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的工地在浦东一个叫周浦的地方。
夏季鸣对这个地名没有任何概念，他只知道自己终于到了上海，这个他梦了十几年、恨了十几年、逃了十几年、如今又不得不来的地方。
周浦当时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改造，到处都是围挡和脚手架，挖掘机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柴油的味道。赵德发的工地是其中一个住宅项目，规划建设八栋高层，最高的那一栋据说有二十八层，当时已经盖到了十五层。
工人们的宿舍是一排排蓝色的活动板房，像集装箱一样码在工地的东北角，离最近的食堂只有不到五十米。说是食堂，其实就是几间用石棉瓦搭起来的棚子，地上铺着水泥，几张折叠桌，几十个塑料凳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电风扇嗡嗡地转着，扇叶上积满了灰。
一间板房住十二个人，上下铺，床挨着床，中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翻身都费劲。板房的墙壁很薄，薄到什么程度呢？隔壁打呼噜的声音你能听得一清二楚，连翻身的嘎吱声都像在自己耳朵边响。
夏天太阳一晒，板房里热得像蒸笼，温度计能飙到四十多度，墙壁摸上去是烫手的，空气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冬天寒风一吹，板房又会冷得像冰窖，被子盖两层都挡不住那股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冷风，早上起来，保温杯里的水能结一层薄冰。
厕所是公用的，在板房区的尽头，蹲坑，没有隔板，脏得让人作呕。地上永远积着一层黄黑色的污水，苍蝇嗡嗡嗡地飞成一片，臭气隔着十几米就能闻到。
夏季鸣第一次进去差点吐出来，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学会了一个技巧，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上厕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用过，勉强算是干净的。
赵德发把夏季鸣领到一间板房门口，推开门，朝里面喊了一声：“老方，人我给你带来了。”
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从里面走出来，穿着一件沾满水泥灰的迷彩服，脸上皱纹很深，两鬓已经白了。他就是方德明，赵德发的副手，工地上的人都叫他“方队长”。他上下打量了夏季鸣一眼，目光在那双白净的手上多停留了两秒，什么也没说，扭头朝里面叫了声：“老王，带你老乡认个铺。”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上铺探出头来，黝黑的脸上堆着笑：“方队长，我不是他老乡，我是河南的。”
“五湖四海都是老乡。”方队长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那个男人从铺上跳下来，冲夏季鸣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小伙子，你就睡我下铺吧，我姓王，你叫我老王就行，河南驻马店的，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了。你哪里人？”
“浙江越州的。”夏季鸣说。
“哟，江南水乡出来的啊。”老王又笑了笑，帮他接过行李，“看你白白净净的，不像干工地的料啊。”
夏季鸣没说话，把行李扔到上铺，爬上去铺好被子。被褥是赵德发让方队长提前领的，军用棉被，厚实倒是厚实，但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霉味，像是放在仓库里积了很久的灰。
板房里已经有七八个人了，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打牌，有的捧着手机看视频。打牌的那几个声音很大，吵吵嚷嚷的，摔牌摔得啪啪响。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靠在床头抽着烟，烟灰直接弹在地上，旁边就是一堆烟头和瓜子壳。地上永远扫不干净，总是有一层灰、一摊水、几个塑料袋，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蟑螂从墙角爬过。
夏季鸣躺在上铺，望着头顶的铁皮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阳光从裂缝里漏进来，明晃晃地刺眼。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皱巴巴的照片，周编导送给他的那张，背面写着“小鸣，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磨得起了毛，周编导的笑容也有些模糊了。
