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入土后的第三天，后山坡上的杏花开了。
杜嬷嬷说，今年开得早。去年这个时候还只冒了花苞，今年已经满树了。她提着一只竹篮往坡上走，我跟在后面。江雪尘没有来，她在院子里修篱笆。山坡上的杏花开得很密，枝条被花压得弯下来，垂在头顶，风一过就扑簌簌地落。杜嬷嬷站在一棵树下摘花，手指轻轻一捻，花串就断了，落入篮子里，白花瓣在竹篮里松松地堆着，像一层没化完的雪。
我蹲在旁边的草地上，看她摘满了一篮。杜嬷嬷直起腰来，把篮子挎在臂弯里，走下坡的时候步子比平时慢。我走在后面，看见她后脑勺上的白发比去年多了几根，在日光里亮亮的，像是插了几根细银丝。回到家她把花瓣倒进灶台上的粗瓷盆里，撒了盐和糖，用木杵一下一下地捣。花瓣被杵碎之后渗出汁液，浅粉色的，甜味在屋子里慢慢散开。江雪尘从院子里走进来，在门框边站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没有进灶间，转身又出去了。
杜嬷嬷做了一坛杏花酱，封了口，放在灶台角落的阴凉处。她说要等半个月才能吃。那半个月里我每天经过灶台的时候都要看一眼那只坛子，坛口用油布扎紧了，上面压着一块洗干净的卵石。江雪尘有时候也在灶间门口站着，看那只坛子一眼，然后什么也不说，走开。
半个月后杜嬷嬷打开坛口的时候，酱已经成了。杏花的涩味褪了，只剩下甜，带一点点酸尾巴。那天晚上杜嬷嬷蒸了一锅白馍，掰开来蘸着杏花酱吃。我坐在桌边，掰了一块馍，蘸了酱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上散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杜嬷嬷在树下摘花时手指捻断花枝的那个动作，轻的，准的，不带犹豫的，像她做过的很多次一样。
江雪尘坐在对面，也掰了一块馍，蘸了酱，嚼了一会儿说：“比去年好。”
“去年是头一回做，没把握好火候。”
“今年的刚好。”
杜嬷嬷没有回话，但她往碗里又添了一勺酱，推到我这边。我夹起一块馍，蘸了满勺的酱，一口吃完，甜味在嘴里化开的那个瞬间，春天在嘴里碎开了，又慢慢落回去。我嚼完咽下去之后，端着碗喝了一口茶，茶是淡的，冲掉了一部分的甜，留下一层薄薄的余味挂在舌根上。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窗外枣树叶子被风翻动的声音细细碎碎的。我闻到自己指尖上还留着一点点杏花酱的甜味，淡淡的，像从皮肤底下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劈柴，江雪尘在旁边修篱笆。她弯着腰，把一根松脱的竹条重新绑到木桩上，绳子在她手里绕了两圈，打了一个结。我劈完一摞柴码好，蹲在旁边看着她修完最后一段。她站起来直了直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角，看着新修的篱笆说：“今年夏天鸡进不来了。”我说：“没养鸡。”她说：“那就先挡风。”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外面的土路被昨晚的露水浸湿了，颜色深了一块一块的。路边的草叶上还挂着水珠，闪闪烁烁的。不知道哪家的炊烟从屋脊后面升起来，细细的一缕，在晨风里斜着飘散。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一会儿，江雪尘走到我旁边也靠着门框，我们两个人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阵子她说：“明年杏花开了还做酱。”我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