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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列车
我们来到了专员辖区。
希特勒从未下令不允许没有携带武装的友方进入辖区，所以我们很轻松就进来了。最大的困难，也许是哨卡对我的日本“公民证”的鄙夷。那个戴着眼镜的国防军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最后嗤笑了一声，便把证件从柜台上推了回来，连句话都懒得说。
之后的路上，我们走了大概两三天，才来到辖区里的一个城镇。
不同于东方的那些殖民地，乌拉尔专员辖区像一台运转的大型机器，它好像永远都不会出错，每个齿轮都咬得紧密，严丝合缝。街道是笔直的，房屋是统一的灰色，连路边的垃圾桶都摆得整整齐齐，间距相等。街上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行色匆匆，低着头，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走，像被看不见的轨道牵引着。
在城镇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俄罗斯人，大部分都是一些说德语的，有一些是说罗马尼亚语的。
俄罗斯人去哪里了？
这个问题，我和杰森心知肚明，但一旦说出来，怕是也要一个下场了。我没有问，杰森也没有提，我们只是沉默地走过那些干净的、笔直的、没有一丝烟火气的街道，在一家挂着万字旗的面包店里买了两个黑面包，又沉默地离开了那个城镇。
离开乌拉尔军区之后，那些照片如果能被带出去还是能发挥用处。但我还是携带在身上，夹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用枫叶盖住。现在进入了德国人的区域，我更要把它藏得深一点了。
纳粹永远是纳粹。
五年前，希特勒在莫斯科宣告西俄铁路正式开通。这是一项不亚于日耳曼尼亚的工程，从法国的诺曼底一直到西俄罗斯，横跨整个欧洲大陆。这让帝国境内，无论是军队调动，还是平民出入，都变得十分方便。普通殖民地内的官员，甚至可以通过此条铁路做到一周一探亲。
如今我们正站在这条铁路的终端。
这条铁路怕是要把我们送到德国，再把我们送到法国，最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意大利了。
站台上的人很少。
有两名国防军军官在角落里抽烟，烟雾缭绕，他们聊着什么，时不时发出低沉的笑声。旁边站着的那位妇人挥了挥手，像是在驱散烟味，她好像很讨厌烟的样子。仔细看，那个妇人年龄很大了，头发花白，挽着一个规整的发髻，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但脊背挺得很直。
她身上穿着的不是普通的衣服。
那是一件很熟悉的衣服，但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几年前在报纸上看过，模模糊糊有个印象，好像是什么很重要的人穿过类似的。
“杰森，你还记得那件衣服吗？”我试图指给杰森看。
他却假装没看到，反而自顾自地点了一根烟。
我只能远离他了。前一段日子旅行的时候他还很少抽烟，最近两天倒是烟不离手了，手指都熏得发黄。这里幸亏是帝国的边缘殖民地，希特勒是一个很讨厌抽烟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吸毒——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在电视上老是说一些抽风的话的原因了。
列车来了。
这样的列车和我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德国人把普通的列车加高了一层，并且这台列车有两台发动机罢了。车身是深绿色的，侧面印着巨大的万字徽，车窗擦得很干净，反着灰蒙蒙的天光。
列车上面的空间倒是有很多，我们随便找了个位置就坐了下来。车厢里的座椅是深蓝色的绒布面，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白，但整体还算整洁。乘务员只有两三个，每过两三个小时，他们才会来一次车厢，推着小车卖些咖啡和饼干。
那位老妇人居然坐在了我们旁边。
那两名军官则是去了餐厅，看样子他们很饿了，脚步匆匆地往车厢的另一头走去，军靴踩在地板上发出咔咔的声响。
车厢里一下子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一种尴尬的氛围开始弥漫出来，我一时不知道该和杰森说什么话，也怕被那位老妇人听到。那个老妇人有着明显的高鼻梁，眉眼深邃，年轻时应该很漂亮。她的身上别着万字徽，金色的，在窗外的光线下一闪一闪。
有时她时不时会看我们两眼。
这种感觉真的很吓人——像是在被一只老鹰打量着，不是好奇，是某种审视，像是在判断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过了半个小时，那两个军官喝得烂醉又回来了。他们一回来就倒在了座位上，很快鼾声响起来了。虽然车厢没有多少人，但是两个人的巨大鼾声还是吵得我们头疼。杰森倒是无所谓，他自己打鼾自己都能听到，他倒是处于天堂一样，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个老妇人好像也很烦这些事情。她再次看了下我们，咂了咂嘴，终于开口说道：
“我们一起去另外一个车厢吧。”
她居然还会英语。
纳粹分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只会用德语骂人的废物……废物这个词不太妥当，毕竟盟军连纳粹都没有打过。
终于，我也鼓起勇气，开口问道：
“女博士，您是谁？”
这一问反而把空气问凝了。
她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不可置信的表情，随后变化为微笑，那笑容很浅，只是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却挤得更深了。
“跟我来下一节车厢再告诉你们吧。”
到了第二节车厢，我们坐下了。
这节车厢比刚才那节空得多，只有三四排座位有人，都坐在远处，听不到我们说话。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偶尔能看到几座村庄的轮廓，烟囱里冒着黑烟。
她算是长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叹得很深，像是从胸腔最底下挤出来的。一场漫长的对话开始了。
“您是谁？”
“你刚才叫我博士，准确来说，我的丈夫是博士，可是他已经死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个人的死亡，倒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面包又涨价了，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小姑娘，你是怎么想到博士这个词的？”
