些流氓、打手、从别处跑来的亡命之徒。格雷港的人不敢惹他，报过官，官不管，也许是不想管，也许是不敢管。”
我听着。没有说话。
"我半个月前去了一趟格雷港。"维克多继续说。“有个渔民找上了我，他听说我在外面走动，问能不能帮帮忙。我看了看那个地方，那个’屠夫’的人把整个港口的氛围压得死死的，街上走路的人都是低着头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酒馆里面不敢大声说话，小孩不敢在街上跑，连狗都不叫。”
他喝了一口酒。
“我找你来，是想问你：想不想去一趟？”
我看着他。
"去除暴安良。"他补充了一句。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效果，因为他的声音太沙哑了、太低了，"除暴安良"这四个字本来是亮的、响的，被他一念就变成了暗的、闷的，像一块金子被埋在了沙子里面。
我摇了一下头。
“我不去。”
维克多没有意外。他的表情没有变，灰蓝色的眼睛也没有变，他只是看着我，等我说原因。
"我不喜欢杀戮。"我说。
这是实话。
维克多听完，点了一下头。
"嗯。"他说。就一个字。他没有劝我，没有说"这不是杀戮是正义"之类的话。他不是那种会劝人的人。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那个’屠夫’，听说是比尔·霍金斯的人。”
我的手停在杯子上面。
比尔·霍金斯。
这四个字从维克多沙哑的嗓子里面出来的时候，像四颗钉子砸在了桌子上。我的手指在杯子上收紧了，杯子里面的啤酒晃了一下，泡沫贴在杯壁上，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比尔·霍金斯的人。
我每次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名字。不是每天，但经常。特别是在那些辗转反侧的夜里，在那些从梦里惊醒的夜里，在那些天花板上那尾鱼形水渍看起来像一只眼睛的夜里，我会想到比尔。想到他的方脸、他的薄嘴唇、他的烟斗、他握着我的手开枪时的那只手的温度。
他杀了我的父亲。他杀了我的吉姆叔叔。
我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身体里面会有一种东西升起来，从胃里面升，经过胸腔，经过喉咙，到达脑袋，变成一团热的、红的、模糊的东西，像一团火被关在一个铁盒子里，出不来，但一直在烧。
我现在感觉到了那团火。
维克多看到了我的表情。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叉着放在桌子上，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等。
等我把那团火消化完。
大概过了十秒钟。
"我去。"我说。
维克多点了一下头。
"嗯。"还是那一个字。但他点头的幅度比刚才大了一点，大概大了半寸。
他把手里的地图折起来，推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他端起杯子，把剩下的一口啤酒喝完了，杯子放回桌子上的时候发出"当"的一声。
"再喝两杯。"他说。“然后走。”
我喝了两杯。维克多喝了一杯。他不怎么喝酒，或者说他喝得很慢，一杯酒能喝半个时辰，像在品尝什么东西。
喝完之后，我们出了酒馆。
巷子外面是明亮的十月的天，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照在碎石路上，把石头的颜色照得发白。码头区已经热闹起来了，人声、车声、海浪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烧开的水。
维克多走在前面。他走路的样子跟他的声音一样，沉的、稳的、一步一步的，脚掌整个着地，不踮脚尖，不趿拉，每一步都像在地面上按了一个章。他比我高半个头，走在前面的时候把阳光挡住了一部分，我的影子跟他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条大鱼的影子里面藏着一条小鱼的影子。
我们走到码头大街上，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一辆马车从街角拐过来了。马车是褐色的，两匹马，鬃毛在风里面飘着，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嗒嗒嗒"的声响。车夫是个瘦老头，戴着一顶破了的草帽，看到维克多的时候点了点头，像是认识。
维克多拉开马车的门，让我先上去，然后他自己挤了进来。马车里面很窄，维克多的肩膀几乎把两边的车壁都顶住了，他的深褐色皮外套蹭着车壁上的布面，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坐在他对面，腿伸不直，膝盖顶着他的膝盖。
车夫扬了一下鞭子，马车动了。
布里斯托尔的街景从车窗外面流过去：木板房、酒馆、码头、桅杆、海鸥、碎石路、行人。然后街景变了，木板房变成了砖房，酒馆变成了民居，码头变成了田野，桅杆变成了树，海鸥变成了乌鸦，碎石路变成了土路。
马车往西南方向走。
目标是格雷港。十几公里外。两个多时辰。
我靠在车壁上，看着车窗外面不断变化的景色，脑子里转着两件事：比尔·霍金斯，和那个叫"屠夫"的人。
维克多坐在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灰蓝色的眼睛看着车窗外面，不说话。他的脸在马车颠簸的时候微微上下晃动，但眼睛不动，像两颗钉子钉在眼球上面，钉着窗外的风景。
马车在土路上颠簸着，"嘎吱嘎吱"地响，越走越远，布里斯托尔被甩在了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