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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白色世界
苏联最后的革命果实，终究只堪堪停留在远东之上。
中西伯利亚共和国攥着大半个中西伯利亚的土地，境内的军队鱼龙混杂，大多是从前驻守当地的苏军残部，再加上些从西俄罗斯一路逃来投奔的散兵，这些人里，有的曾是白军，战争时倒向红军，如今局势一变，又重新成了白军，立场在炮火与生存里反复摇摆，像极了这片土地上随风倒的野草。
我们终于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座算不上恢弘，却被立为首都的城市。
还没踏进城中心，就被扑面而来的混乱裹住了全身。
街道上，各色传单被狂风卷着漫天飞扬，红的、白的、黑的，印着激进的口号与潦草的画像，有的被踩在泥水里，有的缠在路边的栏杆上，像一地无人收拾的废纸。一道道明黄色的警戒线横在路口，锈迹斑斑的铁马歪歪扭扭地立着，把原本就不宽的道路割得支离破碎，警戒线后，士兵麻木的擦着枪，远处，那栋白色的大楼前开始传来枪声……
最让我们心头一震的，是那辆从街角轰然驶出的坦克。暗绿色的车身蒙着一层灰尘与泥垢，履带碾过路面的石板，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响，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抖，它的炮口高高昂起，直指不远处那栋白色的大楼——那是市中心最高的建筑，玻璃幕墙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冷光，楼顶上，一面鲜红的红旗还在风中倔强地飘扬
我和杰森就站在街边，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脚下像生了根似的，竟没有人想着要躲开。大楼周围的士兵和我们眼前的不一样，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他们像没头的苍蝇般四处乱窜，有的揪着路过的普通平民推搡殴打，嘴里喊着半熟的俄语，有的躲在废弃的汽车、矮墙后面，架起步枪，朝着那栋白色大楼疯狂扫射，子弹打在玻璃幕墙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碎玻璃像雨点般往下掉，砸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没有人来阻止我们，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街边站着的两个异乡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栋白色大楼和那辆坦克牢牢吸引。
就在我们愣神琢磨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之际，那辆坦克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响，火舌从炮口喷涌而出，一枚炮弹直直砸向白色大楼的中层。轰然一声巨响，大楼的墙体瞬间被炸出一个巨大的豁口，水泥块与钢筋四散飞溅，滚滚黑烟从豁口处翻涌而出，遮天蔽日。烟雾稍稍散去，能看到大楼里的人竟还没有放弃，他们躲在废墟的缝隙之间，依旧朝着坦克的方向射击，零星的枪声在爆炸声后，显得格外刺耳。
直到这时，站在我身旁的杰森才猛然回过神来，意识到眼下的情况有多紧急，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用力拉着我，慌慌张张地跑进旁边的一条小巷，我们蹲在巷口的阴影里，探着脑袋，心惊胆战地观察着外面的一切。
坦克的炮口再次调整方向，一声接着一声的炮响在城市里回荡，那座白色大楼在炮火的轰击下，墙体不断坍塌，原本规整的轮廓渐渐变得支离破碎，大楼的上半部分被炮火引燃，熊熊大火借着风势肆意蔓延，火光染红了半边天空，映得地上的碎玻璃都泛着诡异的红光。
“有人从楼上跳了下来！”杰森猛地拽了拽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指着大楼的方向大喊。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心脏猛地一缩，那哪里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从燃烧的楼层里探出身，身后是熊熊烈火与滚滚浓烟，身前是无路可退的绝境，犹豫片刻后，便纵身从高楼上跳了下来，身体砸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再也没有了动静。
地面的步兵趁着大楼里的枪声渐渐微弱，开始小心翼翼地朝着大楼逼近，他们猫着腰，一步步向前挪动，手里的步枪始终对准着大楼的入口。大楼里的抵抗越来越弱，枪声渐渐稀疏，坦克的怒火也似乎即将燃尽，炮口慢慢低垂下来，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对峙即将结束时，坦克却再次开出了最后一炮，这一炮精准地砸在大楼的楼顶，红旗杆应声断裂，那面红旗裹着浓烟，缓缓飘落……
坦克，轰倒了挂着红旗的大楼。
没有后文了，但是我们连前因都不知道。
