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了。
天气转暖之后，杜嬷嬷把窗台上的最后一袋枣收进橱柜里。我从灶间经过的时候，她正在拍打那床棉被，把压了一冬天的潮气拍散。风从敞开的门口灌进来，棉絮的气味被吹散了。
周云青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学堂开春后多了六个孩子，祠堂的长条凳又不够坐了。信里夹了一片干榆钱，薄薄的。杜嬷嬷看了那封信，把干榆钱放在灶台上，说：“那边有棵老榆树，春天结榆钱的时候孩子们都爱爬。”
江雪尘在院子里劈柴，把劈好的柴码成齐整的一摞。我走过去帮她一起码。她递给我一根粗柴，我接过来放在最上面，对齐了边角。码完那摞柴之后她站直了，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说：“去一趟吧。”
“去镇上？”
“去学堂。”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路是走过好几次的熟路了，什么季节长什么草心里大概有数。走了大半天，到了镇上。祠堂门口那棵老榆树果然还在，枝叶已经茂密了，树底下落了一层薄薄的榆钱，踩上去软软的。周云青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孩子蹲在地上写字，用树枝在泥地上划笔画。
孩子们先看见了我们，有几个跑过来喊了一声，周云青听见声音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没有说话，只是朝我们点了一下头。我站在祠堂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屋里坐满了人。我算了一下，长条凳一共七条，每条坐三四个，还有一些孩子站着。我从怀里摸出几根新买的粉笔放在讲台上，又放了一卷纸，说：“粉笔用完了托人带个信。”我没有多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和江雪尘一起转身往外走。走到镇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祠堂的屋顶在午后的光里安安静静地卧着。
往回走的路上江雪尘说：“明年开春，在院子西边再搭一间屋子。”
“做什么用？”
“放纺车。也放书。”
我走在她旁边，说：“好。”
又过了些日子，天彻底暖了。院子西墙根底下堆了几根新木料，江雪尘买的，说是搭棚子用。我蹲在地上量尺寸，用一根断了的粉笔在木料上画线。她握着斧头按着我画的线把木板截断，木屑飞起来落在她鞋面上，她低头看了一眼，用脚背把它们扫到一边，继续劈下一块。我蹲在旁边继续画线，她劈完之后把木板搬到墙根底下码起来，像做一件做过很多次的事情。
杜嬷嬷坐在屋檐底下搓麻绳。她搓得慢，但匀，掌心把麻丝捻紧了，又松一松，再捻紧。日光从屋顶上方移下来，移到她手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像在看她怎么把一根松散的麻丝变成一条结实的绳子。那根麻绳在她手底下慢慢变长，在她脚边盘了一个圈，又盘了一个圈。
有一天傍晚我把那幅画从墙上摘下来，换了一个位置。挂在了东厢房的床头上，正对着窗户的方向。这样每天早晨睁开眼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幅画上那些飞鸟。它们比原来更淡了一些，墨色在时光里慢慢散开了，像正在从纸上退出来。退出来也好。它们本来就不该被框在纸上。我把画纸重新按好，退后一步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出去。
江雪尘正在院子里给那棵新枝浇水。新枝已经长出了细密的枝条，树皮的颜色比老树桩浅一些，泛着青灰。她端着水瓢慢慢浇下去，水渗进土里，没有流开。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她说：“明年这棵就能结果了。”我说：“那后年就能吃到。”
她放下水瓢，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枣树叶子的影子在我们脚边轻轻摇着，像被风剪碎的绿纸片。风从院墙外面吹进来，带着远处田埂上翻耕过的泥土气息。杜嬷嬷在灶间剁菜的声音笃笃地响着，持续而稳定。我站在那里没有动，她也没有，就那样在院子里站着，听着风从院子这头穿到那头，把晾衣绳上那件月白色的布袍吹得翻起来又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