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刑满释放那天，天还没亮，夏季鸣就醒了。
他躺在铺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听着远处岗楼上换岗的口令声，听着风吹过铁窗的呜呜声。这些声音他听了一年，可今天听起来格外不一样，像是有人在用另一种语言跟他告别。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轻手轻脚地起了床，把被子叠好——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像一块豆腐干——然后把那几件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塞进一个塑料袋里。他摸了摸怀里的笔记本，还在，硬硬的，贴着胸口，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出狱的前一天，于叔把他叫到了图书室里。
图书室还是老样子，铁皮书架，旧书，折叠桌，塑料凳，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一切都和他第一次进来时一模一样。可夏季鸣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不一样了。
于叔坐在他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书，手里捏着那支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看到他进来，于叔摘下眼镜，把书合上，朝他招了招手。
夏季鸣走过去，在于叔对面坐下。
于叔从怀里掏出一本笔记本，递给他。夏季鸣接过一看，不是之前那本，之前那本他翻了无数遍，封面都快被他摸出油光了。这本比那本厚了一倍，黑色的封皮，没有任何标记，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本你拿着。”于叔说，“之前给你的那本太浅了，这本是我后来重新写的，把我这些年知道的东西都写进去了。到了外面，你把它交给罗生雄，他会明白的。”
夏季鸣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一页都是于叔的笔迹，工整、细致，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有的地方还画了示意图，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角度，像是一本精密的手工说明书。他翻了几页，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于叔，这——”他抬起头，想说点什么感谢的话，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于叔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不用谢我。我教你的这些东西，你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扔了。你出去以后，好好活着，别让你妈再操心了。”
夏季鸣把笔记本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他想说“于叔，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可这句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说出来都觉得心虚。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不让于叔失望？
于叔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和以往一样，轻得像风，像雾，像五婆岭山腰上缭绕不散的云烟。
“走吧，”他说，“别迟了。”
夏季鸣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鞠得很深，腰弯到了九十度，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这个躬鞠了足足有三秒钟，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承诺。
直起身的时候，他看到于叔已经重新戴上了眼镜，低下头，继续看那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铅笔头在纸面上沙沙地移动着，像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夏季鸣转身走出了图书室。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水泥地面上回响，一下一下的，像是在丈量从过去到未来的距离。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跟这个地方告别，跟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告别，跟那个在这里待了一年的自己告别。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灰色的高墙，密密的铁丝网，岗楼上持枪的武警，墙上“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八个褪色的大字。这些东西他看了一年，早就看腻了，可此刻站在外面看里面，却觉得它们没那么讨厌了。甚至，有一点亲切。
他转过头，走进了外面的阳光里。
第二天一早，夏季鸣换上了来时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一条灰色的长裤，一双鞋底快磨平了的运动鞋。他把那本笔记本贴身藏着，用一根布条绑在腰上，外面套上衣服，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他摸了**口，硬硬的，笔记本还在。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用手在额前搭了个凉棚，眯着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世界。
天很蓝，蓝得不太真实。
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飘来的、不知道哪家早餐铺的油条味。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口气比监狱里任何一口气都要新鲜，带着一种久违的、叫做“自由”的东西。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急着走。
他想起了第一次从监狱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母亲来接他的，一个人站在大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外套，脚上是沾满泥土的解放鞋，看到他的时候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拉着他的手，像小时候牵着他去镇上赶集那样。
那天母亲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在车上告诉他，父亲走了。
这一次，母亲没有来。他提前给王桂香打过电话，说不让她来，说自己能回去。其实他是怕母亲看到自己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样子，心里难受。他已经在母亲面前丢过太多次人了，不想再丢一次。
他走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去回越州的车，悄悄回到了香粉弄镇，回到五婆岭村。
夏季鸣在五婆岭村只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几乎没怎么出过门，像一只受了伤的兽，蜷缩在自家那间光线暗淡的老屋里，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听着窗外山风吹过茶园的声音，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和鸡鸣，听着母亲在灶台前忙碌时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这些声音他太熟悉了，熟悉到闭上眼睛就能分辨出每一种声响的来源，木柴在灶膛里爆裂的声音，开水在锅里翻滚的声音，咸菜入油锅时“滋啦”一声的脆响，可此刻听起来，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朦朦胧胧的，不太真切，仿佛他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只是一个路过的旅人，暂时借住在一间早已不属于自己的老房子里。
王桂香没有多问他什么。
第一天晚上，母子俩坐在堂屋里吃饭，桌上只有一碗咸菜、一盘炒青菜和两碗白米饭。夏季鸣低着头扒饭，王桂香也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往他碗里夹一筷子菜，夹完了又觉得不够，再夹一筷子。夏季鸣的碗里堆得冒了尖，他却像没看见一样，机械地往嘴里扒拉着，嚼也不怎么嚼就咽了下去。
吃过饭，王桂香收拾了碗筷，在灶台前洗碗。夏季鸣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院子里那棵父亲年轻时种的槐树。树冠很大，撑开来像一把大伞，把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凉里。月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银子，斑斑驳驳的，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白银。