直到后来，我们从街边一个卖面包的老人口中，才拼凑出了这件事的起因。一切的根源，都在叶利钦——那个被老人骂作“年轻的王八蛋”的男人，有人称他为改革家，可在更多人眼里，他不过是个搅乱局势的野心家。他带着一批残军进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了当地政府，早些年，他还只是装装样子，假意迎合着苏维埃的理念，可日子久了，他的野心便再也藏不住，不仅把那些在外国流亡的白俄将领请回了国，还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主张，这些主张触碰了大部分党员的根本利益，惹来满朝不满。
前天晚上，那些被激怒的党员终于揭竿而起，占据了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宣布恢复中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叶利钦勃然大怒，二话不说，直接把原本用来防卫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个坦克师调回了城内，誓要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早些时候，大楼里的党员反抗得异常激烈，靠着大楼的防御工事，硬生生挡住了坦克师的轮番进攻，可终究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后，只能退守到中央的政府大楼里——就是那栋如今被炸得支离破碎的白色建筑。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缘由，不过是一场战争。
在看完这场堪称历史性的混乱后，我们才定了定神，开始正式走进这座城市，想要看看这个在炮火中苟延残喘的共和国，究竟是何模样。我们先去了这个国家的银行，想要兑换一些当地的货币，方便后续的花销，可兑换的过程，却让我们满心疑惑。柜台后的职员接过我们的美元，数了数，却只递给我们五六张当地的纸币，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这个国家的货币格外值钱，一张就能抵上不少美元，可直到我看清那五六张钞票上的面额，才彻底愣住——数字后面，竟跟着整整八个零。
我和杰森对视一眼，一同向柜台的职员询问缘由，可那人只是抬眼淡淡看了我们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什么话都没说，便低下头，继续摆弄着手里的账本，任凭我们怎么追问，都再无回应。
那一刻，一种莫名的“超级富翁”的感觉涌上心头，虽说隐约猜到这个国家或许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可看着手里这几张印着一串零的纸币，还是忍不住觉得，万一呢？
我们揣着这几张“巨额”纸币，自信心爆棚地走进了街边一家看起来还算不错的餐厅，还特意拿出了原本准备在太平洋沙滩上防晒用的墨镜戴上，故作镇定地走到前台，那模样，活脱脱两个初出茅庐的大款。餐厅的服务员看我们这架势，以为是来了什么大人物，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恭恭敬敬地把菜单递了上来，脸上堆着谄媚的笑。
“我要火腿加鸡蛋，再来一块大牛排，别忘了，要特厚的五分熟。”杰森摘下墨镜，故作随意地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刻意的傲慢。
我也跟着附和，指着菜单说道：“我还要一杯咖啡，一份菠萝甜点，再加上五个冰淇淋。”
服务员看着我们点的菜，脸上的笑容稍稍僵硬，犹豫了片刻，还是小声提醒道：“先生，这位小姐，你们点的这些，可能需要很多钱，您不妨再考虑考虑？”
“钱？我们还会缺这点钱？”杰森挑眉，一脸不在意，还特意加了一句，“这样吗？那再来两大杯啤酒。”
此刻的杰森，比我还要更会装模作样，仿佛真的是腰缠万贯的富翁。
没多久，我们点的美食便被一一端上了桌，金黄的火腿配着流心的煎蛋，牛排滋滋地冒着热气，咖啡的醇香混着甜点的甜腻，瞬间驱散了我们一路的疲惫与刚才看到战乱的压抑。我们饿了许久，立刻大快朵颐起来，牛肉的口感刚刚好，鲜嫩多汁，只是咖啡和菠萝甜点的甜度有些过高，甜得发齁，可杰森根本顾不上这些，只顾着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
我们这一顿，吃了整整三个小时，从午后吃到黄昏，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一桌，服务员站在一旁，看着我们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不耐烦，连脸上的假笑都懒得维持了。
周围几个路过的食客，也对着我们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一个小孩扯着母亲的衣角，好奇地问道：“他们是在吃霸王餐吧，妈妈？”
母亲摸了摸孩子的头，压低声音，冷冷地答道：“是的，宝贝，不要学他们……”
这些话清晰地传进我们耳朵里，杰森放下酒杯，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而这时，餐厅的老板也被我们引来了，他挺着大肚子，走到我们桌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这位先生，这位小姐，请你们支付一下这顿饭的费用吧。”
