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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离乡甚远
前面就没有路了。
铁路到了尽头，枕木在乌拉尔山的脚下戛然而止，像是一根被折断的骨头。西伯利亚唯一的一条铁路到头了。
“前面好像是一个叫乌拉尔军区的政权。”杰森从背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他指着地图上一片被红笔圈起来的区域，眉头皱得紧紧的。
“由于是军政府，应该会有签证之类的东西，不能像在西伯利亚那样快活了。”
“西伯利亚哪快活了……”我抱怨道。背包的带子勒得肩膀生疼，靴子里的积雪化成了水……
经过了几天的徒步，加上坐马车——说是马车，其实就是一辆快要散架的木板车，前面拴着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赶车的老头收了我们两百卢布，一路上嘴里嘟囔着我们听不懂的俄语，时不时抽一鞭子，那马便慢吞吞地往前挪几步——我们终于到达了乌拉尔军区……的前哨。
那是我们这几天来唯一看到的哨所。说是哨所，其实就是两间用原木搭成的矮房子，房顶上的铁皮被风吹得翘起来，露出下面黑乎乎的油毡。
哨所门口只站着一两个士兵。他们身上穿着的军装，与我们在西伯利亚遇到的那位老兵有点差别，不变的是帽子上的那颗红心。
这还是一个红色政府。
我们一点点朝哨所走去。脚下的雪被踩实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林子里，声音大得有些刺耳。
我试图跟士兵打招呼。
“嗨……”
我的手还没完全抬起来，第一个士兵就发现了我。他原本靠在门框上，手里捏着一根卷得歪歪扭扭的纸烟……他的眼睛先是瞪大，然后眯起来，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两眼，又抬头看看我，再看照片，再看我。
那照片上是什么，我看不清。
接着他转身，冲进了哨所。
我听不太清，只隐约听到了“美国人”“来了”之类的词。
他的同伴很快就出来了。那是一个更年轻的士兵，脸上的胡茬还没刮干净，眼睛却亮得很，看到我们时，那双眼睛几乎要放出光来，直愣愣地盯着我们。
“我有这么吸引人吗？”
“他们应该是好久没见过外国人了吧。”杰森的声音压得很低。
“他们怎么朝我们冲过来了？”
“还拿着枪……”
那两把步枪的枪托磕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枪身被擦得很亮，看得出主人很爱惜它们，可枪管上的烤蓝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金属。这不是新枪，是经历过战场的家伙。
“我们要跑吗？”
“那个小镇上你也是这样问我的。”
我们还没说完，那两个人就跑到了我们面前，一把将我们的手抱住了。不是抓，是抱，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手臂箍得紧紧的，勒得我胳膊生疼。
“想跑都跑不掉。”杰森无奈地说，他的胳膊也被那两个士兵牢牢钳住了，动弹不得。
那两个人一开口，就是一股有着严重方言的英语。每个单词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弹舌音，有些词我反复听了好几遍才猜出意思。他们会说英语，这本身就够让人意外的了。
“终于见到你们了。”个子高一些的那个士兵率先开口，他的鼻子很挺，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典型的乌克兰人长相。他的英语断断续续，像是在脑子里翻译了很久才说出来，“元帅要接见你们，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叫克斯基，请记住。”
另一个矮一点的士兵紧跟着说：“我叫保尔，合子，杰森快点来吧！”他说我的名字时，发音有点奇怪，“合”字的音拖得很长，听起来像是“哈——子”。
方言与口音真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连拉带拽地带着我们坐上了摩托。那是两辆老旧的军用摩托车，边斗的漆皮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斑驳的铁皮。
这是我这几天来坐过最快的东西。
敞篷摩托车跑得很快，风灌进领口，冷得像刀子割肉。我和杰森一人一辆，两个士兵负责骑。克斯基坐在我前面，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军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的手套破了两个洞，露出冻得发红的指节，却把油门拧得死死的，半点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进入乌拉尔后，感觉西伯利亚的冬天已经追不上我们了。前几天圣诞节我们就已经告别了1960年，1961年的春天要来了。
郁郁葱葱的针叶林从我们旁边划过，松树的枝头挂着一层薄薄的嫩绿，地上的积雪明显薄了许多，有些地方已经化了，露出下面黑褐色的泥土和枯黄的草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松脂和融雪混合的味道，湿漉漉的，带着一丝春雨后泥土的腥味。
这里倒是没有了西伯利亚那沉重的积雪，只剩下了一副春天的样子。
两名士兵试图跟我们交流。克斯基回过头，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可犹豫了半天，最终只是扒了扒嘴皮子，又转了回去。保尔倒是试着说了几句英语，好像词汇量不够用……说了两句就卡住了，“嗯”了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冲我咧嘴笑了笑。
也许是英语说得不熟练的缘故吧。
摩托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屁股被颠得生疼，手抓着车斗的边沿，指节都泛了白。终于，我们进入了山区中的一片普通的森林中。
灰色的混泥土突兀地出现在树林之中。
那是一片被刻意伪装过的建筑群，几座低矮的混凝土堡垒半埋在地下，顶部覆盖着泥土和枯枝败叶，如果不是走近了看，根本不会发现这里藏着东西。堡垒的外墙上糊着一层厚厚的泥巴，泥巴里混着碎树叶和松针，像是给这冰冷的混凝土披了一层外衣，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那些混凝土的接缝处，还长出了青苔，显然已经在这里藏了很久。
