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恨，也许是绝望，也许是被逼到了绝路上的疯狂。
他记得那一晚天很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可他不觉得冷，因为他心里有一团火，一团要把一切都烧干净的火。他想让孙兴龙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让那个骗子也尝尝被背叛、被利用、被抛弃的滋味。
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火就已经烧起来了。
他不知道是谁放的，也没人相信不是他放的。
法官不相信，律师不相信，孙兴龙的家人不相信，连村子里的人都不相信。所有人都觉得，就是他放的火，因为他有动机，因为他提着一桶汽油出现在了现场，因为“传销被骗然后报复”这个故事听起来那么合理、那么顺理成章。
谁会相信一个骗子、一个赌徒、一个传销分子的辩解呢？
他想起自己站在法庭上的那一天。法官问他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他说“我没放火”。法官看了他一眼，那种眼神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轻蔑，是一种很平静的、像在看一个说谎的孩子一样的眼神。
那种眼神比任何责骂都让他难受。
因为那意味着，在法官眼里，他不仅是一个纵火犯，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
他认错了，可他没有认罪。
他没做过的事情，凭什么认？
可法律不管这个。证据对他不利，证人对他不利，他有动机，有作案工具，有作案时间，所有的“客观事实”都指向他。他的“我没做过”在那座证据的山面前，轻得像一片落叶。
他在监狱里每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提着那桶汽油出门，如果他多想一想后果，如果他忍住了那股恨意，如果他听了父亲的话……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唯一让他痛苦的是，他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来得及跟父亲说。
“小鸣，出来以后好好做人，别再走歪路了。”
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他没有听到，是母亲转述给他的。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可他的心里在滴血。
爸，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你怎么就不等我出来，当面跟我说这句话呢？
“起来了起来了！”老孙的大嗓门在板房外面炸开，“一点钟了还睡！五号楼下午要浇楼板，都给我滚起来！”
夏季鸣猛地回过神，擦了擦眼角，翻身下了床。
下午的活比上午还重。浇楼板需要大量的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转着，沙子、水泥、石子倒进去，加水搅拌，再用斗车运到塔吊底下，吊上楼顶。夏季鸣的任务是往搅拌机里倒水泥，一袋一袋地扛，一袋一袋地倒，重复几百次。
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每扛一袋水泥，都像是在跟自己的极限谈判，腿在发抖，腰在发软，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一遍又一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衣服上留下一圈一圈白色的汗渍。
旁边的工友老马看出了他的不对劲，递给他一瓶水：“小伙子，歇会儿，别把身体搞垮了。”
夏季鸣接过水瓶，仰头灌了一大口。水是凉的，喝到胃里却像一团火。
“谢谢你，马师傅。”他说。
老马摆了摆手，说：“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谁还没个难处。我刚干这行的时候也是这样，扛了两天水泥，胳膊肿得像大腿，晚上回去哭了一场。后来咬着牙扛下来了，现在你看看，一袋水泥扛起来就走，不带喘气的。”
夏季鸣看着老马那副瘦小的身板，很难想象他怎么扛得起一袋五十公斤的水泥。老马看出了他的疑惑，笑了笑：“力气是练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你干上三个月就跟我一样了。”
三个月。
夏季鸣不知道自己在工地上能不能撑过三个月。
下午五点半，收工。
夏季鸣拖着两条灌了铅一样的腿走回板房，一屁股坐在铺上，连脱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的身体像一台散了架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在嘎嘎作响。
老王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两个饭盒，递给他一个：“食堂打饭了，今天有红烧肉，给你抢了份大的。”
