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晚的牢房里，由不透明粗布为主体制作出来的屏障作为界线，将牢房内的空间一分为二。
西普里亚努斯与彼得在由不透明粗布制成的屏障一侧，安琪儿则在另一侧。三人躺在各自的床垫上，被久违的软实感包裹——这感受与他们之前睡在硌骨的土质硬地面形成刺目对比。
躺在床垫上的安琪儿望着漆黑的天花板，隔着粗布屏障，带着不安与孤寂，试探性地、依赖地轻声说：西普里亚努斯，你睡了吗？“
西普里亚努斯回答道：“还没有，我。”
“那个，你怕死吗？”安琪儿突然问到。
“当然怕。”西普里亚努斯语气愉快的回应到。
“乡间的教士们经常宣扬信仰神的人死后能够进入天国，得到永恒的幸福。我还以为你很虔诚，真的笃信你的信仰，而不怕死亡。”安琪儿吐槽到。
西普里亚努斯笑着回应道：“我怕死，从来不是畏惧死亡本身，也不是对自己的信仰不纯粹。而是我在现世中有放不下的事情。比如：我那群兄弟，我爱他们，无论他们当中弱小的，还是强大的，都需要我的保护或者帮助。如果我早早的回归天国，抛下现世的责任，又怎能心安理得奔赴天国。正是因为我想守护那些我爱的人，所以才的牵挂留恋世间。
再然后就是信仰方面，天国虽然是终点，但是有门槛，且来没有捷径可走。尘世是天主给我们的修行之路，我们必须走完这条路，才有资格回到祂身边。逃避活着的试炼，便是舍弃永恒的归宿，放弃进入天堂机会。
而作为试炼的修行之路，包括人在现世责任。所以活着不是只为自己，要爱家人、照顾弱者，要在世上行善，要捍卫信仰，让别人看见信仰归向天主——只有履行所有的责任，在我们寿终正寝、包括病逝在内的自然死亡、为此殉道，我们才能登入永恒的天国。”
安琪儿听西普里亚努斯说完之后，思考许久之后，才开口说：“你有没有想过，我骗了你，其实我真的是个女巫呢？”
“想过。”西普里亚努斯爽快的回答道：“但你说你是冤枉的，所以我选择相信你，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避免一个无辜者被冤枉之死。所以你真的是女巫吗？”
“那你能先回答我，如果我是女巫的话，你会后悔救我吗？”安琪儿好奇的问到。
西普里亚努斯：“不会。至少我个人而言不会。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引领你皈依天主。毕竟拯救一个人迷失的灵魂，永远要比消灭一个人更好。”
安琪尔顿了顿说道：“我觉得你和其他神职人员相比要好很多。”
西普里亚努斯不好意思的笑着说：“谢谢，但也有不少神职人员比我更宽容。”
“说真的，”安琪儿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她说：“当我为了救父亲而意外施展出魔法之后，我当时真的吓坏了。我从小就听教士和村民们反复告诫：女巫是邪恶的化身，是与魔鬼订立契约的罪人，一旦沾染巫术，灵魂必将堕入地狱，永世不得救赎。
他们的描述，每一个字都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里。尽管，我没有和恶魔签订契约或者做出不洁的事情，也没有做任何恶事。但……当那不受控制的力量从我手中涌出时，我仿佛看到自己瞬间变成了他们口中那个面目可憎、注定被诅咒的存在。那一刻，除了对未知力量的恐惧，更深的是一种被整个世界、被我所知的信仰彻底抛弃的绝望，尤其是我的父亲把我出卖给了教会，想让教会杀死我——那种绝望和被抛弃的感觉，深深的伤了我的心，让我的心感觉像死了一样。”
西普里亚努斯耐心的听着，没有回话。
安琪儿继续说道：“但是你的出现拯救了我，拯救了我那颗失去希望、早已冰冷死去的心……”
安琪儿的声音在黑暗中微微发颤，仿佛每个字都承载着沉重的释然，她说：“那一刻，当所有人都将我视为魔鬼的化身时，你却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为我辩驳。”
西普里亚努斯笑着说：“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你知道吗？”安琪儿语气严肃地说，“当你对那个小民兵队长说，我所拥有的那种奇特力量并不一定证明是女巫，有可能是神迹的时候……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自己并非一个怪物。“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把我从刑场上的绞刑架下救下来，然后把我带到教堂里，又和民兵讲条件，再把我送给民兵们——这行为看起来很蠢。”
“给我希望，又给我绝望，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安琪儿以抱怨的口吻补充到。
西普里亚努斯收敛起笑容，歉意的说：“很抱歉，让你感到不适。但是，我的身份和使命决定了我不能和当地教会以及世俗势力彻底对立。因此，我会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此事，而非用绝对暴力去与当地教会和世俗力量全面对抗。”
“我能理解你的苦衷。”安琪儿淡淡地说道，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好奇地问：“话说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猎巫运动，狩猎女巫吗？”
