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局里已经是傍晚六点多。唐江没有回家，直接上了四楼办公室。办公室里灯还亮着，老杨趴在桌上打盹，听到门响抬起头，揉了揉眼睛。
“老唐，还不回去？”
“今晚加个班。”唐江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打开电脑，“老杨，你帮我查一下路川的背景。户籍、工作、社会关系，能查多细查多细。”
老杨打了个哈欠：“你这是要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啊。”
“翻出来最好。”
老杨没再说什么，开始翻档案系统。唐江则重新打开案发现场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放大看。
洛扬家门口的血迹已经凝固成暗红色，在白瓷地板砖上显得格外刺眼。人形轮廓线画得规规矩矩——头朝门内，脚朝门外，双手微微张开，像一个被钉在地上的“大”字。唐江盯着那张照片，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晚上九点多，洛扬还在家里办公。有人敲门。洛扬走过去，没有多想就开了门。门开的一瞬间，一把刀刺进了他的胸口。他甚至来不及喊叫，就倒了下去。凶手拔出刀，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干净利落，没有犹豫，没有多余的动作。不是冲动杀人，是有预谋的。
“老唐，查到了。”老杨把一份打印好的资料递过来，“路川，男，二十九岁，平安市凌水区人。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技术员。父母离异，母亲再嫁后迁居外省。独生子，无兄弟姐妹。”
唐江接过资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任何异常。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普普通通的工作，普普通通的生活。唯一不普通的地方，就是他三个月前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大厅里，当众扇了死者一耳光。
“现场监控再给我看一遍。”唐江说。
蒯程调出了红太阳保险公司的监控录像。三月三十一日下午，洛扬和路川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没有声音，只能看到嘴在动——然后路川突然站起来，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在洛扬脸上。洛扬整个人歪倒在沙发上，半天没起来。
“这一巴掌打得够狠的。”李皓在旁边咂了咂嘴。
“如果我是洛扬，我会恨死这个人。”蒯程说。
“如果我是路川，我会更恨洛扬。”唐江说，“买了保险不给理赔，换你你不生气？”
办公室里沉默了几秒。
“问题是，”唐江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就算再恨，至于杀人吗？而且是在自己留下监控证据之后？这不是明摆着告诉警察‘我有动机’吗？”
他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动机、时间、物证、不在场证明。
“动机有。时间呢？案发当晚九点到十点，路川在家看电视，有邻居作证。物证呢？现场的毛发DNA和路川不匹配。不在场证明虽然不完美——只有一个邻居在九点半看到他在家——但至少能证明他九点半的时候没有在杀人现场。”
“所以他不是凶手？”蒯程问。
“我不知道。”唐江把记号笔放下，“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四月八日，唐江再次来到文政花园。
这一次他没有提前通知，直接上门。敲了五分钟的门，没有人应。他又敲了几分钟，还是没有人应。他蹲下身，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窗帘拉着，什么都看不到。
唐江拨了路川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
“路川吗？我是市公安局的唐江，有些事情想再跟你核实一下。你现在在家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路川的声音响了起来：“唐警官，我在上班。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方便的话，还是当面谈比较好。”
“那等我下班吧。六点以后。”
“行。”
唐江挂断电话，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坐在小区花坛边的长椅上，点了一根烟。
六点十分，路川的车驶入了小区。一辆银灰色的轿车，车身上有些泥点，看上去有好几天没洗了。路川从车里出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看到唐江坐在花坛边，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唐警官，你等了很久？”
“没多久。”唐江站起来，“方便上去聊吗？”
路川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进门之后，唐江注意到屋子和上次来的时候有了一些变化。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摞文件和几个笔记本。电视关着，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透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你最近很忙？”唐江随口问。
