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是个阴天。
李德厚一大早就在村口等着了，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陈虎就扬了起来。
“过了！第一名！”
陈虎接过那张纸。乡党委的红头，上面写着本次培训的考核结果。六个人全部通过，他的名字排在第一，后面跟着一个分数：94。
前世他考了多少分已经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第一。那时候他只想混过去，觉得这些东西没用。现在他知道，在体制内，任何一次考试、任何一次排名，都是别人打量你的窗口。
“刘委员还说了什么？”陈虎问。
“说让你准备一下，下周三开支部大会。”李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到时候你得发言，好好准备。”
支部大会。
陈虎闭上眼，回忆了一下流程。发展对象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然后是入党介绍人介绍情况，然后是党员讨论、投票。一套流程走下来，快的话半小时，慢的话小半天。
前世他经历过一次。那时候他紧张得手心出汗，念稿子都磕巴。这辈子不会了。
他睁开眼，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下周三。还有七天。
接下来的七天，陈虎把自己关在屋里，哪也没去。他爹以为他在准备发言稿，其实他在做另一件事。
他在画一张图。
一张人物关系图。
前世三十年的记忆太庞杂，像一堆乱麻。他需要把这些记忆梳理清楚，变成一张可用的网。
他先在最上面写下几个名字：刘建国、李德厚、赵铁柱、张志远、马国良。这是眼下能接触到的人。
然后在下面写：临安、1976、秘书。
接着是更远的：市里、省里、那些他前世打过交道但还没冒头的人。
他写了整整三页纸，划掉重写，再划掉再重写。最后，他把那张图折好，塞进枕头底下。
这辈子，这张图就是他的底牌。
发言稿他只花了一个晚上就写好了。
很短，不到八百字。没有漂亮话，没有空洞的承诺，只有三样东西：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他准备怎么做。
上辈子他也写过发言稿，写了三千多字，引用了一大堆文件，最后念完没人记得他说了什么。
这辈子他懂了——在基层，说人话比说官话管用。
“我叫陈虎，今年十八岁，土生土长的陈家村人。我爹是个种地的，我妈在村里的缝纫厂上班。我从小在地里长大，知道庄稼什么时候该浇水，知道猪喂什么长得快。”
“去年我在村办厂干了一年，学会了开叉车，学会了算账。李支书说我干活实在，推荐我入党。我琢磨了一个月，想明白了——入党不是为了当干部，是为了能多帮几个人。”
周三那天，陈虎穿了一件干净的军装，是李德厚借给他的。有点大，袖口挽了两道，但看着精神。
支部大会在村委会的会议室开。屋子不大，一张长条桌，围坐着十几个人，都是村里的老党员。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
李德厚坐在主位，旁边是乡里派来的干部——不是刘委员，是组织科的一个年轻人，姓王，戴眼镜，看着比陈虎大不了几岁。
“今天这个会，主要就一件事，”李德厚敲了敲桌子，“讨论接收陈虎同志为预备党员。先请陈虎同志发言。”
陈虎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稿纸，打开，念了一遍。
声音不大，但不抖。每念完一段，他都会抬起头看一眼在座的人。念到“我爹是个种地的”的时候，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汉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念完，李德厚清了清嗓子：“下面请入党介绍人发言。”
按照程序，陈虎需要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李德厚，另一个是村里的老会计，姓张，七十多岁了，当了三十年会计，从来没算错一笔账。
老张头说话慢，一顿一顿的：“我……同意。这娃……踏实。去年厂里盘库，他……盘了三遍，账上……一分不差。”
老张头说完，李德厚接上：“我推荐陈虎入党，就一个原因——他干活实在。我在村里干了二十多年支书，见过的年轻人多了，有的能干不能吃苦，有的能吃苦不能干。这个娃，两样都行。”
接下来是党员讨论。
没人说反对的话，但也没人说太多。村里开会就是这样，能来的都是老熟人，都讲面子，没什么人会真的站起来反对一个后生入党。有人问了一句：“陈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陈虎想了想，说：“先把眼前的事干好。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别的没多想。”
这句话他是故意说的。
上辈子他在这类会上说过太多“远大理想”，什么“为人民服务终身”，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说得慷慨激昂，自己都不信。
这辈子他只说能做的事。
最后是投票。十几只手举起来，全票通过。
那个姓王的乡干部站起来，说了一句“同意接收陈虎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然后把材料收进公文包里，走了。
散会以后，李德厚把陈虎叫到一边，递给他一根烟。
“抽一根？”
“不抽。”
“那正好，省烟。”李德厚自己点上，吸了一口，“以后你就是预备党员了。这一年好好表现，别出岔子。”
“我知道。”
“还有，”李德厚压低声音，“刘委员那边，你心里有数就行。他现在看好你，但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用特意去讨好他。”
陈虎看了他一眼。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村支书，心里什么都明白。
“李叔，你放心。”
从村委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村里的小路上走了一圈。
十一月的夜风很凉，吹在脸上有点疼。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熄了灯，只有零星几扇窗户还亮着昏黄的灯光。
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抬头看天。月亮很亮，星星稀稀拉拉的，跟三十年后没什么区别。
三十年后。他忽然意识到，如果按照前世的轨迹，他现在应该在综合二科的那把椅子上坐着，喝茶、看文件、签字。那些烂熟于心的红头文件、那些永远应付不完的饭局、那些笑里藏刀的同事，都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棵老槐树，是脚下这条土路，是身后那个连院墙都没砌齐的村委会。
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从兜里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稿纸，借着月光看了最后一眼。纸上的字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字。
十八岁的字，还带着股认真劲儿。
他笑了一下，把稿纸重新折好，揣进兜里，转身往家走。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还开着，断断续续地放着什么戏曲，听不太清，只有咿咿呀呀的调子在夜风里飘。
1990年11月20日，星期二。
他入党了。
这一次，他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