“急什么，钱我们肯定是带了的，少不了你的。”杰森说着，慢悠悠地从背包里掏出那两张面额为100000000卢布的纸币，轻轻放在桌上，那模样，依旧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坐在一旁，心里也想着，这么多钱，就算老板找不开，总该够付这顿饭钱了吧，再怎么说，通货膨胀也不会夸张到这种地步。
可老板看到桌上的纸币，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嗤笑一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冷冷地说道：“什么吗，原来是两个穷鬼。”
旁边的服务员也跟着附和，语气冰冷：“先生，小姐，请你们完整支付这顿饭的费用。”
杰森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有几分尴尬，又有几分慌乱，他连忙又从背包里掏出两张纸币放在桌上，可老板依旧摇了摇头，说还是不够。
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场通货膨胀，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疯狂得多。后来老板告诉我们，我们这一顿看似普通的饭菜，按照当下的物价，竟然需要整整1600000000卢布——那是我们手里所有纸币加起来，都远远不够的数字。
最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答应老板，用支付劳动力的方式来支付这顿饭钱。于是，我和杰森系上围裙，开始了刷盘子、擦桌子的打工生涯。
刷不完的盘子堆在水槽里，油腻腻的碗碟擦了一遍又一遍，手臂酸得抬不起来，耳边还时不时传来老板与服务员的催促与嘲讽，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真是个彻头彻尾、像神经病一样的国家。
而这场因通货膨胀引发的闹剧，也成了我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荒诞也最深刻的记忆。
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正常国家？？？
（二）永不属于我们的故事
这是我们两个在这个国家打工的第一周，是的，就是因为像傻子一样去吃霸王餐。
由于我们吃的钱实在过多，我们起码要在这个地方休整整整半个月，但是物价可不等人，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还在继续，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里横冲直撞。街头的传单被狂风卷得漫天飞舞，墙壁上的政治标语被日晒雨淋得模糊不清，行人步履匆匆，脸上大多挂着麻木与焦虑，我们欠下的债务在疯狂贬值的卢布洪流里反而越滚越大，每一天都像是在深不见底的泥潭里徒劳挣扎。
我们打工的饭店坐落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条不算热闹的街道上，门面不大，装修陈旧昏暗，桌椅被多年的使用磨出斑驳的痕迹，地板缝隙里嵌着洗不净的油污，一踩上去便黏着鞋底。空气里常年混杂着油烟、陈旧面包、酒精与灰尘的味道，挥之不去。因为物价飞涨，店里的定价早已超出普通市民的承受范围，客流量少得可怜，老板整日愁眉不展，看我们的眼神也一天比一天刻薄冰冷。
为了榨干我们最后一点价值，老板把杰森打发到后厨。冰冷刺骨的水日复一日浸泡着他的双手，皮肤被泡得发白起皱，指关节冻得红肿，但这是他自己造下的孽。
而我呢？
“合子，从今天开始你穿这一套衣服，站在门口欢迎客人。”老板把一件布料粗糙、带着廉价装饰的女仆装扔到我面前，语气不容反驳。
“……女仆？”我捏着那件别扭又羞耻的衣服，声音微微发紧。
“怎么了吗？俄罗斯这种衣服可是很受欢迎的。”老板一脸理所当然，丝毫不在意我的窘迫。
“杰森呢？”我下意识想寻找同伴，寻求一点依靠。
“你管他干什么？他除了洗碗，他还能干啥？毕竟他又不是年轻气盛出来浪的美少女，他就是个吃霸王餐的中年人。”
看来我造下的孽更恐怖呢……
我咬着牙换上那身衣服，尺寸并不合身，勒得胸口发闷，裙摆也短得让人局促不安。站在冷风呼啸的饭店门口，来往行人的目光或好奇、或戏谑、或轻佻地落在我身上，每一道视线都像一根细针，扎得我浑身不自在。我只能僵硬地站着，按照老板的要求，机械地重复那些羞耻的话术：“谢谢惠顾”“欢迎光临”“主人请进喵……”，声音细若蚊蚋，老板，去死吧！
这种靠黄色的生意模式在日本很常见，没想到中西伯利亚人也这样。
这家店的客流量并不算大，因为本身走的是高端路线，没有几个人吃得起，降价又会亏本，所以才会让我站在门口充当招揽生意的摆设。令我奇怪的是，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一个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学习，找个靠窗的安静角落坐下，一学就是一整天，直到老板黑着脸、语气恶劣地把他赶走。他总是安安静静，不吵不闹，面前摊着破旧的书本与草稿纸，低着头专注地写写画画，与周遭混乱浮躁的环境格格不入。
由于物价的飞涨，我们要还的钱又翻了1.5倍，相当于我这一周忍受的耻辱全部白费。愤怒、委屈与无力感一起涌上心头，但这还是我们自己造下的孽……