“还好。”路川把公文包放在沙发上，“唐警官，你这次来，是想问什么？”
“还是洛扬的事。”唐江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客厅中央，目光在房间里慢慢扫过，“路川，你和洛扬之间，除了保险理赔的事，还有没有其他矛盾？”
“其他矛盾？”路川想了想，“没有。就那一件事。”
“你确定？”
“确定。”
唐江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路川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闪躲，没有紧张，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好吧。”唐江说，“那你能说一下，三月三十一号那天，你去红太阳保险公司找洛扬，具体说了些什么？”
路川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来。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像是在回忆什么。
“我去找他理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我去年生了一场病，虽然不是重疾，但也花了不少钱。我买了他们的保险，条款上写明了可以理赔。但洛扬说我的情况不在保障范围内。我跟他理论，他说这是公司的规定，他也没办法。我越说越生气，就……”
“就打了他一巴掌。”
“对。”路川抬起头，“我知道我不应该动手。当时太冲动了。事后我也很后悔。”
“你后悔是因为打人不对，还是因为打人会让你成为嫌疑人？”
路川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唐警官，你这是在套我的话？”
“我在问一个正常的问题。”
“好吧。”路川说，“两者都有。打人不对，而且我也不想被你们怀疑。但我真的没有杀他。”
唐江没有接话。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目光落在电视柜旁边的一个相框上。相框里是一张照片——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一个花园前面，笑得很开心。
“这是你母亲？”
“对。”路川的声音突然低了一些，“她在外地。”
“你父亲呢？”
“去世了。”
“抱歉。”
“没关系。”
唐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转身走向门口，在玄关处停下来。
“路川，案发那天晚上，你确定你一直在家？”
“确定。”
“从几点到几点？”
“下班回来就没出去过。大概六点半到家，然后一直在家，直到第二天早上。”
“你一个人住，没有人能证明你全程在家。只有张老太太在九点半的时候看到你在家。那九点半之前和九点半之后呢？”
路川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没有办法证明。但你们也没有办法证明我出去过。”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唐江心里清楚，他没有证据。什么都没有。
“打扰了。”唐江推门出去。
四月十日，唐江去了张老太太家。
张老太太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到敲门声，擦擦手来开门。看到是唐江，她笑呵呵地把他让进屋。
“警察同志，又来了？坐，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张奶奶，我就问几个问题。”
张老太太还是倒了杯水，放在唐江面前，然后在对面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您再跟我说说，四月六日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晚上啊。”张老太太想了想，“我和老伴九点来钟就躺下了。隔壁小路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吵得我们睡不着。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就起来去敲他的门。”
“大概是几点？”
“九点半左右吧。我看了表的。”
“您敲门之后，路川开了门？”
“对。他态度挺好的，我说让他把声音调小，他马上就调了。还跟我道歉来着。”
“您进门了吗？”
“没有。就在门口说的。”
“您看到屋子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就他一个人。”
唐江点了点头。这些情况他都已经知道了，但他需要再确认一遍。刑事案件的证据链，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反复核实。
“张奶奶，四月五日晚上，您也去敲过他的门？”
张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怎么知道？对，四月五日晚上也去过。那天他电视也开得挺大声的，我九点半去敲的门，他调小了。第二天早上我还跟楼下老王太太说起这事呢。”
“四月五日晚上，您看到屋子里有别人吗？”
“没有。就他一个人。”
“四月六日白天，您见过路川吗？”
“见过。中午的时候他回来了，我在楼道里碰到他了。他还跟我打招呼来着。”
“您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张老太太想了想：“挺好的一个小伙子。有礼貌，逢年过节还来串门，给送点水果什么的。不像有些年轻人，没大没小的。”
唐江又问了几个细节，然后告辞离开。走出张老太太家的时候，他站在楼道里，看着302那扇紧闭的门，站了很久。
路川有不在场证明。张老太太的证词是可信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没有理由为一个杀人犯撒谎。