夏季鸣睁开眼，接过饭盒，打开一看，上面是白米饭，下面是几块红烧肉和炒青菜。那红烧肉肥多瘦少，烧得黑乎乎的，看着就没胃口，可饿了一天的胃根本不挑食，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他扒了一大口饭，嚼了两下就咽了下去。饭是凉的，硬硬的，像砂子。他又夹了一块肉，咬了一口，肥油在嘴里化开，腻得他差点吐出来。可他还是咽了下去，因为胃里太空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饿。
他想起在上海录节目的时候，周编导带他去吃肯德基，他连汉堡怎么拿都不知道。那时候他觉得上海的东西真好吃啊，炸鸡是金黄的，薯条是酥脆的，可乐是冰凉的，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可现在手里这碗饭，硬得像砂子的米饭，黑乎乎的红烧肉，泛黄的炒青菜，他觉得也香。
不是因为饭菜香。
是因为他太饿了。
饿到一定程度，什么都香。
晚上七点多，天黑了。工地上安静下来，只有塔吊上的探照灯还亮着，像几颗巨大的白色星星，挂在半空中，照着那些未完工的楼架子。
板房里渐渐热闹起来。有人洗完澡回来了，有人去超市买烟买水回来了，有人捧着手机跟家里人视频聊天。一个四川的小伙子蹲在门口，端着手机跟老婆孩子聊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得很大声，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他挂了电话以后，一个人蹲在门口抽了根烟，看着天上的星星，半天没说话。
老马在床上看书，看的是一本翻得破烂的武侠小说，封面都没了，他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嘿嘿”的笑声。
老方坐在床上用针线缝补一件破得不成样子的工作服，手法熟练得像个女人。他是陕西汉中人，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中，老婆在家种地。他说他一年只回两次家，一次是过年，一次是收麦子。每次回家，两个孩子都躲着他，不叫他“爸”，叫他“叔叔”。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老王在跟旁边的工友聊天，聊的是老家的事。他说他儿子今年高考了，考了五百多分，报了一个一本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五百多分，够厉害了！”旁边的人赞叹。
“厉害什么呀，人家考六百多分的多了去了。”老王嘴上谦虚，可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眼角的鱼尾纹都快飞到太阳穴上了。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旧手机，翻出一张照片，“你看，这是我儿子，长得多精神。”
那手机屏幕小得可怜，照片拍得也不清楚，可所有人都凑过去看，七嘴八舌地夸：“长得像你！”“像他妈妈吧，比你好看多了！”“这孩子一看就有出息！”
夏季鸣坐在床边，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这些人，他们跟他一样，都是工地上最底层的小工，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住着最差的板房，吃着最难吃的饭。可他们有盼头。
老马的盼头是多挣钱，供两个孩子读书；老方的盼头是孩子们快点长大，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老王的盼头是儿子有出息，将来不用像他一样在工地上卖苦力。
他们的盼头都不大，一个小小的愿望，一个小小的目标，就能支撑他们在工地上干一年、两年、十年。
可他没有。
他的盼头是什么？他的上海梦？早就碎了。他的人生理想？早就在传销窝里被踩碎了。他的爱情？莫蔚兰走了，小虹也被他骗了，哪还有什么爱情？
他什么都没有了。
老王忽然转过头来，看着夏季鸣：“小伙子，你怎么不说话？”
夏季鸣笑了笑，那笑容很勉强，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干这行都累。”老王拍了怕他的肩膀，“习惯就好了。”
“对了，你怎么到工地上来了？看你这样子，以前没干过这活吧？”老马放下书，插了一句。
夏季鸣沉默了一会儿，说：“犯了点事，找不到别的工作。”
板房里忽然安静了，安静得能听到灯泡里钨丝嗡嗡的声音。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好奇，有警惕，也有一丝同情。
老王最先打破了沉默，声音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语气里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笃定：“谁还没犯过错？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后好好干就行。”
夏季鸣看着老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那张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脸、那口被烟熏黄的牙，还有那双浑浊却亮着光的眼睛，鼻子忽然一酸。
