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在陈素筠乐观的精神感召下，沈鸢的心境慢慢变了。不是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她的骨子里还是麻木的，但面上已经渐渐回放了几丝温暖的笑容。
陈素筠是个能说会道的。她会在上班前一边化妆一边讲段子，讲客人的糗事，讲自己在别的城市坐台时的见闻。她讲得绘声绘色，学男人说话学得惟妙惟肖，逗得春玲笑得趴在桌子上捶腿，逗得小影把口红画歪了，逗得沈鸢嘴角微微翘起来——虽然她自己不知道。
“笑什么笑，你那叫笑吗？跟哭似的。”春玲每次都这么说。但沈鸢不介意。她知道自己笑了。那就够了。
那天晚上，金雀收工比平时早。
凌晨一点，客人散了大半，走廊里只剩下零星的脚步声和杯碟碰撞的闷响。春玲喝多了——不是陪客人喝的那种多，是散场后自己又开了半瓶，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一口一口灌的。
小影已经走了。刘芳在隔壁房结账。休息室里只剩春玲和沈鸢两个人。
春玲靠在沙发上，裙子皱巴巴地堆在大腿上，头发散了一半，脸上的妆花得差不多了，眼线晕开，像两道黑色的泪痕。她手里还攥着那个小半瓶红酒，瓶口歪着，酒液顺着瓶身往下淌，滴在沙发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沈鸢坐在她旁边，没有喝酒，手里捧着一杯凉透了的速溶咖啡。她没有看春玲，只是坐着，听她含混不清地嘟囔。
“你知道吗。”春玲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玻璃，“我妈昨天打电话来了。”
沈鸢没接话。
“她问我过年回不回去。我说回。她说你挣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她说你存着，别乱花，以后嫁人用。”春玲笑了一下，那笑容挂在脸上，像一张贴歪了的标签。“嫁人。我这样子，谁要？”
她仰起头，把瓶子里最后一点酒倒进嘴里。有几滴顺着嘴角流下来，沿着下巴滑进脖子里。她用手背擦了擦，动作很粗鲁。
“我妈说我命好，生得漂亮。”春玲把空瓶子放在茶几上，瓶底磕在玻璃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我说对。”“我不敢跟她说我是，坐台的命。”
沈鸢的手指在咖啡杯上收紧了一下。
“真的。”春玲歪着头，靠在沙发靠背上，眼睛半闭着，“她不知道我在干嘛。她以为我在工厂上班，一个月挣三五千，管吃管住。她跟村里人说她女儿在大城市，有出息。”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哪有什么出息。”
休息室里安静了几秒。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像一只困在玻璃罩子里的苍蝇。墙上的钟指向一点十七分，秒针一下一下地跳，不急不慢。
“但坐台也有坐台的规矩。”春玲忽然又开口了，这次声音稳了一些，不像刚才那么碎。“不偷不抢，不骗不坑。我卖笑，不卖良心。”
命。
这个词从春玲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在水面的枯叶，不挣扎，不沉底，就那么漂着。沈鸢以前也听过这个词。在陆家的饭桌上，陆远山说过——“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参天树，匮乏的教育养不出栋梁材。”那时候她觉得这话冷，冷得像冬天的铁栏杆。现在她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休息室里，穿着一条廉价的黑色短裙，指甲上还沾着不知道哪个客人的烟灰，她忽然觉得陆远山说的不对。
不是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参天树。是这片土地从来就没打算让树长起来。它只需要草。一茬一茬的、割不完的、贱命的草。春玲是草。小影是草。她自己也是草。只不过她这棵草，是从别人家的花圃里被连根拔起、随手扔到野地里的。她知道花圃长什么样。她知道阳光、肥料、修剪整齐的篱笆。春玲不知道。春玲从发芽的那天起，就长在石缝里。所以她认命。认得不挣扎，不抱怨，甚至带着一种沈鸢说不清是悲凉还是骄傲的东西——“坐台的命。卖笑，不卖良心。”
沈鸢低下头，看着杯子里那圈褐色的水渍。咖啡早就凉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膜，她没喝，只是一圈一圈地转着杯子。
沈鸢想到赛金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跑路的时候，是赛金花委身八国联军统帅、筹资赎买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三年后，却被巡城御史逮捕。
“嗯。不卖良心。”沈鸢百感交集。“你做过一些义举，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沈鸢。”春玲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
“嗯。”
“你说，咱这种人，以后怎么办？”
沈鸢想了想。她想起远山实业的年报，想起陆远山书房里那幅“天道酬勤”的匾额，想起那些在酒桌上谈笑风生、一个电话就能决定几千人饭碗的人。她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不，曾经是那些人的儿子。
“不知道。”她说。
这是假话。她知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五代之内，未富者户绝。如她打掉的胎儿，户绝的开始。