但唐江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日。四月二十五日。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唐江又去找了路川两次，每一次都没有收获。路川的态度始终如一——礼貌、配合、滴水不漏。他承认打过洛扬，承认对洛扬有怨恨，但坚决否认杀人。
唐江又去了红太阳保险公司两次，找了王老板和其他员工，试图挖掘洛扬的社会关系。但洛扬这个人实在太“干净”了——没有朋友，没有仇人，没有情人，没有任何复杂的社会关系。他就是一个五十九岁的独居老人，每天上班下班，周末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偶尔去公园走走。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想要他的命？
唐江又调了洛扬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通话记录显示，洛扬最后一个月的通话非常少，除了工作电话，几乎没有任何私人通话。银行流水也很干净，每个月的工资到账，然后转出一部分还房贷，剩下的用来日常开销。没有大额转账，没有异常交易。
一切都很正常。
正常得让唐江想摔东西。
“老唐，你说这个案子会不会真的破不了？”蒯程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问。
唐江没有回答。
“你看啊，”蒯程掰着手指头数，“没有凶器，没有目击证人，没有DNA匹配，没有监控拍到嫌疑人。唯一的嫌疑人有不在场证明，有动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去了现场。这案子简直是第二个杰克案。”
“别瞎说。”唐江瞪了他一眼。
“我说的是实话嘛。”
唐江没再理他。他走到白板前，看着上面写写画画的线索，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累。他在刑警队干了快二十年，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但像这种——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就是抓不到——是最让人崩溃的。
四月二十八日，局长把唐江叫到了办公室。
“唐江，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唐江低着头，不敢看局长的眼睛：“还在查。”
“还在查？”局长的声音提高了几度，“二十多天了，你跟我说还在查？市里在催，媒体在盯，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局长，我们确实遇到了困难……”
“困难？什么困难？你们第二大队是不是只会办电信诈骗案？”
唐江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局长看着他，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王骁什么时候回来？”
“说是五一之后。”
“等他回来，你们一起办。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
唐江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局长办公室。他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五味杂陈。
王骁。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首都公安大学的高材生。第二大队的队长。
唐江不想承认，但他确实需要一个帮手。
四月三十日，唐江最后一次去找路川。
这一次他没有敲门。他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有没有灯光。他在花坛边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烟，然后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走了。
他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他什么也做不了。
回到局里，办公室已经空了。蒯程、李皓、老杨都下班了。只有唐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案卷。
他翻开第一页，是洛扬的死亡现场照片。照片里的人形轮廓，像一个大字，摊在门口。
他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白纸。
唐江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把案卷合上，放进了抽屉里。
明天就是五一了。假期过后，王骁就回来了。
唐江站起身，关了灯，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暗，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在头顶亮着，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他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开车回家。
一路上，车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地掠过，投下明灭不定的光。
唐江突然想起一件事——路川说四月六日晚上他一直在看电视，从六点半到十一点。但张老太太只证明了他九点半在家。那九点半之前和九点半之后的两个多小时呢？没有人能证明。
