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被一通电话吵醒。
是我的班主任戴梓陌。
可恶，这家伙找我干什么？
“喂，老师有事吗？”虽然心里烦，但嘴上不能说出来。
“哦，醒了是吧。赶快到学校一趟。”戴梓陌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理所当然。
“有什么事吗？”
“快点来学校，不然有你好看的。”
又是威胁。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三秒，通话已经挂断了。锁屏界面上显示着时间——早上七点四十二分。假期期间，这个时间点醒过来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更悲剧的是还要被人从床上拽去学校。
我翻了个身。
小木蹲在枕头边上，尾巴慢悠悠地晃着，低头看着我。
“你看什么看。”
“喵。”
它跳下床，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这只猫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
就这样，我在假期期间回到了学校。
七月底的校园和平时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了学生的喧闹，操场空空荡荡，风吹过的时候只有旗杆上的绳子在轻轻敲着金属杆，发出单调的“铛、铛”声。教学楼走廊里的回声比平时大了不少，自己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人在走路。
办公室的门半开着。
我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空调开得很足，冷气扑面而来，和走廊里的闷热形成鲜明对比。戴梓陌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件灰色的短袖，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看起来比在学校时随意了很多。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冰咖啡，杯壁上凝结着水珠。
“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唔，正好。”她弯腰从座位底下抱出一堆文件，往桌上一放，“砰”的一声，扬起一层薄薄的灰尘，“来，帮我把这些签了。”
我盯着那摞文件，大概有十几份，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边缘参差不齐。
“等下……”
“怎么了？”她抬起头看我，表情里没有任何“我在为难你”的心虚。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她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叹了口气，像是在做某种“我本来不想说但看在你问了的分上就告诉你吧”的让步。
“算了，跟你说一下吧。这些是我攒了一个学期的报告，基本上都写完了，现在只要你帮我结尾并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我拿起最上面一份翻了翻。内容大概是社团活动记录之类的东西，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后留了一小段空白，写着“总结与展望”之类的标题，后面括号里标注着“此处写50字左右”。
“你不是说‘基本上都写完了’吗？”
“就差一点点。”
“这每一份都差一点点。”
“一点点乘以十几份，还是一点点。”她端起冰咖啡喝了一口，说得理直气壮。
我发现和这个人讲道理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有个问题。”
“说。”
“为什么是我？”
她放下咖啡杯，看着我，嘴角慢慢弯起来，露出那种让人后背发紧的笑容。
“小鬼，你要知道感恩。我当上你们社团的指导老师，你要报答我的。”
这又是什么歪理？
“而且你是男生，男人不能说不行。”
“这和男女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她站起来，绕到办公桌前面，靠在桌沿上，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男生就是要干活，这是传统。”
“什么传统？”
“我家传统。”
“你家传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是你老师，老师的话就是真理。”
我沉默了。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已经放弃反驳了。
“好了，你快去写吧。”她朝那摞文件努了努嘴。
我刚想开口，但被戴梓陌一个眼神瞪回去了。
在我认命地抱起那摞文件、准备找个角落开始干活的时候，戴梓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对我说：“对了，办公室下午要关门，你去学生会写吧。”
“学生会？”
“嗯，那边有人，钥匙我已经借好了。”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扔给我，我手忙脚乱地接住，差点把怀里的文件撒了一地，“写完了放我桌上就行。”
“……好。”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阳光比刚才更烈了，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刺眼的白线。我抱着那摞文件，往学生会办公室的方向走。
说实话，我来学生会这么多次，每次都是交东西。交表、交材料、交社团活动记录——现在倒好，直接来写作业了。这算什么？身份逆转？还是说我的存在意义就是和学生会这间办公室绑定在一起？
走廊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响。
学生会办公室在教学楼三层最西边，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上面贴着一张打印的“学生会”三个字，纸张边缘已经翘起来了，大概是贴了很久。我用钥匙开了门，推门进去。
冷气还开着。
大概是有人来过，空调没关。室内温度比走廊低了至少五度，走进去的瞬间，被热浪折磨了快二十分钟的身体像是得到了救赎。
办公室里的布局和我上次来时差不多。桌上摊着几份没整理完的文件，墙上贴满了各种通知和活动海报，白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待办事项，窗台上的绿植看起来浇过水了，叶子比上次精神了不少。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人。
她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那张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书，正低着头看得入神。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片暖色里，连发丝的边缘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她听到动静，抬起头。
