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天比京城来得更早。
车队走了半个月，一路上桃红柳绿、莺歌燕舞，运河两岸的稻田绿油油一片，农人们弯腰在水田里插秧，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我知道，这太平景象底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难。
林鹤在苏州城外的驿站迎接我们。他今年不过三十四岁，却已经满头花白，看起来像四十好几。沈月棠对我说过，林鹤在苏州六年，每日只睡两个时辰，殚精竭虑地清查积弊、安抚百姓，操劳得早衰了。
“臣林鹤，参见陛下。”他跪在驿站门口，声音沙哑。
“林大人请起。”我亲手将他扶起来，打量了他片刻，“先生说你是个能臣，朕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这满头的白发，每一根都是替苏州百姓操劳出来的。”
“陛下过誉了。”林鹤连忙道，“臣不过是尽了本分。”
“你的本分，却是旁人尽不了的。”我说，“朕此番来，为三件事。第一，亲眼看一看钱李两家的罪证。第二，亲耳听一听百姓的苦楚。第三，亲手替他们做主。”
林鹤的眼眶忽然红了。“陛下...有陛下这句话，臣死而无憾了。”
沈月棠站在我身后，看着林鹤红了的眼眶，嘴角微微动了动，却没有说话。
当天夜里，我换了一身寻常的青布长衫，只带了沈月棠、林鹤和几个便衣侍卫，走进了苏州城外的流民聚集地。那是城西的一片荒滩，杂草丛生，到处是简陋的窝棚。窝棚是用竹竿和茅草搭起来的，风一吹便摇摇欲坠。地上积着污水，臭不可闻。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污水里摸鱼，摸上来的鱼只有指头大小。
林鹤低声说：“这些都是钱家逼走的农户。钱家要兼并他们的田地，便派人半夜去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或者在他们的水井里投毒。农户没了活路，只得把田贱卖给钱家，搬到这荒滩上来。”
我问：“苏州府不管吗？”
“管不了。”林鹤叹了口气，“这些事都是钱家手下的地痞干的，抓不到证据。农户告到衙门，钱家便反咬一口，说农户诬告良民。之前的知府收了钱家的银子，反倒把农户打了板子。”
我默然无语，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窝棚前，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林鹤掀开草帘，里面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一堆破棉絮上，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约莫七八岁，正在给老人喂水。
“老伯。”林鹤蹲下身，“我来看你了。”
老人睁开浑浊的眼睛，认出是林鹤，嘴唇哆嗦着要坐起来。“林大人...您怎么又来了...”
“我带了几位京城来的朋友，想听听你家的故事。”林鹤指了指身后的我们。
老人看了我们一眼，又咳了几声，开始说。他叫孙老二，祖祖辈辈住在苏州城西的孙家庄。家里有二十亩水田，虽然不算富裕，但够一家人温饱。三年前，钱家的管家找上门，说要买他家的地。价格极低，二十亩地只给三十两银子——正常价格至少一百两。他不肯卖，钱家便派人来闹事。先是往水田里撒盐，把一季的稻子都烧死了。然后半夜把他家的牛棚点着，一头老黄牛活活烧死在棚里。最后有一天，他儿子去城里赶集，被几个地痞拦住，打成了重伤抬回来，没几天就死了。
“我儿子...才二十二岁啊...”老人说到这里，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往下淌，“他刚娶了媳妇，还没孩子...就这么没了...”