如果——只是如果——路川有一种办法在不被监控拍到的情况下离开家，那他在九点半之前出去，杀完人回来，再假装被张老太太敲门，完全可行。
但他是怎么离开的？监控没有拍到他出门。
唐江想不出来。
他把车停在楼下，在车里坐了很久，然后熄火，上楼，洗澡，睡觉。
第二天就是五一了。他需要休息。
（第一部分完，约1.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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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5月1日—5月15日：火车站目击，王骁归来）
五月一日，平安市火车站。
这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拎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旅客。检票口的队伍排得很长，人们脸上带着假期特有的轻松和期待。几个卖烤红薯和糖葫芦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穿着黄色马甲的志愿者站在广场中央，举着一个写着“问询处”的牌子，被不断涌来的旅客围得水泄不通。
王骁站在广场边缘，他不是来坐车的。
他刚从省城回来。之前在杰克案中受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右肩时不时还会隐隐作痛，尤其是在阴天的时候，那种酸胀感会从肩膀一直蔓延到整个手臂。他请了几天假，去省城复查了一下，顺便散了散心。今天下午的火车刚到站，他拖着行李箱走出来，正准备打车回家。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右肩的位置微微鼓起——那是绷带和敷料。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但医生还是叮嘱他不要提重物，不要剧烈运动。王骁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但他这次确实在尽量注意。毕竟，上次受的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穿过广场，朝出租车等候区走去。
然后他停下了脚步。
人群中，一个年轻人正朝着候车大厅的方向走去。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卫衣，背着双肩包，步伐轻快，侧脸从人群中露出来，被广场上的阳光照得清清楚楚。
那张脸，王骁在案卷里见过无数次。
路川。
唐江给他发的消息里，附过路川的照片——证件照、生活照、监控截图。王骁虽然人不在局里，但案子的材料唐江隔几天就会发一份给他。他看过路川的脸不下几十遍，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但眼前这个人，给王骁的感觉和照片里的路川有些不一样。
照片里的路川，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压抑的、紧绷的东西，像一根随时可能崩断的弦。而面前这个人，表情轻松，嘴角甚至微微上扬，像是一个终于卸下了所有负担的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做作的松弛，不是在照片或者监控视频里能捕捉到的。
王骁下意识地握紧了行李箱的拉杆。
他没有动。没有上前打招呼，没有出示证件，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背影穿过旋转门，消失在候车大厅里。旋转门缓缓转动，将那个深灰色的身影吞没，然后吐出几个拎着红色编织袋的农民工。
过了一会儿，王骁掏出手机，拨通了唐江的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唐江的声音带着一种假期特有的慵懒，背景里有小孩子在喊“爸爸爸爸”的声音——他大概在陪女儿。
“老唐，路川那边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异常。”唐江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但提到案子还是立刻正经了起来，“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哦对了，他请了几天假，说是五一要出去旅游。我们也没理由拦着。”
“什么时候走？”
“今天。上午跟我们说的，说是下午的火车。应该已经出发了吧。”
王骁沉默了两秒。他看了一眼候车大厅的方向，那个深灰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中。
“我知道了。”
他挂断电话，站在广场上，看着候车大厅的玻璃幕墙。里面的灯光温暖而明亮，人群涌动，安检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旅客们一个接一个地把行李放上传送带。王骁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了几秒，但什么也没有找到。
路川请假去旅游了。那个人应该就是路川本人。
但王骁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对。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只是一种直觉。那种在多年刑侦工作中磨砺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就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它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但它的鼻子告诉它——就在那里。