“你爸走的那年，这棵树开了很多花。”王桂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跟他说，又像是在跟自己说，“满院子都是槐花的香味，甜丝丝的。以前他最喜欢坐在树下乘凉，夏天晚上，搬一把竹椅，摇着蒲扇，有时候哼几句越剧，哼着哼着就睡着了。”
夏季鸣没有说话。他的手插在怀里，隔着衣服摸着那本笔记本，封面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摸上去温温的，像一块被掌心焐热的石头。
“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我明天就走。”
王桂香洗碗的手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去哪？”
“金华。”
“金华？”王桂香转过身来，手上还滴着水，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不太真实的碎光，“去金华做什么？”
夏季鸣沉默了几秒。他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解释于叔的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本笔记本，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要去金华找一个做棺材的老头学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他张了张嘴，想说“去找个人学点手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母亲不会信的，他自己也不太信。
“有个朋友在那边，帮我介绍了份工作。”他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不让人起疑的说辞。
王桂香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担忧，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知道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十句里至少有五句是打了折扣的。可她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说：“行，那你去吧。路上小心。”
第二天一早，夏季鸣收拾好了一个小小的包裹——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母亲连夜给他补好的袜子，还有那本贴身藏着的笔记本。他把包裹系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车走出了院子。
王桂香送他到村口。老槐树的叶子已经有些泛黄了，几片落叶飘下来，落在王桂香的肩膀上，她也没察觉。晨风吹过来，带着山间特有的草木清香和淡淡的雾气，凉丝丝的，沁人心脾。
“妈，你回去吧。”夏季鸣说。
王桂香点了点头，却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村口的老树，根扎在泥土里，风吹不动，雨打不倒。
夏季鸣骑上自行车，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机耕路，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看到母亲孤零零站在村口的样子，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泪。他已经被母亲看过太多次狼狈的样子了，这一次，他想走得体面一些，哪怕是假装体面。
到了香粉弄镇上，他把自行车寄存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然后去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金华的车票。
大巴车很旧，车身上的蓝色漆皮一块一块地剥落，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像一张长了癣的脸。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柴油味和皮革座椅的霉味，混合在一起，闻起来让人有些发晕。夏季鸣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裹抱在怀里，靠在椅背上。
车子发动了，引擎的轰鸣声震得车窗嗡嗡作响。
车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快地向后退去。稻田，水塘，低矮的农舍，路边的电线杆，远处起伏的丘陵，还有天上那几朵慢悠悠飘着的白云。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陌生又熟悉。
他想起了父亲。
父亲走的那年四十九岁。他现在二十七岁。父亲的生命已经永远停在了那个数字上，而他的生命还在往前跑，跑得跌跌撞撞，跑得狼狈不堪，可还在跑。
车子开上了一条更宽的公路，速度提了起来。窗外的风景变得模糊，像一幅被雨水打湿的水彩画，颜色晕开了，轮廓看不清了。
夏季鸣靠在椅背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前面等着他的，是金华。他不知道，在金华等待他的是光明还是更深的黑暗。
可他知道，他必须去。
这是于叔给他的路。而他现在，除了这条路，已经无路可走了。
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于叔的话。
“你出去以后，到金华去找一个人，叫罗生雄。他住在金华下面一个叫塘雅的小镇上，你到了镇上，打听做棺材的老罗，就能找到他。”
做棺材的。这个行当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见了，火葬普及以后，棺材的需求量大大减少，做棺材的手艺人也跟着越来越少。可于叔说，这个人还活着，还在做，还在那个叫塘雅的小镇上。
夏季鸣不知道这个罗生雄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自己，更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教自己。
车子在国道上颠簸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到了金华市区。夏季鸣下了车，在车站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瓶水和两个包子，一边吃一边打听去塘雅镇怎么走。
“塘雅？”小店的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金华口音，“你坐公交车到汽车东站，那里有去塘雅的中巴车，一天好几趟呢。”
夏季鸣谢过老板娘，按照她说的路线，先坐公交车到了汽车东站，又换乘了一辆开往塘雅的中巴车。中巴车比长途大巴还要破旧，座椅上的皮套裂开了大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顶的扶手有一半是坏的，晃来晃去的，像挂在屋檐下的风铃。
车上的乘客不多，大多是些中老年人，有的拎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孩子，有的靠着窗户打瞌睡。夏季鸣坐在最后一排，把包裹放在膝盖上。窗外的风景渐渐从城市变成了郊区，又从郊区变成了乡村。楼房越来越矮，越来越稀疏，农田越来越多，越来越开阔。路边的行道树从香樟变成了水杉，又变成了梧桐，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中巴车在一个小镇的路口停了下来。司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塘雅到了！”
夏季鸣拎着包裹下了车。
小镇比他想象的要安静得多。一条不宽的主街从镇头延伸到镇尾，两旁的房子大多是两三层的小楼，外墙贴着白色或粉色的瓷砖，有的还挂着红灯笼，但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在秋风中微微摇晃。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个老人慢悠悠地走过，手里提着菜篮子，或者牵着一条土狗。街边的店铺大多是些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门面不大，招牌也有些年头了，漆皮剥落，字迹模糊，透着一股子陈旧的气息。
夏季鸣站在路口，四下张望了一下，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他想起于叔说的话：“你到了镇上，打听做棺材的老罗，就能找到他。”
他拦住一个路过的老大爷，尽量让自己笑得自然一些：“大爷，麻烦问一下，镇上有个做棺材的老罗，您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老大爷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身洗得发白的衣服和那双磨平了底的运动鞋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往街东头一指：“往前走，过了桥，右手边有一条巷子，巷子走到头，有一间木工房，那就是老罗的地方。”
夏季鸣谢过老大爷，顺着指引往前走，走向未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