“他们好像很怕暴露什么似的。”
杰森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在那几座堡垒上扫了一圈，又收回来，落在前面带路的士兵身上。
那栋混凝土地堡前面，有几排站岗的士兵。他们的军装比哨所那两个要整齐一些，靴子也擦得亮一些，可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样的——紧绷、警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们逐一审问了带我们来的两个士兵，又仔细检查了我们身上携带的东西，护照、笔记本、日记本、那本俄语字典，一样一样翻过去，最后才放我们进入地堡。
“黑暗。”
地堡的走廊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上每隔几米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泡，灯泡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光线被过滤得暗沉沉、黄蒙蒙的，照在脸上，每个人的脸色都像是蜡做的。走廊很长，一眼望不到头，墙壁是裸露的混凝土，冰凉粗糙，用手一摸，能感觉到从地底渗上来的寒气。
“忍忍算了，感觉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们。”杰森走在我前面。
我们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奇怪的是，房间外好像围了很多人。
有七八个人挤在门口，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靠在墙上，无一例外，他们的脸上只有失望。
房间里的人在破口大骂，这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事。
“你们这群饭桶、废物！你们去军事学院只学会了利用刀叉吃那干的要死的面包！”
声音苍老，却中气十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砸出来的，震得门板都在微微颤抖。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是几十年发号施令养成的、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半个小时内，我要37集团军的最新情况！”
“我的元帅，他们，他们投敌了……”
“给我滚出去！”
门突然被拉开了，两个灰头土脸的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的军帽夹在腋下，额头上全是汗，脸色灰败，像刚被霜打过的茄子。其中一个的肩章歪了，另一个的领口扣子没扣好，露出一截皱巴巴的衬衣领子，他们走出去的时候，看都没看我们一眼，脚步又快又急，靴子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急促的咔咔声，转眼就消失在走廊尽头。
透过半开的门缝，我看清了里面的人。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后面，桌上摊着地图、文件、一个搪瓷茶杯，还有一把手枪。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却依然锐利，像两把刀子。头发是灰色的，灰得发白，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的两侧，脸上的皮肤松弛下垂，眼袋很重，法令纹深深地刻在嘴角两边，整个人看上去很老很老，老得像是随时会被风刮倒。
他穿着的是元帅的衣服。军装很旧，料子发硬，领口的金星已经有些褪色，肩章上的元帅星却擦得很亮，在一片灰蒙蒙的房间里，那几颗星子像是某种无声的宣告。
“他是谁？”
“格奥尔吉”保尔站在我旁边，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没听过。”
“朱可夫。”
“下次不要把话说一半……”
那是朱可夫元帅。
跟二次大战时候的照片比起来，他差了很多。我在西雅图的旧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红场阅兵时的英姿。
战争已经结束二十年了。
他是带着他最后的部下来到这里的。
这个故事看起来格外伟大。
元帅貌似要休息两个小时才能接见我们。保尔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他连续说话半个小时。长期的酗酒（有一种说法是喝可乐）和吸烟，让他患上了肺癌——那是比德国人还可怕的对手。
门外的走廊里，有人在低声哭泣。那是一个中年军官，肩膀很宽，腰板很直，哭起来却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旁边有人在扶着他的肩膀，低声说着什么宽慰的话，可说着说着，自己的眼眶也红了。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抽烟，一口接一口，劣质烟的味道熏得人要命，我只好拉着杰森站远了一些。
我们在门外的长椅上坐下。那长椅是用木板钉的，很粗糙，坐上去硌得慌，屁股底下的木板还翘起了几根毛刺，隔着裤子都能扎到肉。
在等待的间隙，我问起了保尔和克斯基两个人的经历。
“保尔，你是哪里人？”
“乌克兰人，参加过基辅战役。”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着走廊尽头的黑暗，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基辅战役，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克斯基呢？”
“爱沙尼亚。”
“那这么说你不是俄国人咯？”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克斯基。他的脸比保尔更瘦削，颧骨更高，眼窝更深，确实是波罗的海那一带的长相。
“我刚被征兵的时候，我的祖国就已经消失了。”克斯基的语气很平淡，嘴角甚至还勾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搞笑的事。
“第一天我被罚站了一整天，这也许是为什么我现在会成为一名哨兵。”
“我有一个大胆的问题，”杰森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你为什么不试着加入德军呢？”
