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流水一样滑过去了。
撷芳殿的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卯时醒来，申时睡下，中间是两碗粥、三碟小菜、一盏没点过的灯。
不一样的只有眉心的痂。
它每天都在变小，边缘翘起来又掉下去，掉下去的地方露出新肉，粉白的，薄得像一张纸。朱砂痣在那层薄皮底下隐约透出一点颜色。
杜嬷嬷每天换纱布的时候都会多看一眼，但她不说话了。
我爹以前的事情她也闭口不谈了。像是御书房里发生的事，把她的嘴重新封上了。
江雪尘进宫的日子，从半个月变成了一个月。
第一次被延期的时候，杜嬷嬷来告诉我，说上头有令，撷芳殿侍君私见外臣需经内廷司批文，每月呈批一次。她说完这句话就垂下了眼，铜铃在腰上一动不动，像一颗被人按住的喉咙。
我听完点了点头，把她手里的粥碗接过来，一口一口喝完。碗底剩了几粒米，我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夜里我坐在窗台上，把窗闩上那颗铜铃解下来又重新系了一遍。麻绳绕了三圈，打了两个死结，绳子头被我咬得毛了，湿湿的。我看着那颗铃铛挂在窗闩上，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像一只闭了眼的萤火虫。
江雪尘下次来还要等很多天，我得让这颗铃铛知道我没忘了它的声音。
我每天都会去院子中央看一眼那棵槐树。
新芽从最初的米粒大小变成了豆粒大小，又从豆粒变成了指肚，嫩绿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加深，边缘镶了一圈绒毛，像婴儿的睫毛。从御书房回来之后，我跟那棵树的关系好像变了。
我不再只是蹲在旁边看它了。
我蹲在它旁边用树枝拨土，看看根须是不是还活着。每天早上换完纱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蹲在树根底下把枯枝和落叶捡走，让那一小片地面保持干净。我从来没有种过东西。但我摸着那截发芽的枝丫的时候，发现它跟原来不一样了。
之前是干枯僵硬的，像一根死木棍。现在那截枝丫从根部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皮，颜色泛青，按上去有弹性。
它在长。它真的在长。它枯了十六年，没有浇水，没有施肥，没有人管它。它只是把根埋在地底下，等一场雨，等一个春天，等一个蹲在它旁边数日子的人。
我想起杜嬷嬷说这棵树是我爹亲手种的。那年他十六岁，跟我现在一样的年纪。他从御花园移了一棵小苗回来，种在正房窗外，说等槐树长高了夏天就有树荫可以挡太阳了。他等了十九年，树长得比他住的屋子还高，可他一直没等到它开花。
现在它要开了。也许不是今年，也许不是明年，但它在长了。
我蹲在树底下，伸手碰了一下那截泛青的新皮，指尖感觉到一层薄薄的湿意，黏黏的，像汗。
杜嬷嬷那天来送饭的时候，在碗底压了一张对折的纸。纸面泛黄，边角卷得厉害，像是被人反复打开过又合上，合上又打开。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说了一句“你爹留的”，就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把碗挪开，摊开那张纸。
纸上是几行字，墨迹已经褪成了一种淡淡的棕色，笔画绵软，像是握笔的人没有力气。字不多，三两行，但我看完之后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纸上写的是：珩儿，爹这辈子一共扛过三回疼。第一回是你娘怀你的时候，十个月，三百天，疼得像被人从中间劈开。第二回是你出生那天，七个时辰，每一声都像在算倒计时。第三回是你被抱走之后，我坐在书房里等你娘来，等了三天三夜，那三天里没有疼，只有冷。爹不后悔扛那十个月。抱着你的那一夜，每一阵疼都让我觉得，这条命还能替人扛点东西，挺好。
我读完第一遍的时候没有感觉，像在看别人的故事。
第二遍的时候心口开始发闷，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出不来也下不去。
第三遍的时候我把纸折起来，塞进枕头底下，然后躺下来，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椽子，一根一根数过去。数到第四十七根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爹趴在水缸边吐的画面，吐到直不起腰，吐到没有东西可吐了还在干呕。没有人替他拍背，没有人给他递水，没有人跟他说一句“再忍忍就好”。他一个人扛了十个月，一个人生了七个时辰，一个人等了三天三夜。那些疼他咽下去了，咽得干干净净，没有留给任何人。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那张纸就在枕头底下，隔着两层棉花，贴着我后脑勺最软的那块地方。
那天夜里我梦见他在写那几行字。坐在书案前面，手不太稳，笔尖在纸面上拖出长长的尾巴。他写一会儿停一会儿，像在攒力气，像在等下一阵疼过去之后再写下一笔。写完之后他把纸叠好，塞进地砖缝里，又用脚踩了踩，把地砖踩回原位。他踩得很用力，好像怕这张纸被人发现。做完这一切他坐回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挖开了正房的地砖。
杜嬷嬷站在门口没有拦我，也没有走近。我蹲在地砖旁边，一块一块掀开，灰尘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喷嚏。掀到第三块的时候，我的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硬硬的，方方的，被裹在一层油布里。我把它掏出来，抖掉上面的灰土，慢慢打开。
是一幅画。
画纸已经发黄发脆，边缘被水渍泡出了一圈深色的印子，但画上的内容还能看清。画的是御花园的假山顶。我认得那个地方，杜嬷嬷指给我看过，说那是我爹这辈子唯一一次登高。他站在假山顶上，画的是他看见的风景——宫墙一层一层地叠出去，墙缝里有几棵树的树冠从夹缝里冒出来，再远处是灰蒙蒙的天际线。天上有几只飞鸟，很小，小到像墨点，但它们飞得很高，高过了所有的宫墙。
我把画翻过来。背面也有一行字，比刚才那张纸上的字更小，像是用笔尖轻轻划上去的。我凑近了看，那些字几乎被水渍泡没了，只剩下几个残笔。我看了很久，只能认出几个字的半边。
我拿着画回到西厢房，把它平铺在桌上。日光从新糊的窗纸透进来，落在画面上，把那些发黄的纸面照得半透明。我蹲在桌边，低头盯着背面那些残损的笔画，一个一个地认。有一横特别长，像是个“珩”字的头。有一撇拖得很远，像是个“替”字的末笔。有一竖卡在画纸的最底端，断掉了，下面什么都没有。
我认不全那行字。
但我认得出来，那些字的最后一笔是顿下去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才抬起来。那一下停得特别久，久到墨水洇开了一小片，像一滴没有落下来的眼泪。
我把画贴在胸口坐了很久。日光从窗户移到了门边，又从门边移上了屋顶。杜嬷嬷没有来催我吃饭，院子里没有人走动，那棵槐树在风里安静地摇着。我坐在那里，怀里贴着那幅画，画里是我爹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的飞鸟。那些鸟很小很小，小到像墨点，但它们飞出去了。飞过了宫墙，飞过了天际线，飞到了他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我想起那根木簪子，想起那根银簪，想起他咬过的笔杆、补过的袍子、种过的槐树。他什么都留下来了，除了他自己。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回到我身边了。现在这幅画也回来了，带着半行看不清的字、一片洇开的墨，和一个从来没有被说出口的问号。
窗外有鸟叫了几声，我抬起头，看见两只麻雀落在槐树枝上。它们蹦了两下，抖了抖翅膀，然后飞走了，飞得不高也不远，但它们是活的。我低下头，把那幅画重新折好，放回油布里，塞进枕头底下，紧挨着那张纸。
我不需要认全那行字。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那个替我扛了十个月疼的人，他在最后一刻画了一群飞鸟。
他这辈子没有飞出去。
但他把飞出去的念想留给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