他看了一会儿，把照片塞回口袋，闭上眼睛。
老王在下铺跟旁边的人说话，说的是工地上的事，哪个工头好说话，哪个工头爱骂人，哪个班组昨天出了安全事故，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老板赔了三万块就打发走了。
“三万块？”旁边一个人惊呼，“一条腿就三万？”
老王冷笑了一声：“你还想要多少？你是农民工，又不是国家机关干部。出了事，你能拿到三万就算是烧高香了。去年我在宝山那边干活，一个大兄弟从九楼掉下来，当场就没气了，家属来闹了七天，最后赔了十八万。十八万啊，一条命就值十八万。”
板房里安静了几秒钟。
夏季鸣在上铺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他忽然想起父亲。父亲住院那年，花了多少钱？他问过王桂香，王桂香不肯说，只说“都是借的”。后来他从亲戚那里听说，父亲住院那一个多月，花了差不多四万块。四万块，就够治一个多月的病，就够买一场肝腹水的临终关怀。
如果父亲是在上海住院，那些专家、那些进口药、那些先进设备，要花多少钱？他能想象得到。
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反正跟他没有关系。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工地的喇叭响了，不是音乐，是工头老孙的嗓门：“起床了起床了！**妈的，都五点半了还睡！今天七点前要把五号楼的混凝土浇完，谁他妈敢迟到，老子扣他半天工钱！”
夏季鸣猛地睁开眼，浑身酸痛，像是被人揍了一顿。他的手掌还是火辣辣地疼，昨天他到了就干活，血泡破了几个，伤口跟衣服的布料粘在一起，一扯就疼得龇牙咧嘴。他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跳下铺。
老王已经穿好鞋了，递给他一双手套：“旧的，凑合用，别抓钢筋的时候把手割了。”
夏季鸣接过来，手套上满是污渍和破洞，但总比光着手强。
“谢谢王叔。”
“别叫叔，叫老王就行。”老王嘿嘿一笑，推开门走了出去。
食堂里的早饭是稀饭、馒头和咸菜。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米粒数都数得清，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月光粥”——喝了能看见月亮。馒头硬得像石头，咬一口掉渣，得就着咸菜才能咽下去。咸菜是白菜帮子腌的，咸得发苦，吃多了嗓子疼。
夏季鸣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差点没吐出来。那稀饭有一股怪味，像是馊了，又像是放多了碱。他看了一眼周围，工人们一个个埋头吃饭，谁都没有皱一下眉头，好像这很正常。有个四十多岁的陕西汉子，三口两口就喝完了一大碗稀饭，啃了三个馒头，又把碗伸出去喊：“再来一碗！”
他吃了半个馒头就吃不下了，放下碗，悄悄把剩下的馒头装进口袋里。老王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碗里的粥喝了个精光。
夏季鸣后来才知道，不吃饱了，根本撑不住一上午的活。
六点十分，开工。
夏季鸣的工作是搬砖、扛水泥、运钢筋，全是力气活。老孙给他分配的任务是往五号楼运砖，从堆料场到五号楼塔吊底下，大概两百米，用人力推车，一车两百多块砖，一趟推过去，卸下来，再推空车回来，来回四百米。
听起来不远，可推着两百多块砖走两百米，推不到一半，他的手臂就开始发抖，肩膀像是要被车把压断了。那辆推车没有轴承，轮子是实心橡胶的，在坑坑洼洼的工地上推起来，每一下都像在跟地面摔跤。
第一趟，他推到一半就推不动了，车把一歪，车翻了，砖块哗啦啦地撒了一地。老孙从远处跑过来，张嘴就骂：“**妈的！你是没吃饭还是怎么的？推个车都推不稳！你是干什么吃的！”
旁边几个工友过来帮忙，七手八脚地把砖捡起来重新码好。一个四川口音的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慢点推，这条路不平，走的时候选着点路，别走坑里。”
夏季鸣点了点头，咬着牙，硬是把那车砖推到了塔吊底下。放下车的时候，他的两条腿都在哆嗦，像是被抽空了力气。
不到两个小时，他的手就又多出了血泡。手套早就磨破了，掌心的皮直接跟车把的铁管接触，磨出了一个又一个透明的血泡，大的有蚕豆那么大，小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看着都瘆人。他觉得疼，可不敢停下来，因为老孙就在旁边盯着，谁偷懒就骂。
老孙这个人，四十出头的壮汉，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满脸横肉，声音大得像打雷。他是赵德发从江苏工地上带过来的，跟了赵德发十几年了，是工地上的“老人”。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骂起人来祖宗十八代都能骂出来，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孙阎王”，说他比包工头还凶。
