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嬷嬷开始每天带一样东西来。
不是值钱的东西，一小碟酱菜、半块米糕、两根腌萝卜、一只煮鸡蛋。每次来的时候她把东西放在粥碗旁边，不多说，放下就走。她说这些东西是我爹以前爱吃的。
我每样都尝了。酱菜最咸，咸到舌尖发麻，但咽下去之后喉咙里会升起一丝回甘，淡淡的，像雨后地上冒出来的草芽。米糕最甜，甜得有点腻，我舍不得一口吃掉，每次掰一小块含在嘴里，等它慢慢化了再咽。腌萝卜咬起来脆生生的，嘎吱嘎吱响，嚼的时候整个脑袋都在嗡嗡震。煮鸡蛋最烫手，杜嬷嬷用一块旧帕子包着送来，我接过来的时候指尖隔着帕子都能感觉到那股热。
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不是说我有多饿，拍卖场的管事偶尔也会施舍一顿饱饭，但那些饭是扔在地上的，用脚踢过来的，有时候是剩的，有时候是馊的。杜嬷嬷送来的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是干净的，用碟子盛着，用手递过来。粥的碗边没有豁口，酱菜码得整整齐齐，鸡蛋剥好了壳，白嫩嫩的一颗，像一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月亮。
我把鸡蛋握在手心里焐了很久，焐到蛋壳上全是我的体温才剥开吃。蛋黄掰成两半，我先吃大的那半，小的留在手心里多握一会儿。我一边吃一边想，我爹吃这个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舍不得咽。
杜嬷嬷看我的眼神不太一样了。她以前看我的时候像在看一件需要修理的旧东西——不能坏，也不能太好，维持着就行。现在她看我的时候，目光会在我的眉心多停一会儿，会在我的嘴角多留一瞬，像是在找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她以前只说“粥凉了”“碗刷干净”“别总蹲墙角”，现在开始说别的了。
“你爹写字的时候咬笔杆。把笔杆咬得全是牙印，管文房的人每个月都要给他换新笔。他说不咬写不出来。”
“你爹怕冷。冬天被子里要塞三个汤婆子，一个在脚底，一个在腰间，一个抱在怀里。就这样还觉得不够，半夜偷偷爬起来往炉子里添炭，被嬷嬷抓过好几次。”
“你爹最爱穿那件月白色的袍子，上面绣着几竿细竹，袖口磨破了也不肯扔，自己拿针线补。针脚歪歪扭扭的，像虫子爬，他还觉得自己补得很好。”
“你爹院子里的那棵槐树是他亲手种的。那年他十六岁，从御花园移了一棵小苗回来，种在正房窗外。他说等槐树长高了，夏天就有树荫挡太阳了。后来那棵树真的长高了，比他住的屋子还高，可他还是没等到它开花。”
她说这些的时候从不看我。有时候对着墙壁说，有时候对着院里的枯槐说，有时候对着手心里那串铜铃说。声音很平，像在念一本旧账本，但偶尔会卡在一个字上，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顿一顿才继续往下说。
我没有打断过她。每次她开口我就坐着不动，呼吸都放轻了，怕我发出的任何声音会让她停下来。她说的每一句都像一小块砖，在我心里砌出一堵墙，墙的那一面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父亲。一块砖是他咬笔杆的习惯，一块砖是他怕冷的毛病，一块砖是他补袍子时歪歪扭扭的针脚，一块砖是他亲手种的那棵槐树。我蹲在墙根底下，一块一块数着，越数越密，越数越暖。
我发现他在慢慢活过来。一个死了十六年的人，靠着他生前吃过的酱菜、穿过的月白袍子、咬过的笔杆、种过的槐树，一点一点从地底下走回来，站在我面前，隔着十六年的光阴冲我笑。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开始觉得自己认识他了。他怕冷，他写字咬笔杆，他喜欢吃咸的东西，他会自己补衣裳。他是个活过的人，活过就被记得，记得就没死透。
第二十一天的早上，杜嬷嬷来送饭的时候，比平时晚了一刻钟。她进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对，嘴角抿着，眉心有一道很深的竖纹。她把粥碗放下，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口说话，而是站在门口往院子里看了一眼。我也跟着往外看。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棵枯槐在晨风里微微晃着枝丫。
杜嬷嬷说：“今日有客。”跟上次一样的四个字，但语气不同。上次她说的时候像是在通知一件跟她无关的事，这次说的时候，嘴唇抿了一下，嘴角有一点很浅的弧度。那是她快要压不住的笑。她把院门留了一道缝，自己退进了正房，门合上了。