张秋月。
学生会的会长。
不过我和她不熟——准确地说，我只认识她弟弟张书秋。她对我来说更像是存在于公告栏署名栏和开学典礼讲话里的人，一个“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没怎么说过话”的存在。
“你好，同学。有什么事吗？”她开口了，声音不急不慢，带着一种正宗的、训练有素的、学生会式的礼貌。
这就是专业人士啊。我在心里感叹了一句。
“啊……我来帮戴老师写报告。没事吧？”
“当然，请便。”她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看书，好像我的到来只是一件不值得多花注意力的小事。
我在她对面那张长桌旁坐下来，把那摞文件摊开，开始干活。
第一份是社团活动季度总结。
我翻到最后一页，找到那个写着“总结与展望（50字左右）”的空白处，拿起桌上的一支笔——不知道是谁的，先借用了——开始写。
“本学期社团活动开展顺利，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各项计划基本完成。下学期将继续努力，争取更优异的成绩。”
四十二个字。差不多。
然后翻到下一份。
下一份是经费使用报告。结尾空白处写着“备注（如有特殊说明请填写）”。
没有特殊说明。我写了一个“无。”字，干脆利落。
再下一份是活动预案审批表。结尾空白处写着“指导老师意见”。
我想了想，写了一句“同意开展，请学生会予以审批。”
这种套话我在游勇那里见过无数次，直接照搬就行。
写报告这件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要保持“戴梓陌”的语气。不能太认真，那不像她；也不能太敷衍，那过不了审。要在“我不想写”和“但我不得不写”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用最少的字数表达最完整的意思，同时还要让读报告的人觉得“这个老师虽然懒但也没那么懒”。
这大概是一种只有老师才会掌握的写作技巧。
写了几份之后，我停下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手腕。空调的风从头顶吹下来，凉飕飕的，吹得桌上的纸张边角微微翘起来。我用笔压住它们，顺便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十分方便。
有热水壶，不锈钢的那种，壶身上还贴着“学生会专用”的标签。有换衣间——其实是角落里用屏风隔出来的一块区域，挂着一面镜子和几个衣架。甚至还有个厕所，门上有块小牌子，写着“内设卫生间”。
学生会办公室的配置比我想象中豪华得多。难怪游勇每次来交材料都要感叹一句“你们这条件也太好了”。
在我观察四周的时候，视线无意间向着张秋月的方向扫了一眼。
她坐在那张桌子后面，还是刚才那个姿势，低着头看书。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片金色里。她的侧脸在那种光线下显得很柔和，鼻梁的线条从额头一路延伸到鼻尖，在颧骨上方投下一小片阴影。
怎么说呢，看起来完全是那种冰山美人的类型。五官精致但不张扬，表情平静但不冷淡，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我在这里就够了”的存在感。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动作，光是坐在那里，就让人觉得这间办公室的格调提升了一个档次。
我的视线下降了一点点。
然后——
等等。
粉白条纹。
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不对，不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而是“无意间扫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这两个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主观故意，后者是物理定律导致的必然结果——视线从高处往低处移动的过程中，中间经过的那个区域是客观存在的，我没有办法让它凭空消失。
这是光的直射定律。
是几何学。
不是我的错。
不过她竟然穿着这么少女的款式吗？
我以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把视线移开，转向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在跑道上啄食着什么。阳光照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颜色鲜艳得有点刺眼。
我把视线固定在那些麻雀身上，假装自己对它们的生态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脸上的温度已经不受控制了。
空调开到二十度，冷风对着脸吹，但耳朵还是热的。大概是因为办公室太闷了。对，一定是空调的问题，出风口堵了，冷气循环不畅，导致局部温度升高。这是热力学。
也不是我的错。
“你怎么了？”
张秋月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
我转过头。她正看着我，表情里带着一丝困惑，大概是因为我的脸色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某种肉眼可见的变化。
“没、没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干，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有点口渴。”
“那边有饮水机。”她指了指墙角，“杯子在下面柜子里。”
“谢谢。”
我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边，弯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一次性纸杯，接了半杯凉水，一口气喝完。纸杯很薄，被水浸湿之后软塌塌的，捏在手里像一团受潮的纸。
凉水从喉咙滑下去，胃里凉了一下，但脸上的温度没怎么降。
我回到座位上，拿起笔，继续写报告。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非常专注。
人在极度尴尬的时候，大脑会用工作来麻痹自己。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受伤之后身体会分泌内啡肽一样。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只要我足够专注于写报告，刚才那零点几秒的事情就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的。