西普里亚努斯：“嗯~准确地说，猎巫运动的对象既包括女巫，也包括男巫。有些人习惯性地将这场运动解读为对女性的迫害，但不少男性同样是受害者。”
安琪儿：“你能为我讲讲猎巫运动是怎么兴起的吗？为什么教会要进行这个东西？”
“嗯，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西普里亚努斯开始讲述起来。
“猎巫运动并非发生在中世纪，而是近代早期，按格里高利历大致在1450—1750年，其中1560–1630年是迫害最疯狂的顶峰时期。
因为当时自然环境不太好，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减产歉收，造成饥荒，随后又因信仰分裂引发几十年的战争，加上瘟疫爆发。
所以导致当时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社会秩序愈加败坏，人际关系紧张，而且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安全感、彼此互不信任。
众所周知，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总会催生一群极端的人。就算没有宗教、神学这些东西，不去针对所谓的巫师邪祟，他们也会用阴谋论的方式，去猜忌别人、别的团体、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甚至幻想出一个不存在的敌人，给自己身边的人扣上潜在敌人的帽子，并进行攻击从而宣泄情绪。
所以自然而然，过去的那些平民百姓认定社会乱象与魔鬼（撒旦）及巫师有关。因此一遇有灾变或意外，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人是巫师，并以巫师事件解释社会上为何会发生许多不幸，然后通过伤害无辜之人宣泄自己的各种负面情绪。
这种通过伤害无辜者来宣泄情绪的方式让很多人陷入狂热之中。
是的，早期猎巫运动并非教宗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乡村邻里之间由于庄稼歉收、疾病传染……等一系列社会与自然问题产生的恐慌而造成的民间私刑。
早期村民通过排挤、殴打、语言暴力等私刑逼迫“嫌疑人”承认罪行。向地方官府施压：当私刑无法平息恐慌时，村民集结起来向地方领主、法官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要求官方进行审判。当地村民推选的世俗法官为了平息民愤、维持自身统治，往往顺应村民要求，动用酷刑逼供，导致死刑率畸高。
但问题就在这里。
在15世纪中叶以前，地方高级教士和理性的神职人员普遍认为，民间的“巫术恐慌”本身就是一种异端和迷信，并试图纠正。在中世纪早期教会的法律文本《主教教规》（Canon Episcopi）明确规定：相信女巫能骑着扫帚夜飞、相信人类能用黑魔法害人，是反天主的愚昧反智行为。因为只有神才能掌控自然、降下灾病。 而恶魔指挥制作幻觉。
虽然后来有些宗教学者认为恶魔能够影响一定现实，但做不到像神那样超越自然的能力。
但如果教会继续坚持《主教法典》那一套，告诉灾民“巫术不存在，这只是你们的幻觉”，绝望的民众就会认为教会无能、无法保护他们免受恶魔侵害。
于是教会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上帝在人间的守护者与代言人”，那么教会必须顺应民意，接管并介入猎巫运动当中。
还有就是，16世纪马丁·路德引发宗教改革，新教横空出世，天主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欧洲各地激烈竞争，双方都迫切想证明“只有我们这一派才是真正虔诚的、才能彻底消灭和恶魔苟合的女巫”。
这场狂热行为不仅波及平民，还有教士。有时候天主教和新教互相烧。
不过，在猎巫运动中，相比较而言，新教更加狂热，而天主教反而克制很多。
不过也难怪，新教没有统一教廷，其地方世俗权力更强、宗教焦虑更重、对“魔鬼渗透”更偏执
审判庭或者也可以叫做宗教裁判所，反正是一个词的不同翻译，一直和猎巫运动深深绑定。其实它不是针对巫师之类的，而是针对异端。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宗教裁判所指的是教廷直接管辖的，而非其他地方教会、教派以及私自设立的。
其作用是整治内部的异端学说。打击新教这样的异端教派渗透、审查学术异端、处理虚假改宗：如西班牙分支重点打击表面改信天主教、暗地里继续信奉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内鬼”。
关于异端，在宗教世界看来，异端们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教会则有责任按照天主的教诲把他们带回正途。
通常会进行劝导，让其忏悔，重新归一。比如：有一个意大利磨坊主，曾经两次犯了异端罪。甚至，审讯人员还和他耐心地探讨他的异端价值观，最终劝不过来，最终被判处死刑。而布鲁诺把日心说，服务于他的异端宗教学说，其罪名是泛神论、否定三位一体、否定神性等异端神学。也是在进行一番劝导之后，无果才被处以火刑的。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诺的死亡并不主要是因为日心说，也不是因为坚持科学而死。