可夏季鸣后来也发现了一件事：老孙骂归骂，但从不克扣工钱，也从不让工人干超出体力极限的活。他骂你，是嫌你干得慢，但你如果真的撑不住了，他会让你歇一会儿。有一次一个年轻工人在烈日下中暑晕倒了，老孙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工地旁边的卫生所跑，跑得满头大汗，鞋都跑掉了一只。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现在的夏季鸣，在老孙眼里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上午搬完砖，下午又扛水泥。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从仓库扛到搅拌机那儿，三百米的路，他扛了十袋就再也扛不动了。肩膀被水泥袋压得红肿，磨破皮的地方渗出血来，跟水泥灰混在一起，变成一层灰红色的硬痂。第十一袋的时候，他一弯腰，腰突然“咔”地响了一声，一阵剧痛从腰椎传遍全身，他差点没站住。
他咬着牙，硬是扛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水泥灰上，溅起一小团泥浆。他的眼睛被汗水蜇得睁不开，只能用袖子胡乱擦一把，继续走。
方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旁边，看了他一眼，说：“行了，别扛了，去推沙子。”
夏季鸣放下水泥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腰像断了一样疼。他弯着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朝方队长摆了摆，意思是不用了，他能行。
方队长没理他，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到库房找李师傅拿个护腰，就说我让你拿的。”
夏季鸣愣了一下，直起腰来想说声谢谢，方队长已经走远了。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工人们都躺在板房里呼呼大睡，有的打呼噜打得震天响，有的磨牙磨得咯吱咯吱响，还有一个贵州的小伙子说梦话，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一句都听不懂。
夏季鸣睡不着。他躺在铺上，两只手平放在身体两侧，掌心的血泡火辣辣地疼，肩膀和腰更是疼得他连翻身都不敢用力。他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铁皮天花板，阳光从裂缝里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道明晃晃的光斑。
他在想一个问题——不对，是在反复地、不停地、像自虐一样地想一个问题：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十几年前，他还是那个站在镜头前、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孩子，导演看他时眼里是赞赏，摄影师对他笑，所有人都夸他聪明、可爱、有灵气。他到上海录节目，住宾馆，坐地铁，吃肯德基，周编导带他去买新衣服，半夜给他送药，所有人都对他好。
后来上了高中，他拼命读书，想考到上海去，考一个像样的大学，做个体面的人。可高考成绩出来，总分四百八十七，连上海的专科都够不上。
再后来他进了“永兴五金”，遇到了莫蔚兰，那个女人像一团火一样闯进他的生活，烧得他浑身滚烫，又在最浓烈的时候转身离开。她哥说“再缠着我妹，打断你的腿”，他信了，他真的不敢再找她了。她走的那天，他躲在火车站对面的树后面，连面都不敢露。
然后是小虹，KTV的陪唱女孩，那个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他的女人，他把人家当成了发泄情绪的工具，最后还骗了人家的血汗钱。
他想起了赵磊，想起了小虹，想起了那些被他骗过的人。他们信任他，把他当朋友、当兄弟、当爱人，可他呢？他把他们的信任当成了工具，把他们的善良当成了弱点，把他们一个推一个地拽进了传销的泥潭。
赵磊那三千块钱，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好几个月的。
小虹那五千块钱，是她多少个晚上，被多少男人摸过手、灌过酒、说过多少违心话才挣来的？
还有母亲那五万块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是父亲起早贪黑种了一辈子地、母亲在茶厂做了一辈子工才攒下来的。
那些钱，他一分都没见到，全部被上线拿走了。他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是父亲和母亲，用他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一点一点帮他填上了那个窟窿。
然后呢？
然后他就提着一桶汽油，去找孙兴龙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