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东头有一间废弃的祠堂，三间屋，院子不大，但有一口井和一棵老榆树。我路过的时候门开着半扇，里面堆着旧农具和几袋发霉的谷壳。打听了一下，说这祠堂空了两年，原先的教书先生走了，没人接上。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提起这件事。江雪尘端着碗没有停筷子，嚼完了嘴里的东西才开口：“你想接？”
我说：“祠堂空着也是空着。”
她把碗放下来，说：“你识字吗？”
“识一些。拍卖场的人教过。不多，够用。”
杜嬷嬷在灶台边收拾锅勺，铜铃响了一声，她说：“你爹以前也教过书。在东宫后院教那些小太监认字，后来不让教了。”
我没有见过我爹教书的样子，但我想象过他坐在书案后面，手里拿着一卷书，底下坐着一排半大孩子。他写字慢，一笔一画拆开来讲，像在把一个字掰成好几块，每一块都捏在指尖让底下的人看清楚了再合起来。
第二天我去找了镇上的里正，说我想用那间祠堂开个学堂，不收钱，但也没有束脩。里正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把我看了一会儿，说：“你教什么？”
“认字。算数。翻地种菜的事也能讲。”
“你眉心的痣是胎记还是烫的？”
“胎记。”
她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旧钥匙递给我：“祠堂归你用了。明年开春要是还开着，我来帮你贴一张告示。”
第二天早上我去祠堂开门。锁芯锈得厉害，钥匙转了好几圈才拧开。门推开的时候一股灰尘和旧木头的气味扑出来，阳光跟着我一起挤进门缝里，在地砖上铺了一长条亮白。我把那些旧农具挪到墙角，把谷壳扫成一堆，用簸箕端出去倒在了榆树根底下。井水还能用，打上来一桶，混着泥沙，澄了一下午才清了。江雪尘傍晚过来看了看，站在门口看了一圈，转身走了。过了一刻钟她回来，手里拎着一把新扫帚和一块抹布，蹲下就开始擦窗台。
杜嬷嬷第三天来的时候带了一小坛墨汁和几支旧毛笔。毛笔的笔锋已经秃了，但蘸了墨之后还能写。她把坛子放在讲台上，说：“你爹以前用的。剩了半坛，我一直留着。”
我拧开坛盖闻了一下，墨已经干了大半，但底下还剩一层浓稠的墨浆，凑近了还能闻到一股松烟味。我把笔蘸了蘸，在讲台上铺开一张旧报纸，写了一个字。笔锋虽然秃了，但滑过纸面的时候还能拉出一条完整的横画。我又写了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手指慢慢找回了握笔的感觉。
那年的冬天来得晚，到十一月才落了第一场雪。祠堂那口井结了一层薄冰，我每天早上要敲开冰面才能打水。但屋子里生了炉子，炉膛里的炭烧得通红，把三间屋都烘得暖融融的。开春之后里正果然在镇口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告示。来的人不多，第一天只来了四个孩子。
四个。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六七岁，站在祠堂门口看着我不敢进来。有个扎两个丫髻的小姑娘手里攥着一把葱，说是她娘让带给先生的。我接过来放在讲台上，说下次不用带东西，人来就行。
第一天我教他们写了各自的名字。三个孩子会写自己的姓，最小的那个不会写，我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地教。她的手指凉凉的，被我握着的时候缩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写完之后她低头看着纸上自己的名字，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像两只站不稳的蚂蚁。她抬头冲我笑了一下，门牙缺了一颗。
第二天来了六个。第三天来了八个。到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祠堂里的长条凳坐满了，我不得不从院子里搬了几块青石砖进来加座。
江雪尘在院子里砍了一捆榆树枝扎成篱笆，把祠堂门前那一小块空地圈了出来当活动的地方。杜嬷嬷在后墙根下移栽了一丛薄荷，说是夏天泡水喝。她浇水的时候我蹲在旁边问她还记不记得我爹以前教书的样子。她往新土上浇了最后一瓢水，说：“记得。他跟你一样，也坐在讲台后面，底下的人不太听他的。”
入夏的时候学堂里多了两个大人，三十来岁的女人，坐在最后一排跟孩子们一起学。一个不认字想记账，一个想去镇上粮行干活。我把我爹留下的那半坛墨拿给她俩磨着用，墨已经快见底了，磨出来的墨色淡淡的，但写出来的字还是清晰的。
有一天我在讲台上写了一个“飞”字。粉笔落在黑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最后一笔收住的时候我听见自己说：“这个字，我爹也教过。他自己没飞出去，但他画过鸟。后来有人替他去飞了。”底下没有人说话。只有风从门口吹进来，把讲台上那张旧报纸吹得掀了一个角，又落回去。
那天放学之后我在祠堂门口站了一会儿。孩子们散着步走了，跑着跳着，书包在他们后背上一颠一颠的。江雪尘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我说：“我爹以前教的课，大概也是这样。”
她说：“你现在也在教了。”
我笑了一下。她没看见，她正蹲在井边洗手。风把老榆树的叶子吹落了几片，落在水桶旁边，她伸手拂了一下水面，把叶子拨到一边。
井水澄了一整个冬天之后已经清透了，从桶里舀起来能看见桶底的自己。我蹲在井沿上低头看着水里自己的脸，眉心的朱砂痣在水波里碎成几片，又慢慢合拢。我从水里看见身后祠堂的屋顶和那棵老榆树的树冠，它们在水面上倒着，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是这样站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