张秋月大概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无聊的，进来之后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埋头写字，既不聊天也不搭话，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高中生。她可能在心里给我贴了一个“沉默寡言型”的标签，然后就不再看我了。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被关注的感觉从来不适合我，我更喜欢待在角落里，做自己的事，不打扰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打扰。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张秋月翻书的声音。空调的风声从头顶吹下来，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人平静的白噪音。
这种安静持续了很久。
我一份接一份地写，从社团活动记录写到经费预算，从活动预案写到期末总结。戴梓陌说“基本上都写完了”确实没有骗人——每份报告的主体内容都已经填好了，字迹潦草但可读，逻辑混乱但勉强能通。我要做的只是在每份的结尾补上一小段话，然后签上她的名字。
签她的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微妙。
戴梓陌这三个字，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第一遍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小学生练字。写到第五遍的时候已经能连笔了。写到第十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去伪造她的签名了。
当然我不会这么做。至少目前不会。
时间在笔尖流逝。
窗外的光线慢慢移动，从东边照到西边，在桌面上画出不同角度的光斑。张秋月大概翻了半本书——她翻书的速度很慢，有时候一页会停很久，像是在认真读每一个字，又像是在想别的事情。
我写到第七份的时候，手已经开始酸了。不是那种“有点累”的酸，而是那种“指关节在抗议”的酸，像是有人在每根手指的关节里塞了一小团棉花，动起来有一种滞涩的钝痛感。
我放下笔，甩了甩手。
张秋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累了？”
“还好。”我说，“还有几份就写完了。”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书。
你现在不应该说要帮我吗？
我拿起笔继续写。
第八份。第九份。第十份。
写到第十二份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张秋月桌上那本书的封面，是英文的。不是课本那种英文，而是一本原版小说，封面设计简洁，深蓝色的底色上印着几个白色的字母。
她看原版书。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惊讶的，学生会的会长看原版书大概就像便利店店员会收银一样，属于“理所当然”的范畴。但让我多看了两秒的原因不是书本身，而是她看书时的表情。
那种表情不是“我在学习”的认真，也不是“我在消遣”的放松，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更微妙的东西。像是她在通过这本书寻找什么，或者说，确认什么。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单凭一个表情就下结论未免太自以为是了。
我把视线收回来，继续写最后一份报告。
这是一份学期总评表，最后的空白处写着“指导老师综合评价（100字左右）”。
戴梓陌在前面已经写了一大段，大概是在夸社团活动开展得好、成员积极参与之类的话。最后还剩下三行空白，大概五十字的空间。
我想了想，写了一句：“本学期文艺社活动丰富多彩，社员团结友爱，望下学期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
签上名字。
好了。
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那摞文件从左边移到了右边，每一份都写好了结尾，签好了名字，叠在一起，像一座歪歪扭扭的纸塔。
窗外的光线已经从刺眼的白变成了柔和的橘黄，在墙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斜影。蝉叫得比中午小了一些，大概是气温降了几度的缘故。
我看了一眼手机。
下午五点零三分。
从早上八点多到现在，差不多九个小时。中间没吃午饭——不是不想吃，是写着写着就忘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食堂关门了，校外的小店也懒得走那么远。
现在饿过头了，反而没什么感觉。
“写完了？”张秋月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
“嗯。”我把那摞文件整理好，站起来，“打扰了。”
“不打扰。”她合上书，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你写了一天。”
“差不多。”
“戴老师的报告？”
“对。”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抱着那摞文件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什么，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
“张会长。”
“嗯？”
“你今天……一直在这？”
“嗯，值班。”她顿了顿，“假期学生会也要有人值班，轮到我而已。”
“就你一个人？”
“嗯。”
一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看书，喝水，偶尔有人来交个表或者借个钥匙，说几句话，然后又恢复安静。
这种生活听起来有点像我。
不，应该说，听起来像是某种“我可能成为的版本”。如果我没有加入文艺社，没有认识李佳月，没有被游勇拉去当副社长——那我大概也会变成这样的人。一个人待着，不觉得无聊，也不觉得孤独，只是“待着”而已。
“辛苦了。”
她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弧度很浅，如果不仔细看几乎注意不到。
“你也是。”
我走出办公室，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走廊里的光线比办公室里暗了不少，夕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整条走廊染成一种温暖的、带着一点橘色的金黄。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
我抱着那摞文件走回戴老师的办公室。门锁着，空调检修的牌子还挂在门把手上。我把文件从门缝底下塞进去——不太优雅，但有效。
然后我往校门口走。
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麻雀在草坪上跳来跳去。旗杆上的绳子还在敲着金属杆，“铛、铛”的，节奏比早上慢了一些，大概是因为风小了。
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不像中午那么毒辣。
我现在只想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