那个人的表情太放松了。不是那种旅游前应有的兴奋和期待，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松弛。那种表情，王骁只在一种人脸上见过——刚刚摆脱了某种长期压迫的人。
王骁把行李箱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上了。
他不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但在需要思考的时候，手里没有一根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暮春的微风中迅速散去，不留痕迹。
他想起了自己休假前看过的案卷。洛扬被杀，一刀毙命。路川有动机，有不在场证明，没有任何物证。唐江查了二十多天，什么也没查出来。这不奇怪，因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唐江能应付的。
但王骁不一样。他见过更复杂的案子，也破过更复杂的案子。
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每一个案子都会留下痕迹，只是有些痕迹藏得太深，一般人看不到。
他把烟掐灭在垃圾桶顶端的灭烟板上，重新拉起行李箱，朝出租车等候区走去。
坐进出租车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火车站的方向。候车大厅的灯光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明亮，像一座不夜城。
“去哪儿？”司机问。
“凌水区，文政花园。”王骁说。
他决定去看看。
出租车在文政花园小区门口停下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王骁付了车费，拖着行李箱走进小区。他没有去302室，而是绕着2号楼走了一圈。他先看了单元门口的位置——摄像头装在门檐上方，角度向下，覆盖了进出通道的全部区域。如果有人从这个门进出，一定会被拍到。
然后他绕到了楼的侧面。
楼的侧面是一面灰扑扑的水泥墙，墙面斑驳，有几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墙边种着一排冬青，长得半人高，枝叶有些杂乱。王骁拨开冬青的枝条，往上看——六楼的天台边缘，有一排铁质的爬梯，锈迹斑斑，从楼顶一直延伸到离地面大约两米高的位置。最下面两格被锯掉了，剩下两截光秃秃的铁桩，断面已经生了锈，看起来锯掉有些年头了。
但从天台翻出来的人，可以抓住爬梯的最下面一格，然后跳下来——只要不怕摔。下面是一块土地，不是水泥，长着一些杂草和青苔，跳下来最多崴一下脚，不会受重伤。
王骁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地面的痕迹。枯叶和浮土下面，有几个深浅不一的印记，像是有人从高处跳下来时留下的。但痕迹不清晰，可能是任何人留下的，也可能是风吹雨打自然形成的，不能作为证据。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又抬头看了一眼天台。
天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和几缕被风吹散的云。
王骁在楼侧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他没有上楼，没有敲门，没有做任何会打草惊蛇的事。他只是在心里记住了这个爬梯，记住了这条小巷，记住了这个可能被所有人忽略的盲区。
回到出租车上，他给唐江发了一条消息：“我回来了。明天去局里。”
唐江秒回了一个字：“好。”
五月二日到五月七日，王骁没有去局里。
他给自己放了几天假——不是休息，而是在做私下的调查。他没有告诉唐江，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一个人在平安市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去了老城区，去了凌水区，去了洛扬住的那栋公寓，去了路川住的那个小区，去了三号桥，去了红太阳保险公司门口。
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看，只是走，只是记。
他去了老城区洛扬的住处。那栋公寓楼比他想象的要旧，外墙的白色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扑扑的水泥。楼道里没有灯，楼梯扶手生满了锈，踩上去吱呀作响。四楼洛扬家的门还贴着封条，白色的纸条在风中微微抖动，像一条垂死的鱼。王骁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口看了几秒，然后继续往上走。
五楼，六楼，然后是一个狭窄的铁梯，通向天台。
天台上的风很大。王骁站在天台边缘，往下看。六楼。地面看起来很远，但那个爬梯确实在那里。他抓着爬梯，试探性地往下爬了两格。铁锈蹭了他一手，但爬梯的承重没有问题。他站在爬梯的中段，往下看了看。下面就是那条小巷，巷子尽头连着一条小马路。马路上有公交站，有出租车，还有共享单车的停放点。
王骁爬回天台，站在风中，想了很久。
然后他去了三号桥。
桥下的水很浅，最多只能没过大人的膝盖。王骁站在桥上，看着下面的河水，眉头紧锁。他不知道2008年那个叫路辰的男孩是怎么在这里“溺水身亡”的，但他心里隐约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他没有去查。不是不想查，而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五月六日，王骁去了青石巷。
