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姓女人来了信。信是托货船带过来的，封口用杏花酱的残渍粘着。她说“听风”学堂已经收了十二个学生，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九岁。她教认字，也教“规矩”——不是写下来的规矩，是让人坐在一起说话，说自己的事，听别人的事。
信的最后一行字小了一些：“对岸开始有人叫你们那边‘杏花镇’了。”
江雪尘看完信折好放进灶台抽屉里，和前面几封放在一起。抽屉里已经攒了一小叠信，纸页薄厚不一，字迹各不同，但每一封都在说着同一件事——有地方开始变了。
入冬前的最后一次集会来了一百多人。祠堂坐不下，院子坐不下，人们站到了巷子里，靠着墙，蹲在树根底下。王拴柱媳妇站在祠堂门口念了今年最后一份名单，各地新插的木条数量——一共二十三根。分布在七个村，三个镇。她念完之后把名单折好放进怀里，底下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人们陆续起身离开。
那天晚上我和她坐在门槛上看雪。院子里铺了薄薄一层白，枣树的枝条上挂了雪线。她忽然说：“明年这个时候，木条会更多。”
“会多到数不过来。”
“到时候你爹那棵槐树底下，也会有人来放石子。”她把被子往上拉了一截，盖住我的肩膀，自己也往里面缩了缩。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白得发亮。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后颈，手指凉凉的。我把她的手接过来捂在两只手中间慢慢焐热，她在黑暗里动了一下，把额头抵在我的肩窝里。窗外的风停了，整个院子被雪压得发闷，像什么很沉的东西正从高处慢慢落在我们头顶上。
入冬后第三天，镇上来了一个穿官服的女人。骑着马，身后跟了一个拎书箱的文书，在祠堂门口下了马，站在那根木条前面看了很久。她让文书把木条上刻的杏花画下来，然后走进祠堂。傍晚有人来传话，说官差要见我。我到的时候她正坐在讲台后面翻一本册子。
“你就是萧珩？”
“是。”
“我是来写禀报的。”她合上册子，“我路过四个镇，有三个镇的人在念叨你们的事。上面问起来，我总得有个说法。如实写。”
“如实写就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步，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我见过你娘。你长得像你爹。”然后迈过门槛翻身上马走了。马蹄踏过青砖的声音沿着巷子慢慢远去。我从祠堂门口转身往回走，风从枣树那边吹过来，带着干草和初冬的味道。江雪尘在院子门口等我。
那天夜里，有人把一本手抄册子放在祠堂门口的木条底下，用石头压着。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了一行字：“永安三十七年冬，淮北四镇三村，已有二十七处木条。”后面几页记着日期和地名，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下一个镇子，我来刻。”
江雪尘蹲在我旁边看完了册子，然后说：“笔迹跟白姐一样。”她把册子合上放回木条底下，“她来过。放下了，走了。不用去找。”
冬天过去了。开春后白姐托人带了话，说她翻过了山。她在山那边的镇口老井旁边插了一根新的木条，当天就有人围着看。又过了一个月，陆续有年轻人跟着翻山。杜嬷嬷给他们每人装了一袋干粮。他们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
入夏后的一天傍晚，河边的芦苇又长起来了。我和她蹲在岸边洗脚，水面上映着晚霞。她忽然说：“明年这个时候，山那边也会有木条。”
“会多到连成线。”
“到时候你爹那棵槐树也会开花。它开了，种子就会落下来，落到土里，落到每个路过的人肩上。路已经通到山那边了。”
我抬起头看着远处。河水在暮色里泛着细碎的光，像是整条河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流。她站起来甩了甩脚上的水，伸手把我拉起来。晚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芦苇和湿泥的气味。我们沿着河岸往回走，她走在我旁边，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十指慢慢收拢，像一棵树的根须终于在雨季到来之前找到了彼此。那根刻着杏花的木条在祠堂门口的风里转了一下，又转回来。夕光落在上面，花瓣的轮廓被照得发亮。
我走在她旁边，脚下的土路被晚霞晒得温温的，每一步踩下去都觉得踏实。远处河对岸的村庄已经亮起了灯，稀疏的几点，像是有人正在一扇窗一扇窗地点亮灯火，把黑沉沉的夜色慢慢推开。我走快了一步，和她并肩。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们并排走在暮色里，手握着，没有松开。身后那根木条还立在祠堂门口，风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它微微弯了一下，然后又直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