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拴柱媳妇第二天又来了。她来的时候肩上扛着一袋米，放在院门口，说家里多出来的。她站在门口没有再往里走，江雪尘说进来坐，她摆摆手说站一会儿就走。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院子里的枣树，说今年枣结得真多。我说等熟了给你送一些去。她笑了一下。
那天下午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从邻村走过来的男人，走了两个时辰，脚底磨了两个水泡，坐在门槛上把鞋脱了查看。他妻子前年过世了，他自己带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没人替他扛过疼。他蹲在门槛上说听见有人说“可以不扛了”，想来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蹲在他旁边告诉他，是真的。他听完了，什么也没说，把鞋重新穿上，站起来走了。走到院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那我也不扛了。反正也扛够了。”他走的时候背影挺直了一些，虽然走路的姿势还带着常年弯着腰的痕迹，但肩膀没有塌下来。
隔天傍晚，王拴柱带着三个男人来了。他们是镇上泥水匠，说要把祠堂门前的空地铺平。王拴柱说：“以后人多，好坐。”江雪尘从墙根下拿了几把铁锹递给他们。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了，蹲在地上和泥、铺砖，一直干到天擦黑。第三天铺完了，空地平整得能跑孩子，晚风一吹，青砖面上干得干干净净。
那天傍晚，卖豆腐的男人从袖子里掏出一本旧账本，封皮已经磨烂了，边角卷得不像样。他把账本递给我，说他不识字，但记了很多年的账，都是他女人念他写，写了三本。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字迹比他平时的工整很多：“我不扛了。”卖豆腐的男人说这是他前天晚上自己写的。“我女人教我查了字典。”他顿了一下，“她查了半夜。”
我把账本还给他，说这本账记的不只是豆腐，还有别的。他接过账本重新塞回袖子里，转身往回走。
入夜之后，我坐在门槛上，她坐在我旁边，膝盖贴着我的膝盖。她忽然开口：“你爹当年教小太监识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传到这里来？”
“他没想过。他只是教了。”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跟你做的事一样。只是换了个地方教。”
她把手搭在我的手背上，翻过来，把她的手心贴着我的手心。掌纹对准了掌纹，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河，在一处平坦的洼地里撞在一起，漫开成一片水泽。天边已经彻底暗下来，只剩灶间透出的光落在我们脚前。我低头看着她的手，掌心的茧和纹路在暖光里清晰可辨。我用拇指轻轻按了一下她掌心里最厚的那块茧，硬硬的，被她握了很多年的刀柄和柴斧一遍又一遍磨出来的。“疼不疼？”我轻声问了一句。她说：“不疼。你握着就不疼了。”
窗台上那根芦苇穗子已经开透了，灰紫色的绒毛在晚风里轻轻飘落。落下来的絮被风卷着，飘过台阶，飘过门槛，落在杜嬷嬷新扫过的那一小片地面上，像落在了一张没人翻开的信纸上。远处有人在说话，声音低低的，混在风声和炊烟里，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语气是平的，像在商量一件平常的事。风吹过院子里那两棵枣树的时候，叶子又翻动了一遍，像在反复翻阅什么。她慢慢握紧了我的手，没有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