他想起赵德发在五婆岭跟他说的话，“从今天起，你就踏踏实实干活，老老实实做人。”
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吸了吸鼻子。
“老王，我没事。”他说，声音有些哑，但他尽量让它听起来平稳，“就是有点困，想睡了。”
“早点睡吧。”老王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像父亲一样的温柔，“明天还要早起。”
板房里的灯在九点钟准时熄了。不是有人关的，是工地上的总闸到点就拉。黑暗一下子涌了进来，把整个房间吞没，只留下窗外塔吊上的灯光，透过板房的缝隙漏进来，在墙壁上留下几道细长的光痕。
有人还在小声说话，叽叽咕咕的，像蜜蜂在嗡嗡叫。有人开始打呼噜，声音由小变大，从平稳的呼吸声变成高低起伏的闷雷。鼾声一起一伏，沉闷得像工地上的打桩机，砸在地面上，一下一下，砸得板房的铁皮都在微微震动。
夏季鸣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手上和肩膀上的伤口还在疼，一阵阵地跳着疼，像有无数根针同时扎进去。腰也疼，动弹不得，每翻一次身都要咬着牙，小心翼翼地挪动，像在拆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白天的疲惫把他整个人掏空了，骨头架子都像散了，可脑子却清醒得很，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
他想起王桂香。今天是几号了？农历四月二十二。再过半个月就是母亲的生日了。以前每年母亲过生日，他都会打个电话回去，说一句“妈，生日快乐”。今年呢？今年他还打不打？他敢不敢打？他该怎么跟母亲说？说他在上海的工地上搬砖、扛水泥？说他在这里睡不着觉、浑身酸疼、心里空荡荡的？
他想起父亲。父亲的坟前，那些青草应该又长高了吧？村里的规矩，新坟三年不添土，杂草也不能拔，说是要等坟自己“稳”下来。等三年过去了，他要回去，给父亲的坟添几铲土，种一棵树。父亲生前喜欢树，院子里那棵槐树就是父亲年轻时种的，现在已经长得比房子还高了，一到夏天，树冠撑开，像一把大伞，把整个院子罩在阴凉里。
父亲以前最喜欢搬一把竹椅，坐在槐树下乘凉，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哼那些老掉牙的越剧。他哼的什么夏季鸣从来没听清过，只觉得那调子黏黏糊糊的，像米汤，像傍晚的炊烟，像五婆岭山腰上的雾。
他还想起周编导。
那个温柔得像母亲一样的女人，现在应该已经四十多岁了吧？她还在电视台工作吗？她还会像当年那样，带着乡村来的孩子们逛上海、吃肯德基、买新衣服吗？她把照片送给他的时候，说“上海永远欢迎你”，说“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到上海来”。
他来上海了。
可他不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工作的，他是来工地搬砖的。
他不是周编导期望的那种“将来”，他是另一种将来，一种谁都不想要的将来，一种让人失望的将来。
他又想起莫蔚兰。
她就在上海，也许就在离他不到三十公里的某个地方，在某个区级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穿着得体的职业装，化着精致的妆容，对着镜头说着流利的普通话。也许她早就嫁人了，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上海男人，有房有车，周末去外滩喝咖啡，假期去国外旅行。也许她早就忘了那个在浙江小镇上偷偷喜欢过她的穷小子，忘了那个在运河边抱着她哭过的男人，忘了那颗苦楝树，忘了那张画的背面写着的两个字。
苦恋。
苦涩的苦，恋爱的恋。
夏季鸣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照片。照片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周编导的笑容在黑暗中看不清，可他知道她在笑。他记得她的笑，温柔得像三月的春风，像母亲的手轻轻拂过额头。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黑暗里，他听见远处公路上卡车驶过的声音，沉闷的轰隆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穿过这片废墟般的工地，流向城市的深处。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可以容纳一千种人生、一万种梦想、十万种悲欢离合。可它又太小了，小到容不下他夏季鸣的一个位置。
上海啊上海。
你是我十几年的梦，也是我十几年的痛。
我来了。
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好好做人”。
窗外，塔吊上的探照灯还亮着，惨白惨白的，像一只永不闭上的眼睛，盯着这片沉睡的土地，盯着这座不眠的城市，盯着所有那些在黑夜里失眠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