青石巷在老城区的深处，是一条很窄的老街，两旁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矮楼，一楼大多改成了小商铺——一家理发店、两家小饭馆、一个彩票站，还有一家咖啡馆。那条街很安静，平时没什么人，只有住在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会在这里买菜、遛弯、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晒太阳。
王骁不是来喝咖啡的。
他走进那家叫“盲点”的咖啡馆。门面不大，招牌是白底黑字，门口摆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特调。推门进去的时候，店里只有一个客人，坐在角落里看书。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亚麻衬衫，正低着头擦杯子。
顾意。警校时期的老同学。他没有从警，而是开了这家咖啡馆，过着半隐退的生活。
听到门响，顾意抬起头，看到王骁，嘴角微微上扬。
“稀客。”顾意说，“大白天跑我这儿来，不用上班？”
“请假了。”王骁在吧台前坐下，“来杯美式。”
顾意转身去操作咖啡机，蒸汽的声音在安静的咖啡馆里显得有些突兀。咖啡端上来的时候，王骁没有喝，而是盯着杯子里的黑色液体看了很久。
“你心里有事。”顾意靠在吧台上，看着他。
王骁抬起头，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放在吧台上。那是一份手绘的时间线——四月六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路川家的电视声、张老太太的上门、洛扬的死亡、监控的盲区。
“帮我看看这个。”王骁说。
顾意低头看了一会儿，没有问这是什么案子，也没有问王骁为什么要找他看。他只是看着那张纸，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顾意指了一下“路川”的名字，“有不在场证明？”
“有。邻居证明他当晚在家。”
“那凶手不是他。”
“但所有线索都指向他。”
“所有线索都指向他，但他有不在场证明。”顾意把那张纸推回去，“那你找错人了。”
“什么意思？”
顾意没有直接回答。他转身从架子上拿了一面小镜子，放在吧台上。那是一面很普通的圆形梳妆镜，背面印着一朵褪色的玫瑰花，镜面上有一些细小的划痕，边框的漆也掉了几块，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你照照。”顾意说。
王骁低头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和镜外的自己，没有区别。
“你看到了什么？”顾意问。
“我自己。”
“对。但如果你有一个双胞胎兄弟，镜子里的人，是你还是他？”
王骁的手指微微收紧。
“你再想想这个问题。”顾意把那面镜子推到王骁面前，“这面镜子借你了。想明白了再还我。”
王骁看着那面镜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镜子揣进口袋，站起身。
“咖啡钱不给了。”
“记账上。”
王骁推门走出咖啡馆。青石巷的阳光很刺眼，他眯了眯眼，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顾意的那句话——“如果你有一个双胞胎兄弟，镜子里的人，是你还是他？”
五月八日，王骁正式回到局里上班。
他到办公室的时候，唐江已经在了。唐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案卷，眼圈发黑，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好几天没好好睡觉。
“老唐，早。”王骁把自己的包放在桌上。
“早。”唐江抬起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队长，你可算回来了。这案子我快被折磨死了。”
“我知道。”王骁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唐江旁边，“你把案子的材料全部给我看一遍。”
唐江愣了一下：“你不先休息休息？”
“不用。先把案子弄清楚再说。”
唐江没再说什么，把所有的材料——走访记录、法医报告、监控截图、背景调查——全部搬到了王骁的桌上，厚厚两摞，加起来有几百页。
王骁一份一份地翻，翻得很慢，每一页都看得很仔细。他不只是看内容，还在看唐江做的笔记，看那些打了问号的地方，看那些被标记为“待查”的条目。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唐江站在旁边，看着王骁的侧脸。这个年轻人比他小十几岁，但此刻的表情却像一个阅尽千帆的老刑警——沉稳、冷静、不带任何情绪。唐江突然觉得，也许这个案子真的有希望了。
王骁看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的时候，他抬起头，揉了揉眼睛。
“老唐，说说你的看法。”
唐江叹了口气，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
“作案手法，我一直想不通。”他开始画，“案发当晚，路川在家，有邻居证明。但如果他是凶手，他必须有一种办法在不被监控拍到的情况下离开家，去老城区杀人，再回来。”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栋楼，标出了单元门、监控、楼梯、天台和爬梯。
“我怀疑凶手是从天台走的。这栋楼的天台没有锁，侧面有一个维修用的外挂爬梯，直通地面。那个位置没有监控，旁边是一条小巷子。凶手可以从爬梯下楼，从巷子里离开。这样监控就拍不到他了。”
王骁看着白板上的图，没有说话。
“但是，”唐江把记号笔放下，“我们没有证据。爬梯上没有提取到指纹——风吹日晒，早就冲刷干净了。小巷子里没有监控。我们甚至没办法证明有人从那里走过。”
