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邮差每月初一、十五各来一趟。背一只半旧的绿布口袋，走得很慢，挨家挨户问有没有要寄的、要收的。街坊都说他耳朵不好使了，但腿脚勤快。我见他来过几次，每次经过院门口都往院子里看一眼，目光在那两棵枣树上停一下，然后继续往前。我们一直没有信要寄，也没有信要收。
直到那次他从门口经过时停下来，从布口袋里掏出一封压得皱巴巴的信。信封是普通的黄麻纸，没有署寄件人，只写了“沈青珩收”。字迹工整，偏瘦，横画收笔时有一道微小的弧度，带着久握毛笔才有的控制力。邮差说这封信被压在底下一周了，每次翻口袋才看见。我接过来捏了一下，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信封边角折出了几道深痕，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合上过。我站在院门口拆开，纸面发黄，上面只有两行字：
“撷芳殿的槐树花全落了。叶子开始密了。杜嬷嬷说秋天可以收槐米。”
信的落款是空的。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字迹我看着眼熟，练了很多年的老笔锋，横平竖直，每一笔都稳稳地落在纸上，像是有人在书案前端正地端坐着，蘸了一笔墨，工工整整地替我看着那棵树。
江雪尘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头看了一眼纸面。她没问是谁写的，只是说：“槐米泡水喝，清火。”她把信还给我，转身继续劈柴。我拿着信纸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纸重新折好塞回信封里，走回东厢房放在枕头底下，挨着那幅画。
半个月后邮差又来了。他在院门口停下，从口袋里摸出第二封信。信封上写着“沈青珩收”，换了一种颜色的墨，淡一些，像是砚台里剩的水多了。我拆开，里面还是薄薄一张纸：“枣树挂果了。青的，还没红。屋檐下多了一窝麻雀。”
落款依然是空的。我把信拿回屋里跟第一封放在一起。字迹一样，墨色浓淡不同，笔锋的起落里藏着细微的停顿。
又过了半个月，邮差准时出现在院门口。第三封信，信封上的字比前两封更小一些，像是纸不够了，把字挤着写的。拆开：“秋凉了。杜嬷嬷让我问你，上次拿去的棉被够不够厚。”
我捏着那封信站了很久。窗外的枣树梢头被风吹得压低了一截。院子里的风把晾衣绳上的布衫吹得鼓起来。江雪尘在灶间门口剁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稳稳的，像在替这个安静的院子打着拍子。我低下头把信折好，收了第三封，和前面两封放在一起，按顺序排好，压在枕头底下。
晚饭是面疙瘩汤，杜嬷嬷在里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蛋白凝得刚好，蛋黄还是半流质的。我端着碗把蛋先吃了，蛋白裹着蛋黄一起咽下去的时候烫了一下舌头。
江雪尘说：“信上写什么？”
我说：“说槐米可以泡水。说枣树挂果了。说棉被够不够厚。”
她夹起一块面疙瘩送进嘴里，嚼完了才问：“回信吗？”
我放下筷子，想了想说：“回。”
我在晚饭后点了一盏灯，坐在灶间的桌子前面铺开一张纸。纸是杜嬷嬷裁好的，边角剪得很齐。我握着笔想了很久，笔尖在纸面上方悬着，灯芯烧过了一截，跳了一下，在纸面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影。
我写：“槐花落了就落了。明年还会开。枣树不用管，它自己会红。棉被够厚。”停了停，又添了一句，“好好吃饭。”
写完之后我吹干墨迹，折好塞进信封里，没有封口。我把信交给邮差那天他正好背着绿布口袋路过院门口。我把信递过去，他接住了，低头看了看信封上没写收件人的空白，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说：“撷芳殿。”他把信放进布口袋里，压在最上面。
半个月后邮差来的时候，口袋里没有回信。他站在院门口冲我摇了摇头，说那边没有信出来。我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他走了之后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枣树的叶子已经红了大半，边缘卷着，被风一吹就往下落。江雪尘从院子里走出来站在我旁边，她说：“没有信？”我说：“没有。”
她说：“没有回信也许就是最好的回信。”
我转身走回院子里，蹲在枣树底下捡了几片落下来的红叶。叶脉还硬着，捏在指间就碎了，碎成几小块褐色的碎片落回泥地上。风把剩下的叶子又刮落了几片。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叶末，转身回屋。那三封信还压在枕头底下。没有再收到第四封。但那棵槐树还活着。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