又是一天早上，我疲惫地站在店门口，冷风把我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那个学生又来了，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进店学习，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手里紧紧举着一块用铅笔手写的硬纸板，上面用不算流利的英语写着：“你能帮助我吗？我愿意帮你们还清贷款。”
“真的？”我试探性地用俄语问他。这段时间在门口实在无聊，我每晚都会翻那本从马加丹带来的俄语字典，一点点记单词、练发音，没想到竟然已经能和普通人正常对话了。
他用力点了点头，眼神真诚而坚定，示意我跟他进店。
我刚一进门，老板看到我没有站在门口站岗，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张口就要厉声呵斥，让我滚回去继续迎宾。那个学生却不慌不忙地走上前，从贴身的荷包里慢慢掏出一大沓用皮筋捆好的钞票，轻轻放在柜台上。纸币厚实整齐，在这个钱不如纸的混乱国度里，这笔钱足够帮我们还清两倍的债务，甚至还有富余。
老板的脸色瞬间从暴怒变成谄媚，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连声说着好话，忙不迭地把我和在后厨洗碗的杰森一起“请”了出去，挥手示意我们再也不要回来。他忙得连让我归还身上这身女仆装都忘了
终于摆脱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走到阳光下的那一刻，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像是从一座无形的牢笼里逃了出来。
青年学生看着我们狼狈又解脱的模样，轻轻笑了笑：“原来你们是两个人一起欠费呀，并且你们两个好像都会说俄语？”
“基本能说个大概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身上别扭的女仆装。
“那就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朱加。”他伸出手，手掌上的茧很多。
“那么朱加同志，你找我们什么事情呢？”杰森问道。
“学习有关吧，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朱加抿了抿嘴，“你们跟我回住处，我慢慢跟你们讲。”
朱加的住处离饭店不算远，是一栋典型的混凝土居民楼，我私下给这种楼房起了个名字——叶利钦楼。楼体墙面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道狭窄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声控灯坏了大半，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推开家门，里面的景象比我想象中还要简陋。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墙面光秃秃的，地面就是冰凉的水泥地。客厅里只有一张塌陷破旧的布艺沙发，靠墙摆着两个老旧的木制书柜，玻璃门里密密麻麻塞满了旧书，书脊磨损，页码卷曲。除此之外，没有电视，没有装饰画，没有任何能称得上温馨的家具，空旷得有些冷清。可就是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空间，却被收拾得一尘不染，书本摆放整齐，透着一股在乱世里依然不肯将就的倔强与整洁。
“你的父母呢？”我忍不住轻声问。
“斯大林格勒和西伯利亚。”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在这片被战争与动荡反复撕裂的土地上，答案很常见。
没等我再开口，朱加就进入了正题，他站在我们面前，脊背挺得笔直，语气里带着压抑已久的焦急与倔强：“前几年的时候，靠我自己一个人打工和自己拿的奖学金，我还可以把上大学的学费凑上，但是今年多了一个新课程：英语。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来了吧……由于新课程的问题，我没法继续打工下去，这是时间上的不允许，距离下一次比拼奖学金的升学大赛只剩下一周，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国社的，让我们在班上阅读英语有关的书集，这就导致我们班的英语进度落后别人一年。更别说，前几天我跟他闹掰了，他把我赶了出去。这一年我都在自己学习英语，除了口语，我的英语基本可以及格，这已经超过很多人的进度了，我只求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教我一些简单的口语对话……我甚至连发音都读不准。”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班呢？”杰森疑惑地问。
“第一点我没有换班的钱，也没有人让我换班的人，再加上我们现在班上的班主任是教导主任，就算我换班，那个老东西也会整死我。”朱加平静的阐述着。
“奖学金很值钱吗？”我好奇地追问。
“拿到之后，接下来一年的学费就不愁了，比你们欠的钱多多了，如果我再等一年，不仅没法补上学费，就算拿到那笔钱，估计也早就不值钱了吧。求你们了，就一周，下周的火车票，我都替你们买好了，用我自行车的钱。”
说到卖掉自行车时，他的声音轻轻低了下去。那辆自行车是他为数不多的财产，是他每天往返学校与家的唯一依靠，为了抓住这一丝改变命运的希望，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