“报官了吗？”我问。
“报了。”老人惨笑一声，“报了有什么用？钱家和衙门是一家的。我去敲登闻鼓，被衙役乱棍打了出来。腿也打断了。”他掀开破棉絮，露出两条扭曲变形的腿。
我看着他枯瘦如柴的双腿，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后来呢？”
“后来，钱家又来人了。说只要你把地卖了，就不追究你污告的事。”老人闭上眼睛，“我没法子了...把地卖了。三十两银子，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就卖了三十两银子。我拿着这三十两银子，给儿子办了丧事，又给儿媳妇找了户好人家改嫁。剩下的钱，带着孙女过日子。可这腿坏了，没法种地了，只能在这里搭个窝棚，靠讨饭过活...”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无声的呜咽。
我站起身，走出窝棚。夜色已深，荒滩上零星点着几盏昏暗的油灯，像是随时都会被风吹灭。沈月棠跟了出来，站在我身后，没有说话。
“先生。”我说，“你听见了吗？老人的儿子才二十二岁。比朕还小两岁。他家的牛，活活烧死在牛棚里。他的腿，被衙役打断了。”
“臣知道。”她说。
“这些人，”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怕，是愤怒，“这些欺压百姓的人，朕一个都不会放过。”
她走到我面前，仰头看着我。“陛下，臣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她的声音很轻，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从祖父被诬陷的那一天起，臣就在等。等一个能为冤屈者做主的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陛下，你就是那个人。”
月光下，她的眸子亮得惊人。那里面有沈家满门的血海深仇，有无数像孙老二这样的百姓的苦难冤屈，也有一种深沉的、炽热的期待。我忽然觉得，自己肩上压着的不只是万里江山，还有她的希望，还有所有像她一样等待着公道的人们的希望。
第二天一早，我命林鹤在苏州知府衙门设堂，公开审理钱李两家侵占民田、残害百姓一案。消息一出，苏州城轰动了。天不亮便有人聚集在衙门外，到辰时开堂时，整条街都被围得水泄不通。百姓们听说皇帝亲自来了，纷纷赶来看个究竟。
我没有穿龙袍。我只穿了一身素净的月白长衫，站在公堂之上。身后立着沈月棠，身旁坐着林鹤。公堂下首坐着裴长宁，他面前摆着厚厚一摞账册，都是这些日子从钱家祠堂密室里搜出来的铁证。
“带人犯。”林鹤拍了一下惊堂木。
钱惟明和李崇义被押了上来。这两位在江南呼风唤雨多年的世家家主，此刻戴着枷锁镣铐，面色苍白，不复往日的威风。他们身后还跪着一长串人——钱家的几个管事、李家的账房，还有那几个替他们做事的打手头子。
堂外百姓看见这阵势，沸腾了。有人喊“青天大老爷”，有人喊“陛下万岁”，也有人放声大哭，喊着死去亲人的名字。
“钱惟明。”我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堂外所有的喧哗，“你可知罪？”
钱惟明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裴长宁站起身，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账册开始念。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账册上。不是官府的案卷——那些案卷早就被钱家销毁了。这是裴长宁从钱家祠堂密室里找到的“私账”，是钱家自己记下的黑账。他们每做一件坏事，都会记在账上，作为手下的“功劳”。
钱惟明的脸色越来越白。“继续念。”我说。
裴长宁一本一本地念下去。等念完时，公堂内外已是哭声一片。那些受害的百姓，有的是自己遭了难，有的是亲人遭了难，此刻听到这些罪行被一条条念出来，再忍不住了。
“陛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扑倒在公堂外，哭喊着，“我儿子就是被钱家打死的！求陛下做主啊！”
“求陛下做主！”更多的人跪了下去。
我看着堂外那些衣衫褴褛、满脸泪痕的百姓，又看了一眼堂下跪着的钱惟明。“钱惟明，这些账册上所记，你可承认？”
钱惟明的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开口：“草民...承认。”
“好。”我转向林鹤，“按大梁律，强占民田、杀人害命，该如何处置？”
“主犯斩首，从犯流放。所霸占的田产全部归还原主，并赔偿受害百姓损失。”林鹤一字一句地说。
“那就按律法办。”我说。
“陛下！”钱惟明忽然大喊，“草民知罪！草民愿意将全部田产充公，只求陛下饶草民一命！”
“你当初饶过孙老二的儿子吗？”我问。
他愣住了。