天主教会法典规定“教会不流血（Ecclesia non sitit sanguinem）”。裁判所只定罪，如果此人无可救药，会被“移交给世俗之手（Relaxed to the secular arm）”，由国王的刽子手去执行绞刑或火刑。
后来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原因，宗教裁判所开始介入猎巫运动。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女巫之槌》和它的作者——克拉默。
顺便提一嘴雅各布·施普伦格（Jacob Sprenger）。施普伦格是当时科隆大学的神学教授，在德意志多明我会中地位极高。历史学家指出，施普伦格对《女巫之槌》的核心撰写贡献几乎为零，却被强行写上了名字。
1485年的因斯布鲁克，克拉默在当地发起了针对海伦娜·谢贝尔（Helena Scheuberin）等数十名妇女的巫术审判。在法庭上，克拉默对被告的性行为和夜间隐私进行了极度猥亵和越轨的盘问。
当地的教区主教格奥尔格·高瑟尔（Georg Golser）对克拉默跨界执法的傲慢态度、以及对女性性行为的变态审讯极其反感，于是联合地方世俗法庭，直接宣布克拉默的审判无效，释放了所有嫌疑人，并公开羞辱克拉默，称他是个“得了精神病的老糊涂”，限期将他驱逐出境。
猎杀女巫的运动，不同地区狂热程度不一样。
这次惨败让克拉默作为宗教裁判官的威信扫地。为了反击这些“不配合”的地方主教和教士，他决定写一本涵盖神学与法律的“猎巫红宝书”，以证明自己才是对的。
在因斯布鲁克受挫前后，克拉默向罗马教宗因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哭诉，称德意志北部的教士和民众不配合猎巫。教宗于1484年12月5日颁布了著名的教宗诏书《最高忧虑的渴望》（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
关于诏书的真实意图——根据格恩特·杰洛斯（Günter Jerouschek）的文献辨析，教宗颁布此诏书的初衷只是例行公事地重申宗教裁判官在德意志的司法管辖权，要求地方主教配合调查，此时《女巫之槌》甚至还没有动笔。
而1486年《女巫之槌》写成出版时，克拉默私自将教宗的这份1484年诏书印在书的最前面作为序言。这给当时的读者造成了一种极具欺骗性的错觉：仿佛整本《女巫之槌》都是教宗亲自审阅并御批的官方指导手册。
为了获得学术界的背书，1487年5月，克拉默将书稿提交给当时德意志地区的宗教裁判及神学权威——科隆大学神学院（Faculty of Cologne）进行审查。
科隆大学的神学家们在仔细审阅书稿后，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他们正式拒绝为该书背书。
三大指责：根据科隆大学保存的档案记录，神学家们谴责《女巫之槌》：
1.法律程序违法：书中推荐的逼供和诱供手段完全违反了天主教教会法的正当程序。
2.教义极其异端：书中将魔鬼和女巫的力量夸大到能控制天气和生育，这严重贬低了上帝的绝对全能，本身就涉嫌异端。
3.极度厌女和不道德：书中充满了恶劣的针对女性的性幻想，不符合神职人员的道德体面。
被科隆大学拒绝后，克拉默展现出了惊人的投机心理。他伪造了一份科隆大学教授的“赞同签名信”，并将其强行印刷在后续的版本中。现代文献学家通过比对字迹和历史档案，早已证实这份“学术推荐信”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历史的黑色幽默在于：尽管天主教会的主流高层、神学家、乃至后来的罗马审判所都一致否定、谴责并禁绝了这部书，但由于当时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的爆发式普及，《女巫之槌》通过民间作坊被疯狂盗版和印刷。
它摆脱了教会的控制，流向了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乡村、世俗基层法庭、以及后来的激进派新教徒手中，最终将民间邻里间的私刑恐慌，推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系统化深渊。
猎巫最惨烈的区域不是天主教核心区，而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混战区。相反，因为教廷的克制，它直接管辖的核心区域因为巫术被处死的人很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非核心区——有一些主教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世俗统治者。这导致地方自主性极高，罗马教廷或皇帝的中央控制很弱。主教可以自主发动大规模审判，几乎不受外部制约。而主教需同时应对宗教焦虑（证明天主教优越性与新教的争斗）和世俗统治压力（维持秩序、平息民愤）。灾害导致的民众恐慌强烈，向统治者施压要求“清除巫师”。自主的主教更容易顺应或利用这种压力。
在猎巫运动中，教廷尽管没有我们刻板印象上的坏，但在这场闹剧中并不无辜，它通过神学认可、特定诏书和未能强力约束地方，负有推动和纵容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