“日本新闻经常报道，戈培尔博士的总体战理论，我们好像都喜欢用博士这个词代称一些地位较高的人。”
她愣住了。
就那样看着我，看着，眼睛里的高光消失了，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很远很远的事情。那眼神让我有些发毛，我下意识地往杰森那边靠了靠。
但很快这种现象又消失了，她眨了眨眼，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淡淡的、礼貌的微笑。
“我以前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但这主要归功于我的丈夫吧。但是他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我来这里，是因为他的尸骨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你的丈夫参加了乌拉尔战役吗？”
“是的，他肯定参加了。他是一个英勇的士兵。”
她的目光转向窗外，望着那片灰蒙蒙的平原，声音变得更低了。
“我的丈夫准确来说，算是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病弱的人。他的那张嘴皮子很强，为了跟他吵架，我甚至把英语都学会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五年前他说会回到日耳曼尼亚的，可是他与国家的五万多名将士一起死在了那里——准确来说，他还没死，是失踪。”
“失踪？”
“失踪。”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咀嚼它的味道，“五万多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有的人找到了尸体，有的人连尸体的碎片都找不到。他去了趟前线，然后就没回来了。”
她顿了顿，声音平静得出奇。
“冒昧问一句，您的丈夫贵姓？”
“你们不用知道。或者说你们已经知道。”
我没有听懂这句云里雾里的话，但再问下去已经不合适了。
从这句话之后，话题又开始冷淡下来。接下来是长达半个小时的平静，死一般的平静。列车在铁轨上行驶着，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声，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稀疏的树林，又从树林变成了沼泽地，灰蒙蒙的天始终压得很低。
列车速度很快，把我们送到下一个城镇，再下一个城镇。
每过一个城镇，我们便会听到钟声。
一排整齐有规律的钟声。
一排由扳机敲响的钟声。
一排由亡魂敲响的钟声。
“那是枪的声音吗？”我小声问。
“那是钟声。”老妇人和杰森异口同声地回答。
钟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像是教堂的晚钟，又像是某种倒计时。每一下都敲在心上，敲得人发慌。我看向窗外，远远地看到那片树林的边缘，有烟雾升起来，灰黑色的，和天空混在一起，像一根根黑色圆柱直达天际。
老妇人没有再说话。她只是望着窗外，望着那片有烟雾升起的树林，脸上没有表情。
杰森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让我往他那边坐一点。
无人说话的局面再次开始了。
过了大概两三个小时，那两名军官起来了，很快下了车。他们的靴子踩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列车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我们也要在下一站下车了。
该和老妇人做个道别了。
“和你们在一起很愉快。”老妇人微笑地看着我们。
那笑容和之前不一样了，多了一些什么，又少了一些什么。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但眼底有一层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雾气，又像是泪光。
“我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的，博士。”杰森应付式的回答。
随后他便拉着我下了车。
我回头看了一眼。
老妇人仍然坐在那个位置上面，透过窗户看着我们笑。
笑，毛骨悚然，这两个词语居然联系在了一起。
列车缓缓启动了，她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灰色的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那不是一张普通的脸。
那身衣服我想起来了。
一切都想起来了。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把你这么快拉下车？”杰森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
“为什么？”
“他的丈夫应该是戈……。”
我停下了脚步。
“她的丈夫当时就在做开场演讲。”
一阵冷风从背后吹过来，吹得我后背发凉。
1945年胜利日。那是戈培尔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候，这个病弱的书生终于成为了欧洲之主的总理，但十年过后，他便在乌拉尔战役中摔得粉碎了。
同时，她的丈夫在乌拉尔战役中失踪了。
所有的线索，连起来了。
我们刚才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聊了整整几个小时。
一种后怕感出现了，像冰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脊背往下流。如果我们延续了之前那个话题，如果我们多问了一句“您的丈夫到底叫什么名字”，如果我们表现出任何一丝知道她是谁的迹象——
我们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钟声已经替我们回答了。
那钟声一下一下，整齐有规律，从每一个城镇的远方传来，从每一片树林的深处传来，从每一缕灰黑色的烟雾中传来。
那是一份完美的答卷。
“走吧。”杰森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点了点头，跟在他身后，沿着站台往出口走去。
站台上的人不多，三三两两，拖着行李，行色匆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东张西望，每个人都低着头，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走，像被看不见的轨道牵引着。
我突然想起那个城镇。
想起那些干净的、笔直的、没有一丝烟火气的街道。
想起那灰色层层叠叠的房屋。
想起那缕从树林边缘升起的灰白色烟雾。
钟声。
一下，一下，一下。
我加快脚步，跟上了杰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