拿了别人的钱，受人恩惠，自然要尽心尽力办事。接下来的一周，我和杰森暂时放下旅行的计划，成了朱加的临时外教。我们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把书本摊在膝盖上，从最基础的单词发音开始，一点点教他简单的口语对话。
“这句话你来读一遍。”我指着课本上的句子。
“How long……”他跟着读，带着俄语母语特有的弹舌音，听起来有些别扭生硬。
“读英语的时候尽量不要弹舌，这不是俄语。”我耐心纠正。
“说的也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再次开口，努力把发音压得平缓标准。
一天的补习过得很快，从清晨到傍晚，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朱加学得格外拼命，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朗读，每一句对话都反复练习，嗓子很快就练得沙哑，可他只是喝一口凉水，又继续开口，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那份为了前途、为了生存不肯认输的韧劲，让我心里莫名触动。
中午休息的间隙，我无意间发现，朱加坐的沙发角落，堆着厚厚一叠手写的手稿。纸张是最廉价的草稿纸，字迹工整有力，密密麻麻写满了整页。
“这写的什么故事？小说吗？”我随手拿起一页，好奇地翻看。
“那是我瞎写的……在我那班主任眼里，这算禁书……”朱加脸有点泛红，那可是他的作品。
“美苏打赢大战后的世界？看上去很有意思的样子。”我忍不住赞叹。
“等我有机会去大城市，我就把它出版……”
“那名字就叫新秩序吧，因为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世界。”
“你的文笔还可以啊，为什么不想写书挣钱呢？”
“我没有稿纸了，并且我想着我的故事不同于其他人的故事，我不想给别人看……”他轻轻把稿件收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包里。
“你可以把稿纸给我，我会帮你去其他城市出版。”
“算了，这是我的故事，休息时间快到了，继续努力吧。”
这几天，我们几乎吃住都在朱加家里。狭小的空间里，因为三个人的忙碌与陪伴，多了几分难得的温暖。七八个小时不停的练习，让朱加的口语进步飞快，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到后来能流畅地完成简单对话。他眼里的光，一天比一天明亮。
我看着他埋头苦读的样子，突然想起以前在日本听到的一个充满贬义的词——县乡做题家。可在朱加身上，这个词没有半分嘲讽，只有沉甸甸的褒义。他没有出生在繁华都市，没有优渥的家境，没有人为他铺好前路，只能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一颗不肯认输的心，在乱世里拼命抓住一丝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周的时间过得飞快，考试的日子如期而至。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朱加就换上了自己最干净的一件外套，把书本仔细整理好，紧紧抱在怀里。临出门前，他转过身，对着我们用力鞠了一躬。
“注意安全。”杰森像父亲一样叮嘱。
“嗯，3小时后我会去火车站接你们最后一面的，再见了。”他挥了挥手，转身跑出了家门，背影轻快而坚定。
我唯一确定的是离别的时候马上到了。
我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来到火车站。站台人潮涌动，广播声、脚步声、说话声混杂在一起，喧闹又嘈杂。火车进站的提示音已经响起，乘客们开始排队上车，可朱加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
终于，在站台的转角处，我看到了那个奔跑而来的身影。
他冲到我们面前，紧紧抱住我，声音带着平静，反复说着：“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火车的鸣笛声催促着离别，我和杰森踏上列车，找好位置坐下。
“这件事，你不准备记录在你的那本日记里吗？”杰森看着我失神的样子，轻声问道。
我摇了摇头，目光依旧落在窗外：“可能不准备，这是属于别人的故事。”
是啊，从我成为旅人的一开始，我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遇见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段悲欢，其实都是别人的人生。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路过者，一个旁观者，无权把别人的挣扎、梦想与坚持，随意写进我的日记，当作旅行的谈资。
火车缓缓开动，速度越来越快，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倒退。我站起身，只为了最后确定一件事。
他仍停留在原地，仰着头，望着行驶的列车，泪水顺着脸颊不停滑落，淤青更加明显了。
泪水，为这个永不属于我们的故事，写下了结局。
“他怎么样了？”杰森轻声问。
我收回目光，望着前方延伸的铁轨，声音平静而释然：“正在庆祝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