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对岸的村子开始有人渡船过来了。起初是一两个，后来是三五个，再后来是一整船。船是那种老旧的木渡船，船底渗水，船尾坐着一个戴草帽的老船娘，每天来回撑四趟，把对岸的人送到这边来，再把这边的人送回去。她起初不晓得这些人过来做什么，后来听说了，就主动把船费减了一半。她说她男人也扛了一辈子，走的时候腰是弯的，直不回来。
那天来的人里有一个姓白的女人。她坐在人群中间，一开始不说话，等到有人问到她的时候才开口。她说她在对岸办了一个小小的“商量会”，每五天聚一次，镇上的人坐在一起，说说各自家里的事，不替人拿主意，也不催人做决定，只是坐着。“我们那边有六户人家，”她说，“男人不扛了，女人也不逼了。”
底下没有人说话。过了很久，一个人忽然说：“我明天也去你们那边看看。”没有掌声，没有表态，只有那一个人说了那句话，然后安静下来了。但那天晚上散场之后，杜嬷嬷在灶间多煮了一锅粥。她端着粥站在院子里，晚风把粥面的热气吹得斜斜的，像一面被风吹皱的旗。
白姓女人临走的时候站在院门口，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打开，里面是几粒发黑的种子。“这是什么？”
“槐树籽。我娘家的槐树结的。”她把那几粒种子放在我手心里，“你爹当年种的那棵槐树，根还活着。这籽是我从它旁边的土里捡的。那棵树枯了很久，但它还结籽。”
我低头看着手心里那几粒槐树籽，硬硬的，黑褐色的，像几颗被时间压紧了的字。我把它们握在掌心里，说：“我把它种下去。”
那天傍晚我和江雪尘蹲在院子西墙角挖了一个浅坑。土是湿的，翻开来有一股清冽的泥土气味。我把那几粒槐树籽一颗一颗放进去，盖上土，用手掌压平了。她蹲在我旁边，用手把坑边的碎土拨进去，覆在最上面。然后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慢慢地浇在那片新土上，水流渗下去的时候像什么东西正在底下慢慢展开。
“你种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会活？”
“想过。”
“要是它不活呢？”
“那就再种。”
我站起来看着那片新浇过的土，水痕在夕光里慢慢变淡，直到和周围的泥色混成一片。杜嬷嬷的脚步声从灶间门口传过来，她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铜铃没有响。她手里端着三碗粥，一碗一碗放在台阶上。她放完了直起腰来看了一眼院子西墙那片新翻过的土，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回灶间。铜铃在她腰上轻轻晃动，像一颗被人耐心地等待许久的种子终于开始松动它的外壳。
那天晚上我和她坐在门槛上喝粥。粥面上浮着几粒红枣，已经煮得软烂，甜味完全融进了粥里。她端着碗，低头喝了一口，然后慢慢咽下去，转头看着院子里那片新土，月光照在上面，像镀了一层薄薄的白釉。她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着地底下那几粒正在安静地伸展根须的种子：“明年春天，这里会多一棵树。”
“你给它取个名字。”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就叫‘听’吧。听别人说话的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