走廊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瞬。
“我的弟弟便加入了德军。乌拉尔战役期间，他被燃烧瓶烧死了。”克斯基抬起头，看着杰森，“他是靠收名牌才认出来的，尸体早就不成样了。”
“对于这件事，我没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杰森追问。
“他是敌人。”
没有什么感觉。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好像重新回到了五年前。
战争这东西，到底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
走廊里的交谈又很快结束了。克斯基和保尔似乎很想跟我们多待一会儿，可每次他们开口，聊不上两句就陷入了沉默——不是不想说，是找不到话说。他们的世界和我们太不一样了。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元帅接见了我们。
他把接见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
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的秘书——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朝我们点了点头，示意我们进去。
我和杰森站起身，走进那个房间。
房间不大，陈设简陋得让人意外。一张大木桌，几把木椅，一个铁皮柜，墙上挂着一幅斯大林时期的旧地图，地图上红蓝箭头纵横交错，有些地方已经被水渍模糊了。窗户很小，开在地面以上的位置，透进来的光有限，房间里大部分地方都笼罩在阴影里。空气中有股淡淡的药味，混着烈酒和烟草的气息。
朱可夫坐在桌子后面，看着我们进来，没有起身，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我们坐下。
“很高兴见到你们，可以叫我朱可夫。你们美国人似乎很喜欢用先生来形容人，但我只是一个老匹夫。”
他的英语出乎意料地好，虽然带着浓重的口音，但用词准确，句子流畅，显然不是刚学的。他毕竟在北非见过蒙哥马利。那是盟国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开罗就沦陷了。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两个要穿越西伯利亚？”杰森问。
“间谍。”
“在西西伯利亚共和国里的间谍？”
“在马加丹的间谍。”
我们沉默了。
NKVD恐怖如斯。
“朱可夫元帅，这次找我们来是要干什么呢？”我试探着问。毕竟如果不问清楚的话，半路被人拐到这么一个阴暗的地堡里，一定很恐怖吧。
“拍照。”
“？”
“我们需要这些照片，更希望你们寄出去，这样自由国家组织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援助。”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有些困惑。
“没有！”
朱可夫的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的手猛地拍在桌面上，搪瓷茶杯跳了起来，盖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了几圈，停在了墙角。桌上的地图被震得皱起来一角，露出下面压着的一张照片——莫斯科航拍，那应是用美国人送给他们的U2侦察机拍的。
可只过了十秒，他又再次坐到了椅子上，肩膀塌了下去，像是那一拍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他的手在桌面上慢慢收紧，又慢慢松开，反复几次，才重新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我们还在打。”
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低到几乎是在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他口中的“我们”还有多少人，但从这座地堡的规模，从外面那些士兵的数量来看，已经不多了。他所守护的红色政权，只剩下乌拉尔山以东这一小块地方了。
或者说，已经没了。
“在1955年你们不就打过一次大的吗？”杰森说。
“请不要再说了，杰森先生。”朱可夫抬起手，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和不容置疑，“我只需要你们拍摄一些我们军人的照片。作为回报，这两本护照会在你们通过专员辖区的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毕竟纳粹不会放美国人进来，至于日本倒还是好说，毕竟我不能说你这个亚洲面孔是罗马尼亚人。
桌子上摆着两本护照。一本匈牙利，一本日本。
匈牙利的护照封面有些磨损，边角翘了起来，像是被翻过很多次；日本的那本倒是新一些，封面上印着金色的菊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我伸出手，拿起那本日本护照，翻开来看。照片栏里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穿着和服，眉眼间依稀能找到我的影子。名字那一栏写着：合子·井上。
我突然想起来在日本时的那些往事。
那本日本护照，早在五年前离开日本时就丢了。
我当时犹豫了很久呢。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彻底和过去告别了。
可现在，这本护照又出现在我面前，像是某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回响。
现在我确定了一件事——我们必须接下这个活。要不然欧洲的旅行就要从土耳其绕道了。
“感谢你们。”朱可夫站起身，动作有些迟缓，一只手撑着桌面，像是不太稳当。他没有再看我们，转身走出了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他的背影很瘦，军装挂在身上空荡荡的，肩章随着脚步轻轻晃动着。
“需要拍什么照片呢……”在军营的操场上，我举着相机，有些茫然。
“士兵走路来一张吧。”杰森提议。
“抬枪呢？”