“你说得对。”王骁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作案手法可以是这样。但我们需要证据。”
“可是怎么找证据？”
王骁没有回答。他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了一个词：报箱。
唐江愣了一下：“报箱？”
“张老太太的证词里说，四月六日早上六点十分左右，302的报箱已经空了。路川说他七点才出门。那取走报纸的人是谁？”
唐江想了想：“可能是路川记错了时间。他可能六点多就出门了，但跟我们说七点。”
“如果他是六点多出门，那他六点到七点之间在哪里？为什么不直接说自己是六点出门的，而是要说七点？他撒谎有什么好处？”
唐江被问住了。
王骁转过身，看着唐江：“老唐，我想调一下文政花园报箱附近的监控。不是案发当晚的，是四月六日早上的。”
“我调过。单元门口的监控拍到了一个人取报纸，但那个人戴着帽子，低着头，看不清脸。”
“把那段录像给我看。”
唐江打开电脑，调出了四月六日早上六点到六点半之间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六点零三分，送报工骑着电动车出现在画面里，把一摞报纸塞进各个报箱，然后离开。六点零八分，一个人从单元楼里走了出来。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低着头，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他走到报箱前，打开302的箱子，取走了里面的报纸。然后他抬起头，朝单元门的方向看了一眼。
就在那一瞬间，摄像头拍到了他的脸——虽然只有半秒钟，虽然角度不好，但足够看清轮廓。
王骁把画面定格，放大。
那张脸——和路川一模一样。
但王骁知道那不是路川。因为他见过路川的照片，也见过唐江拍的走访视频。视频里的路川，表情总是带着一种被压迫的、紧绷的东西。而画面里的这个人，眼神更沉、更冷、更锐利。
王骁没有声张。他把这个画面保存在自己的手机里，然后把电脑还给了唐江。
“老唐，这个录像我先留着，我再仔细看看。”
“好。”
接下来的几天，王骁开始了一场秘密的调查。
他没有告诉唐江他在查什么。不是不信任唐江，而是因为他知道，一旦把唐江拉进来，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唐江是个好人，但太急，太想把案子破了。而有些事，急不得。
王骁需要找到那个取报纸的人。
他拿着手机里的那张截图，开始走访。他去了文政花园附近的商铺、公交站、地铁站，一家一家地问：“见过这个人吗？”
答案总是摇头。
五月十日，王骁去了老城区。他拿着截图，在洛扬住处附近的街道上转悠，问遍了沿街的店铺、路边的摊贩、甚至扫地的环卫工人。没有人见过这个人。
五月十二日，王骁去了火车站。他把截图给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对方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这人戴口罩了吗？看不清脸啊。”
“没有戴口罩，但帽子压得很低。”
“那就不好说了。火车站每天几万人进出，我哪能记得住。”
王骁没有放弃。
五月十四日，他去了青石巷。
他不是去找顾意的。他走在青石巷的石板路上，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玩偶服，站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手里拿着一沓传单，笨拙地朝路过的行人递过去。玩偶服的头部是一只熊，毛茸茸的，圆滚滚的，胸前缝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看起来有些滑稽。
王骁站在原地，看着那只熊。
那只熊正弯着腰，和一个小朋友合影。小朋友的妈妈举着手机拍照，嘴里说着“看这里，笑一个”。熊乖乖地蹲着，毛茸茸的大爪子轻轻搭在小女孩的肩膀上。
“咔嚓。”照片拍完了。
熊慢慢站起来，把传单夹在腋下，然后摘下了头套。
头套下面，是一张被汗水浸湿的脸。
王骁的手指微微收紧。
那张脸——和路川一模一样。但那道浅浅的疤痕——在右耳边，靠近太阳穴的位置，一道细长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疤痕，像是很久以前烧伤后留下的痕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王骁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是路川。是另一个人。
王骁没有上前。他没有出示证件，没有表明身份，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把头套重新戴上，变回了那只棕色的熊，继续发传单。
然后他转身，离开了青石巷。
走出巷口的时候，他掏出手机，给唐江发了一条消息：“老唐，路川最近有什么动静？”
唐江回复：“正常。上班，下班，回家。怎么了？”
王骁看着那条消息，沉默了很久。
路川在正常上班。那个人在咖啡馆打工。两个人，同一张脸，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王骁把手机收进口袋，站在巷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初夏的风带着一丝暖意，吹动了他的头发。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他需要证据。不是推理，不是直觉，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摆在桌面上的证据。
他睁开眼睛，走向了地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