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天台门的时候，天乃已经在了。她没有回头。我已经习惯了她不回头。这大概不是她冷漠，她不需要确认来的人是谁。
我走到西侧栏杆，把便当放在脚边。今天妈妈又没做便当，便利店的饭团是明太子味的。我撕开包装纸的时候，声音在风里显得很薄。
天乃在吃便当。隔着十米，我能看到她筷子起落的节奏。不快不慢。她把什么菜夹起来，放在饭上，然后一起夹起来送进嘴里。咀嚼的时候看着天空。然后重复。
我们已经有三天没有在天台上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了。谈不上刻意沉默，单纯没什么需要说的。第一天交换名字，第二天她说了便签的事。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她只在临走时说了一句“明天降温”。我说“嗯”。然后各自走了。
今天大概也一样。
我咬了一口饭团。明太子有点咸。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我伸手别到耳后，然后继续吃饭团。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别头发的动作，手指是张开的，不是从前那种小幅度地、怕碰到什么似的拨法。在这里，我连拨头发都比在教室里自在。
操场上有哨子声。几个学生在跑接力，棒子掉了一次，有人喊了什么，听不清。天乃把便当盒放在栏杆平台上，换了个站姿，重心从左腿换到右腿。这个动作我昨天也看到了。前天也是。她站累了就会换腿，但从来不坐下来。天台上有体育垫子可以坐，但她不坐。我也不坐。不知道是谁先不坐的，反正就成了习惯。
便当吃完了。我把包装纸揉成团，放进口袋里。天乃还在吃。她吃得比我慢。或者说，我吃得比以前快了。以前在教室里吃便当，我会剩一半。现在每次都吃完。不是因为饿。
天乃把便当盒盖子扣上。然后我看到她把手伸到便当盒底部，指尖轻轻掀起一张便签的边角。她把便签揭下来，折好，放进口袋。
我忽然想问她，那些便签你带回家之后放在哪里。抽屉里？枕头下面？还是夹在哪本书里？但我没问。不敢问...应该谈不上，只不过觉得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们四天来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突然问别人“你把便签放在哪里”，会被当成奇怪的人吧。虽然我们本来就是奇怪的人。在午休的时候上天台站着，隔十米，不说话，各自吃饭，这本身就很奇怪。
天乃把便当盒收好，靠在栏杆上，抬起头看天。我也抬起头看天。云还是那样，薄薄的几朵，往南飘。今天的云比昨天多一点，但不厚。太阳偶尔被挡住，天台上的光线会暗一下，然后又亮起来。
这种时候，我总会不经意的想到一些平时不会想的事。比如天乃的母亲今天在便签上写了什么。比如天乃每天来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会不会来”。
这些想法在教室里不会出现。教室里只有“应该说的话”和“不该说的话”。但在这里，在天台上，在这十米的距离里，什么话都不说也是被允许的。
钟声响之前，天乃动了。她从栏杆边起身，把便当盒拿在手里，往门口走。经过天台中间的时候，她步子没停，但说了一句话。
“明天见。”
不是“明天也来”，是“明天见”。
“嗯。”我说。
她推开门。我跟在后面，隔着几步台阶。脚步声在楼梯间里一前一后。
回到教室，同桌正在吃她的餐后甜点，一盒布丁，用小勺子挖着吃。看到我坐下来，她把勺子含在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你最近中午都去哪了。”语气里有一层好奇，但压得不深。
“透气。”我说。
“每天都透气？”
“教室里闷。”
她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多了一层什么，不是怀疑，不是八卦，是某种我没法归类的东西。好像在等我继续说。我没继续说。她也没追问。只是把最后一勺布丁吃完，然后把空盒子放在桌角，说了一句“那倒是”。
我把课本拿出来，翻到今天下午要上的那一章。但脑子里还在想天乃说的那句“明天见”。和“明天也来”只差一个字。但“来”是一个动作，“见”是两个人。我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嘴角有点想往上翘。
我按住它。没有不想笑的意思，只不过是还没习惯。还没习惯自己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这样。
下午的课，我听得比平时认真了一点。并非刻意认真，仅仅只是脑子里不乱了。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会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今天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明天的便当要不要自己准备。今天这些想法都还在，但它们不乱了。像是被什么人按顺序排好了，一件一件地放着，不用同时想。
放学后，我收拾书包的时候，同桌已经走了。她桌上放着那个空布丁盒子，和一张揉成团的纸巾。我路过的时候顺手把布丁盒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我看到自己桌角的便签，“明天”两个字，下面是一行“来了”。再下面，今天中午写的：一个“见”字。
我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天乃折便签的动作一样。
回家的路上，风比中午大了一点。我路过便利店，在门口停了一下。想了想，进去买了一个饭团。又是明太子。收银员说了句“谢谢惠顾”，我说“谢谢”。走出店门的时候，天已经有点暗了。我把饭团放进书包里，和那张折好的便签放在一起。
明天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遍。然后往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