“最好射击与拼杀的时候来一张！”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我们东一言西一言地在军营里摸索了半天。操场不大，铺着碎石和沙土，中间竖着几根训练用的木桩，周围的灌木丛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看得出有人在打理。远处有几排营房，红砖砌的，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用木板钉死了，墙根堆着劈好的柴火和几辆手推车。
我们找了一队正在训练的士兵，跟他们比划了半天，才让他们明白我们要干什么。他们愣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整理军容——扯平衣角，扶正帽子，拍拍靴子上的灰，脸上表情从茫然变成了严肃，像是在上战场前最后一次整装。
可当我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看向他们的那一刻，我的手僵住了。
他们的精气神是有的。腰板挺得很直，下巴收得很紧，目光直视前方，像是要把对面看不见的敌人瞪穿。可他们太瘦了，军装下面空荡荡的，腰带扎得紧紧的，反而把腰身勒得更加细弱。
一个士兵举起步枪做瞄准姿势，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太瘦了，没有力气。枪托顶在肩窝里，把他的锁骨硌出一个明显的凹坑。
我按下快门的时候，手指有些不稳。
要不是有保尔和克斯基两个人跟着，士兵长差点把我们扔出去。那个老兵在一边看了半天，大概是觉得我们这些拿着相机到处拍的外国人太碍事，好几次想过来赶人，被保尔拦住了。保尔跟他说了些什么，指了指远处的长官办公室方向，老兵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回去。
夕阳被乌拉尔山脉挡住了。
我们在一根枯木上坐下来，翻看今天拍的那些照片。
照片里的士兵，一个比一个瘦。他们站在那里，枪扛在肩上，军装被风吹得贴紧了身体，能清楚地看到肋骨的轮廓。他们的裤腰带拉得比谁都正，刀锋裤，那是红军最后的模样。
我没有再看了。
我把那些照片收进信封里，交给保尔，让他转交给朱可夫。
夜深了。
猫头鹰在远处的林子里叫，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数着什么。营地里的篝火还没灭，火光照亮了一小片空地，把周围松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风一吹，那些影子就在地面上晃来晃去，像活的一样。
我们坐在篝火旁，不肯入睡。
这是旅行这一年来我唯一一次熬夜。火烤得脸发烫，后背却冷得发僵，这种感觉很奇怪，像一个人同时站在夏天和冬天中间。我裹紧了冲锋衣，把靴子脱下来放在火边烘着，靴子口冒着白气，一股皮革和汗臭味混在一起，被风一吹，又散了。
我感叹这一年来的经历。虽然已经过了一年，但是感觉也就去了那么一些地方。加拿大、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堪察加、马加丹、贝加尔湖、中西伯利亚……地图上把这些地方连起来，弯弯曲曲的一条线，像一个醉酒大妈走过的痕迹。
旅行还剩下来一年——也请我自己加油吧！
脚步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保尔回来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在我们旁边坐下，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坐得很慢，先弯下腰，用手撑住膝盖，然后才慢慢沉下去，膝盖骨发出“咔”的一声脆响。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望着篝火，火光在他的瞳孔里跳动。
过了许久，他开口了：
“元帅去世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个人死了，倒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食堂的汤咸了。可我注意到，他的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子，攥得很紧，指节泛着白。
“因为肺癌。”
沉默。
火堆里不知什么东西爆了一下，溅出一串火星，在夜空中飞了几秒，又落进灰烬里，熄了。
我们没有多余的情绪，也无法带入士兵的情感。朱可夫对我来说，是历史书上的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一个名字，我对他没有感情，只有某种模糊的敬意。可对保尔来说，他是元帅，是最高指挥官，死亡……这支部队还能撑多久？
保尔的心情很低沉。他低着头，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火光把他的侧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他脸上的伤疤在亮的那一面显得格外刺眼。
回家的梦似乎更遥远了。
他在家里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或许十年后，他们会打回去。
可十年之后，他们还有勇气拿起枪吗？
照片的事情没有了个结果，也就那样了。
一切好像只有上帝知道了。
“我去睡了。”
我不想再熬下去了。站起身的时候，腿有些发麻，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我把靴子从火边拿起来，靴底还带着余温，穿进去的时候脚趾被烫了一下，我缩了缩脚，又塞了回去。
我朝营房走去，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保尔还坐在那根枯木上，背对着我，肩膀微微佝偻着。杰森坐在他旁边，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沉默地陪着他。篝火在他们身后烧着，火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营房的墙根底下。
夜深了。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是粗糙的水泥，上面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像一道干涸的河流。裂缝里塞着一些棉絮和布条，大概是前面住在这里的人用来堵风的。
窗外的猫头鹰还在叫。
一声长，一声短。
一声长，一声短。
换防的声音消失了。
夜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