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确认我还在跟着。它下了两层楼，在三楼的楼梯口停下来，蹲在那里不动了。
三楼的声控灯亮着，是我回来那天唯一能亮的那一盏。灯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能看见墙上贴着的各种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办证。
“你是带我来看这个？”我不明所以。
黑猫抬起一只前爪，轻轻地按在楼梯口的墙壁上。它的爪子在墙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湿印，像是按了一个章。
我看着那个湿印，忽然反应过来——它按的那个位置，墙面敲起来声音和别处不一样。
空鼓。
我蹲下来，用手指敲了敲那片墙壁。声音果然不同，里面是空的。我试着用手去抠墙皮，那些老旧的石灰墙面很快就被抠开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其中一块砖是松动的，我用力把它抽出来，手伸进去，摸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个塑料袋。
我把它掏出来，塑料袋外面沾满了灰尘和碎砖屑，但里面密封得很好。我打开袋子，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了里面的东西——一本账本，几张对账单，还有几封手写的信件。
那本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日期、数量和金额，每一笔都指向同一件事——国棉厂的布料被人偷偷运出仓库，以次充好卖给了外面的小作坊。对账单上清楚地列着出厂记录和库存记录的差异，而那些信件，是举报信的草稿，是我爸的笔迹，落款处写着“国棉厂保安林建军”。
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些纸。
这时候，楼上有开门的声音。
我条件反射地把东西塞进塑料袋，抱着它就往楼上跑。跑到四楼的时候，差点撞上一个人。
是陈老太。
她穿着那件碎花睡衣，站在楼梯上，直直地看着我。那张瘦削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复杂，带着一种让我说不清的东西。
“林晚，这么晚了还不睡？”
“睡不着，出来走走。”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陈老太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从我身边走过，慢慢往楼下走。她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妈走之前那几个月，总在夜里出来，一站就是大半夜。我问她看什么，她说看猫。”
“什么猫？”
“她说有一只黑猫，白爪子的，总在弄堂里晃。可我问别人，都说没见过。”陈老太转过头，昏暗的灯光照在她半边脸上，右眼旁那颗痣显得格外分明，“你妈说，那只猫像你爸以前养的墨墨。”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陈老太没再说下去，而是叹了口气，消失在楼梯拐角。脚步声一点点远去，直到完全听不见。
黑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脚边，轻轻地蹭了蹭我的脚踝。我低头看着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也在看我。四目相对的一刻，那种被牵动的感觉又出现了——但我眼前不只是昏黄的灯光和斑驳的墙壁，而是另一幅更清晰的画面：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蹲在楼梯上，微笑着朝我伸出手，他身后蹲着一只一模一样的黑猫，白爪子，琥珀眼，安静得像一个影子。
“小晚，爸爸抱。”
我猛地回过神来，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
黑猫还在我脚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回了501，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那一晚我没有睡，而是把所有材料摊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爸的举报信写得很详细，不仅记录了厂长和王强偷卖布料的时间、数量、交易地点，还提到了一个让我心头一紧的细节——
“4月19日晚，厂长让我值夜班，说有一批货要拉走。我提前把账本和举报信藏了起来，告诉陈姐我会向厂里实名举报。陈姐哭着求我不要，说她丈夫王强只是被厂长胁迫的。我说我可以只举报厂长，但需要王强作证。陈姐说她会去劝王强。”
“当晚，我在仓库里被人从背后打中头部，倒地时看见了王强的脸。我拼命挣扎，但他们两个人按住了我。王强说：建军，你别怪我，我还有老婆孩子。”
举报信到这里就断了。后面发生的事，所有人都告诉我爸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死的”。
可我爸的笔记本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是被两个人按住的，是被谋杀的。
陈姐就是陈老太。王强是她丈夫。她当年求我爸不要举报，可我爸还是坚持要举报，然后她丈夫参与了对他的谋杀。
而她，包庇了这件事整整二十年。
第四章、楼梯间的真相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整理遗物，晚上就着台灯翻看我妈留下的日记和那些账本。我妈晚年的日记更多了，从2000年一直到2017年，断断续续地写，字迹越来越潦草，很多地方反复涂抹，看得出写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
“2000年5月，小晚问我爸爸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她问我什么是摔下来，我说就像她从滑梯上滑下来那样。她太小了，还分不清摔和滑的区别。”
“2003年8月，小晚上小学了，今天学了‘死’这个字，回来问我爸爸是不是死了。我说是。她问我为什么死，我说生病。我又说谎了。”
“2008年1月，今晚又梦见建军。他抱着小晚，站在楼梯上笑着跟我说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我记得他身后的墨墨。墨墨的眼睛真亮啊，像两颗琥珀。醒来以后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我知道自己懦弱，可那时候我不敢说话，我怕他们也会杀了我和小晚。陈姐说得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为了活人，有时候真相不重要。”
“2014年7月，陈姐今天在菜市场碰见我，给了我一把青菜。我看着她，想起二十年前她跪在客厅里求我的样子。她说老王也是被逼的，她说老王后来每天都在做噩梦，她说他们夫妻这辈子都活在罪里。我说都一样，我也活在罪里。”
“2017年3月，我最近总能看见墨墨。它蹲在弄堂口，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黑身子白爪子，眼睛亮得像灯。我知道这是我的幻觉，墨墨早就死了。可我就是觉得它还在等我，等我把真相说出来。”