我在窗台上坐着，手里端着粥碗，粥面在微微晃。有客。谁的客？除了杜嬷嬷，这座宫城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住在这儿。我蹲在墙角数过砖缝、数过椽子、数过院子里有多少块青石板，唯独没有数过谁会来看我。因为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我。我手里攥着那根麻绳，铜铃在我掌心里硌着，凉凉的。
甬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很轻，但她走得很稳，每步之间的间隔几乎一样，是常年在沙场上列队行军才能练出来的步幅。我趴在窗纸那个破洞上往外看。
她推门了。
门轴发出一声低哑的转动声，像是很久没有被人碰过。那道深玄色的身影从门缝里走进来，走进院子，站在那棵枯槐底下。暮春的风吹过来，把她袍摆上的暗纹吹得隐约浮动。她抬起头，看向我的窗户。
我没有动。我蹲在窗台下面，后背贴着墙壁，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动，中间隔着一道窗、一面墙、一颗我拼命压住的心跳。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这扇窗户上，落在窗纸上，落在我后背上那片被我自己体温焐热的窗纸凸起上。她知道我在。我也知道她知道。
站了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盏茶的功夫，或者更长。她没有敲门，没有叫我的名字，没有往前迈一步。她就站在那棵槐树底下，像一棵被人从城外移栽进来的树，还带着原来那片泥土的气息。然后她转身走了。脚步声在甬道上越来越轻，直到彻底听不见。
我蹲在墙根底下没有动。后背那片被体温焐热的窗纸慢慢凉了下来，贴着我的脊背，一片冰凉的薄。我低头看见自己的手指攥着衣角，攥得太紧，指尖泛白。我松开手，掌心里全是汗。那颗铜铃被我攥得发烫，麻绳上沾着湿漉漉的汗迹。
杜嬷嬷从正房出来了。她没有锁院门，走到我窗前往里看了一眼。隔着窗纸，我看见她的影子停在窗框外面。她说：“你不见她？”
我说：“见了能怎样。”
杜嬷嬷沉默了一下，说：“见了至少知道她在。”
我低下头，看着掌心里那颗被攥得发亮的铜铃，没有接话。但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我把铜铃从窗闩上拆下来，重新系了一遍。麻绳在闩头绕了三圈，打了一个死结，又拿牙齿咬紧了绳头。我坐在窗台上试了试，风摇不动，铃铛稳稳当当地挂在窗闩上，像一颗不会掉下来的星星。
下次她来的时候如果推门，门轴会响。那个声音，我一定要听见。
第二十二天早上，杜嬷嬷来送粥的时候带了一把旧铜锁。她把锁放在桌上，说：“撷芳殿院门的锁锈了，我换了一把。钥匙给你一把。”她顿了顿，又说：“以后想出去，自己开门。”
她没有说“去哪”，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说“不准乱跑”。她把钥匙放在桌上，就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把黄铜钥匙。很小的一把，齿痕磨得发亮，被人握过很多年。我不知道这把钥匙是谁的，也许是她的，也许是我爹的。我伸手把它拿起来，握在掌心里，暖了暖。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院门口。门槛还是那么高，我抬腿迈过去。门锁确实换了，崭新的黄铜，亮得扎眼。我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咔嗒一声，开了。
我没有推门。我站在门里，手握着钥匙，站在门槛后面。门外甬道的尽头是灰蒙蒙的天光，尽头处有一棵我不知道名字的树正在抽芽。我看了很久，然后把门重新合上了，落了锁，把钥匙放回桌角。我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因为下个月她还会来，我不能让她来了之后只看见一扇空门和一把挂在门上的旧锁。
那天晚上我在墙上刻下了第二十二道痕。刻完之后我把钥匙放在那道痕正下方的墙根底下，让它贴着墙壁站着。站得很直，像一个小小的哨兵。
那棵枯槐在月光里立着，枝条的影子铺了满满一地，曲曲折折的，像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我看不懂那些字，但我蹲在月光里看了很久，久到夜风把影子吹斜了。我忽然想知道，当年我爹种下这棵树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蹲在旁边看过它的影子。
他种了一棵树，树替他活着。他留下一个儿子，儿子替他扛着。
我没有哭。但那天晚上我把额头抵在墙壁上那道新刻的痕迹上，闭着眼，在心里叫了一声。声音很轻，轻到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