“你饶过那些被你霸占了田地的农户吗？饶过那些被你毒死的百姓吗？”我的声音越来越高，“你现在求朕饶命，朕问你——那些死在你手里的人，当初求你饶命的时候，你饶过他们吗？”
钱惟明的脸色变得惨白。
“拉下去。”我说。
侍卫一拥而上，将钱惟明拖了下去。堂外的百姓先是一静，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些欢呼声背后，是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朝廷的法度，本不该等到今天才来。那些死去的人，已经等不到了。
沈月棠走到我身边。“陛下，你看他们的脸。”她轻声说。
我抬头看去。堂外的百姓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泪，可那些泪是欢喜的泪。他们在笑，在欢呼，在互相拍着肩膀道贺，像是过年一般。那些原本绝望的眼睛里，此刻亮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是希望。
“他们等到了。”沈月棠说，“陛下，他们等到公道了。”
“还有很多人没等到。”
“是。”她说，“所以陛下任重道远。”
那天晚上，我站在苏州知府衙门的后院里，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江南的月亮似乎比京城的更圆更亮，挂在粉墙黛瓦之间，将整座庭院都照得通亮。沈月棠端着一壶茶走出来，换了一身月白的衫子，发间依旧是那支银簪。月光照在她脸上，将那道眉梢的伤疤映得几乎透明。
“陛下还不歇息？”
“睡不着。在想那些百姓。孙老二，还有那个死了儿子的老妇人。他们等公道等了这么久，等到头发都白了。”
“他们等到了。”沈月棠说，“若不是陛下亲自来，钱家不会这么快伏法。”
“可朕觉得不够。”我转过头看着她，“先生，这些年来你在江南布局，搜集证据，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可是光一个钱家、一个李家不够。大梁有那么多州府，有那么多像钱家一样的士族。朕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亲自去。”
“所以陛下要做的不是亲自去每一个地方。”沈月棠说，“而是要建立一个让地方官不敢欺压百姓的制度。完善监察，改革赋税，选拔贤能——臣一直在替陛下找。裴长宁算一个，他查账的本事不亚于林鹤。还有李云霄，李清源的弟弟，是水利方面的奇才。还有周文渊的孙子周明远，是可造之材。”
“先生要把他们都放在朕身边？”
“不只是放在陛下身边。”她说，“是要为陛下培养一批人。这些人有才华、有抱负、有底线，不会像钱李两家那样鱼肉百姓。假以时日，他们便是大梁的栋梁。”
我看着她认真的眉眼，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先生，你总是在替朕想这么远。”
“因为臣知道，陛下想的一定比臣更远。”她说，“臣只是在帮陛下铺路。”
“那铺好路之后呢？先生要去哪里？”
她沉默了一瞬。“臣哪里也不去。臣说过，臣会一直辅佐陛下。”
“直到什么时候？”
她抬起眼，看了我一眼。那双沉静的眸子里，有月光，有花香，还有一丝我看不太懂的东西。
“直到陛下不再需要臣为止。”她说。
“那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我说。
她没有说话。夜风吹过，吹落了几片槐花，落在她的发间。白色的花瓣衬着青丝，像是忽然下了一场小小的雪。
“先生，”我说，“你还记得京郊那片桃花林吗？”
她微微一怔。“记得。”
“那一次，先生批评朕铺张浪费。朕心里委屈了很久。”我笑了笑，“可现在想起来，先生批评得对。那十万两银子，要是用在今天这样的案子上，能替多少百姓讨回公道？”
“陛下真的这么想？”
“真的。”我看着她的眼睛，“先生教朕的每一件事，朕都记在心里。包括那次的批评。”
她的睫毛轻轻颤了颤。
“不过，”我话锋一转，“先生那时候有没有一点感动？朕为你种了那么大一片桃花。除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之外，先生就没有一点觉得好看吗？”
她沉默了。月光下，她的耳尖又泛起了一层薄红。
“有一点。”她终于说，声音很轻很轻。
“只有一点？”
“只有一点。”
“那也好。”我笑着说，“有一点点，朕就知足了。”
她垂下眼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月光下，她的嘴角似乎微微弯了弯。江南的晚风带着水乡特有的湿润吹过来，吹起她鬓边几缕碎发。远处隐约传来运河上的船歌，咿咿呀呀的，像是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停歇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