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姓女人第三次过河的时候，带来了十四个人。她说对岸已经把“商量会”办到了第三个村，每个村都插了一根刻杏花的木条。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些，像刚磨过的刀口。
那天下午，祠堂门口的空地坐不下人了，人们坐到了院子里、墙根下、枣树底下。又过了三天，王拴柱媳妇带着两个年轻女人去了河对岸。她说她们要去看看那边的人是怎么做的，看了就回来。三天后她们回来了，带着一份“规矩”——写在纸上的，手抄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条理分明。第一条就是：“男人可以不替女人扛疼。这是他的权利。”
那份“规矩”被贴在了祠堂门口的墙上，用浆糊抹平了边角。每天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两眼。不识字的人让识字的人念。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人听。一拨接一拨的人围在那里，流动着，像溪水绕着石头转。
秋收之后，镇上的粮行贴出一张告示，招工不分男女。贴告示的是个年轻女人，站在梯子上把纸按平了，回头看了一眼围在底下的人，说了一句：“我们家搬货的活，以前只要男人。今年改规矩了，女的也招。”她说完从梯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浆糊，被人群围住问了一堆问题。
我站在人群外面，江雪尘站在我旁边。我们看着那张告示被风吹得微微掀起一个角又落回去。我说：“有人开始传了。”她说：“传得比我们想的快。”
那天晚上，赵满仓拄着竹竿在院子里站着，跟我说话：“河对岸第六个村已经在动工了，要盖一间像这样的学堂。”他停了一下又说，“白姐让我问你，给他们取个什么名字好。”
我蹲在台阶上，月光落在赵满仓手里那根竹竿上，杆身被磨得发亮。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叫‘听风’吧。风从哪边来，它就往哪边听。”
一个月后，河对岸寄来一块木板，手掌大小，刻了两个字——“听风”。木板背面还刻了一行小字：“萧景琰之子，江雪尘之夫，立此名于永安三十七年秋。”
江雪尘把木板挂在灶间门口。我站在屋檐底下看着那块木板，木纹顺着字迹往两边散开，像一条河从中间流出几道细小的支流。杜嬷嬷从灶间出来经过那块木板的时候停了一下，仰头看了一会儿，铜铃在腰上极轻地响了一声，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慢慢认出了一段很久没有听到的调子。她低下头继续走，没有多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坐在灶间门槛上，月光从屋檐边落下来。江雪尘从灶间走出来，挨着我坐下，肩抵着肩。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爹要是知道他的名字被刻在木板上，挂在一间叫作‘听风’的学堂门口，他会说什么？”
我低下头笑了一下：“他说不定会说——‘挂歪了’。”
她伸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没有说话。枣树下那棵新枝被夜风吹得微微倾斜，但没有断。灶间那块木板在风里转了一下，露出背面那行字的一角，又转了回来。月光落在上面，木纹的细痕跟着光慢慢移动，像是木板自己也在呼吸。远处传来一声犬吠，很快又安静下来，像一个句号后面跟着一个还没写下的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