“2017年5月，小晚今天打电话来，说毕业了想留在成都工作。我说好。我没敢让她回来，这座弄堂、这间房子，有太多脏东西了。就让她干干净净地活在外面吧。”
“2017年9月······医生说我的肝上长了东西，不太好。我想也好，有些债欠久了，总该还的。可我还是不知道那些材料在哪里，建军从没告诉我。”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2017年10月，我妈去世。肝癌，走得很快。
她把那些没说完的话带进了坟墓。
我把日记本合上，擦了擦眼睛。窗外又下雨了，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这时候，门外又传来了挠门的声音。
我起身开门，那只黑猫照例蹲在门口，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这几天它几乎每晚都会来，有时候深夜，有时候凌晨，来了就蹲在门口，等我跟它走。
每次跟它走，我都会发现新的东西。
第一晚是藏在墙里的材料。
第二晚是藏在杂物间夹层中的染血猫项圈——那项圈一看就是猫用的，皮面上刻着两个字，“墨墨”。
第三晚是藏在楼下废弃信箱里的一盒磁带，磁带上贴着标签，“1998.4.19值班记录”。
我把磁带放进我妈留下的老式录音机里，按下播放键，磁带沙沙转了几圈，然后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今天是1998年4月19日，晚上八点十分。我是国棉厂保安林建军，今晚值夜班。刚才王强给我打电话，说厂长让他晚上来拉货。我已经把材料都藏好了，如果明天我不能回家，希望有人能找到这些东西。”
录音在这里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墨墨一直守在我旁边。这只猫比人仗义。”
然后是一声猫叫，很轻的一声“喵”，隔着二十年的时光传进我的耳朵里，让我鼻子一酸。
而在录音带的最后，有一段被反复录制的声音，像是一个人把某段对话录音又用录音机外放出来重新录制的。声音很模糊，但我还是能分辨出里面的内容——
一个粗哑的男声：“东西呢？交出来。”
另一个声音，就是我爸的：“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别装傻，账本和举报信在哪？”
“我已经交给外面的人了。你们就算杀了我，那些东西迟早会曝光。”
然后是打斗声，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插进来：“老王，按住他！”
这段录音应该是我爸在挣扎中按下了录音键，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录的。
我把磁带反复听了几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声音的主人。一个叫“老王”的人，全名应该是王强，也就是陈老太的丈夫。而另一个人，应该就是当年的厂长。
我爸是被这两个人合力杀害的。
磁带播放结束，录音机发出“咔哒”一声。我坐在黑暗里，看着床头柜上那盏昏黄的台灯，脑子里乱得像一团浆糊。
我从小就知道我爸是“意外死亡”，我妈从没跟我说过真相。她把所有事情都藏了起来，像藏那个铁皮箱子一样，藏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藏了二十年。
而她那个每天在弄堂里碰见的“陈姐”呢？
看见我妈的时候，会心虚吗？回想当年她跪在这里哀求我爸的时候，会愧疚吗？还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错，毕竟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
我去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前看着雨中的弄堂。黑猫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了进来，蹲在窗台上，尾巴垂下来，轻轻地摇着。
“你到底是不是墨墨？”我伸手去摸它的脑袋，“或者说，你是不是替墨墨在这里等了二十年？”
黑猫轻轻蹭了蹭我的手指，没有叫。
那天后半夜，雨忽然下大了。我去关阳台的窗户时，听见楼道里传来异常响动。开始我没在意，可那声音持续了很久，不像野猫，也不像老鼠。
我打开门，往楼道里走。
那声音是从楼梯间传来的。
三楼拐角处，声控灯亮着。陈老太正跪在那面墙前，手里举着一把铁锤，一下一下地砸墙。
她的力气不大，每一下都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身子一晃一晃的。但她砸得很努力，墙上已经有了一个拳头大的洞。
“陈阿姨？”我叫了她一声。
她没有回头，而是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半天才开口说道：“这堵墙里，藏着你爸的另一个录音机。”
我愣住了。
陈老太转过头来，在昏黄的灯下，那张瘦削的脸完全湿透了，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她右眼旁那颗带毛的痣剧烈地颤抖着，嘴唇哆嗦得厉害，像是有无数话要说。
“这些年我每次路过这堵墙，都能听见录音机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的幻觉，可我控制不住。你爸出事前跟我说，他把证据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他自己藏的东西，一份放在了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我想了二十年，今天终于想明白了。”
“哪里？”
“他给墨墨做了一个项圈，里面有暗袋。那只猫最后被打死的时候，项圈不见了。”陈老太的手指陷进墙洞里抠挖着，“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东西被猫带走了。可后来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她没有回答，而是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捶着墙：“我知道它从来就没真正死过！它一直在这里！一直在等你们家的人回来！”
她的手指终于从墙洞里勾出了什么东西——又一台被塑料袋包裹的小型录音机。
陈老太把录音机递给我，老泪纵横地跪在楼梯上，把头磕了下去：“你爸说得对……我丈夫不是被胁迫的，是他自己贪……他就是想分那份钱……我替他说了二十年的谎，我以为我能骗自己到死……可我每天晚上梦见你爸和那只猫……”
她还说了很多，说到王强去年已经死了，临死前精神崩溃，总说看见一只黑猫蹲在床头；说到她这么多年不敢搬家，就是觉得要在这里守着；说到她儿女都疏远了她，她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守着心里的愧疚。
我没有再说更多的话。
我没有资格替九泉下的父亲原谅她。
回到501，我打开了那台录音机。里面的录音比我爸的更清晰，甚至包括了他大声喊出举报对象名字和犯罪细节。
我坐在床上，把这些天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排列在眼前——账本、笔记本、磁带、录音机，还有我妈二十年来的日记。它们加起来不过十几件，却凝结着一个人用生命守护的公道，一只猫用灵魂守护的承诺。
而我，是这一切最后的接收者。
天快亮的时候，我打电话报了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