但知道又能如何呢。她的脑子还装着财务模型、人事管理、政企谈判，但她现在唯一能用上的技能，是喝快酒不吐、被掐不叫、在身下大声呻吟。她知道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知道资本如何运作、权力如何分配、阶层如何固化。知道又怎样？规则不是给她用的。她是规则之外的人，是被游戏筛选掉的废料。
春玲没有追问。她慢慢滑下去，靠在沈鸢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沈鸢的脖子，痒痒的，带着一股烟味和廉价香水混在一起的甜腻。
“贱人老婆。”她含混地叫了一声。
“嗯。”
“虽然我没问过你，但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你比我懂。”春玲的声音闷闷的，从沈鸢的肩膀上传过来，“你说，这世道，是不是就这样的？”
沈鸢沉默了很久。
休息室的灯管闪了一下，又亮了。墙上的钟跳了一格，一点二十一分。
“你喝多了。”沈鸢说。
“我清醒得很。”春玲笑了一下，然后慢慢滑下去，靠在沈鸢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沈鸢的脖子，痒痒的，带着一股烟味和廉价香水混在一起的甜腻。
“贱人老婆。”她含混地叫了一声。
“嗯。”
“肩膀借我靠一下。就一下。”
沈鸢没有动。她让春玲靠着，听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从急促到平缓，从平缓到绵长。她睡着了。
沈鸢低下头，看着春玲的侧脸。睡着的时候，她的眉头是舒展开的，嘴角微微翘着，不像醒着时那么张牙舞爪。像一个普通的、二十出头的、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女孩。
她伸出手，把春玲散下来的头发拢到耳后。
然后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的夜色。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把窗玻璃上的水珠照得像一颗一颗碎了的珠子。
她在想另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她的仓廪空了，荣辱也卖了。春玲的仓廪从来没有满过，但她还有良心。
沈鸢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现在这双手握酒瓶，握客人，握床头柜上皱巴巴的钞票。
她卖的是什么？春玲卖笑，笑是假的，但良心是真的。她卖的是什么？她卖的是陆铮的脊梁骨，卖的是沈鸢的名字。她把人格拆了，一块一块地卖。陪笑卖一块，陪酒卖一块，陪睡卖一块。卖到后来，她不知道自己还剩什么。
她活下来了。但活下来的这个人，是谁？不是陆铮。陆铮不会躺在身下承欢。不是沈鸢，沈鸢只是陆铮的自欺欺人。那她是谁？她是疯鸡。
是那个在金雀更衣室里抽烟、等台、被客人叫做“疯鸡”的东西。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给钱，她就脱，而且脱得非常干脆，只要给钱，她什么都干。
白天，她要么和陈素筠窝在出租屋里看电视，要么去刘芳家打牌。四个女人围着一张旧桌子，磕着瓜子，甩着扑克，骂着脏话，为了一块钱争得面红耳赤。春玲输了耍赖，小影赢了傻笑，刘芳一边发牌一边骂她们没出息，沈鸢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牌不好也不坏，不争不抢，输赢都无所谓。但她在那里。她坐在那张旧桌子旁边，手里攥着几张扑克牌，听着女人们叽叽喳喳的声音，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了。
傍晚，她们一起出门。穿上那条黑色裙子，涂上那支深红色口红，踩着高跟鞋，走进金雀的大门。走廊很长，灯光很暗，壁纸是暗红色的，金色暗纹。她们走在那条走廊上，脚步声混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像两双手在拍同一首曲子。
上班。陪酒。被摸。被掐。被灌酒。被带上楼。躺下。闭眼。等天亮。天亮之后，回到出租屋，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又是傍晚，又是那条走廊，又是那双黑色高跟鞋，又是那支深红色口红。
女人不就那事吗？或许习惯了就结了。
沈鸢这样想。她不是认命，是懒得挣扎了。挣扎太累了。她挣扎过了，挣扎到差点淹死在江里。现在她不挣扎了，顺着水流漂。漂到哪算哪。她有了一个很简单的目标——挣钱。挣够了钱，和陈素筠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她们的地方，开一家小店，卖点什么都行。这个目标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它是她的。她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不是被别人推着走的目标。
她开始攒钱。每天下班后，把客人给的小费一张一张捋平，按照面额分类，用橡皮筋扎好，塞进枕头套里。她不去数，怕数了就想花。她只是塞进去，塞进去，像松鼠囤积过冬的坚果。陈素筠笑她：“你存那么多钱干嘛？留着当嫁妆？”沈鸢没理她。陈素筠也不追问。她知道沈鸢在攒什么——攒一个未来。一个很小的、很便宜的、但只要她们俩在一起就不算太坏的未来。
当习惯了黑暗的时候，就不再害怕黑暗了。沈鸢不知道这是人类的强大适应能力，还是只是麻木的另一种说法。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