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把菜刀又钝了。
我切第十根萝卜，刀口压下去，萝卜没断，先滚到地上。厨房管事说去警署不能迟到，我说三十七个人的午饭也不能因为警署少一块。她抢走刀，让我快走，自己把那块洗了好几遍。
询问桌上没有枪，只有冷麦茶。
那名叫伊芙琳的士兵和调查员进门前都把武器交了。桌上放纸、地图和一壶茶。调查员站我右边念通知，声音大得像我右耳欠她钱。
我说：“站左边。大声没用。”
工会的陪同者坐到我左侧。她只在我听错时提醒，不帮我回答。每一页念回来，我听清了才签首字母。有一次我把“西边”听成“溪边”，我们划线更正，旧字还留着。
她们拿出八支枪的便签。我先问三十七个人有没有名字。
调查员没有骗我说都找到了。她说查到三条路线，大部分名单有了。
第一声炮响以后，我打开仓门。那时铁路停了，电话断了，十九名职工、十一名家属、七名临时住客困在公司。最小的孩子三岁。警备队只说向西走，没有留下人护送。
灾变册允许危及职工生命时启用警备物资。我发了八支枪，每支十发旧弹。领枪的都是会打猎或服过役的成年女人，便签背面有指印。
两枪朝天。没有人中弹。
调查员问枪是不是救了我们。我说运木车救得更多，司机和给水的村庄也救了。枪只发过响，别让它们把三十七个人都吞进一句话。
十六人走西路，十二人走南路，九人走东边。
我又写一遍：十六、十二、九。合起来三十七。它们不是三个队伍的番号。桥断了，车和伤员走不了同一条路，人才分开。
我那时发烧，三十个小时没睡。两个姓只记得发音，一个名字在工资册里有三个人。调查员把它们写作“本人回忆”。我不喜欢这个词，看上去像在说我不可靠。可我确实把临时住客七人写成过八人。
那处我改了，纸被笔尖戳破。
西路的三支早已交给石桥镇警署。旧收条只写“三件长物”，没写完整编号，所以中央账两年都对不上。两支锈蚀，一支放在门后备用。今天她们补了枪身号和枪机号，旧收条也不销毁。
我第一反应是骂警署。写到这里，我仍想骂。三个人明明交了枪，却要背两年疑点，只因为登记的人少写几行。
我还在名单旁画了四道横线。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数错。找到的是三支，不是四支。我把第四道涂黑，没有撕掉这一页。很难看，留着吧。
南路的板车掉进河里。没人死，粮袋、两只工具箱和两支枪被水冲走，只捞到空弹袋。河道后来改过，不能安全打捞。
报告只能写“事故遗失，据证词可能在河中”。不能写已销毁。
我记得一只工具箱里有锯齿和刨刀，另一只放着工资册副本。国家在找枪，很少有人问工具。公司倒来得快，已经要算八支枪的折旧。我想把那张索赔单拿去垫切菜板，工会陪同者不准，说要留作民事调解。
东路九个人误入后来由联盟控制的谷地。三支枪交过难民营。调查员只告诉我：联盟库房确认两支，第三支在一户人家，已卸下高风险枪机。
我问：“都找到了？”
“去向列齐。实物确认六支。”
“八支都写了地方，还不叫都找到？”
她说河里的两支没有摆在谁面前。我当时发了火，问她是不是故意把好消息切碎给我。陪同者从左边提醒：“海伦，她是在区分知道去向和见到实物。”
我不服。可她说得对。
刑事结论写我依灾变册开仓，不以盗窃追诉；没及时补报，也因通信断绝和持续撤离免罚。文书没写我是英雄。我也不要那两个字。英雄不能拿来付欠薪。
我要求一份复本。调查员说会寄。我问邮费从哪里扣。陪同者把“调查预算承担”写进收据。她说连这点钱都不该让我为证明自己没偷东西再付一次。
她把“不追诉”和公司的折旧索赔装进两个纸袋。左边是刑事结论，右边是民事调解。我嫌她摆反了，她说桌子的左边不等于我的左耳。
这句让我很烦。后来想想，也没错。
回厨房后，萝卜还剩半筐。三十七份不能按块数硬分得一样。儿童和病者先留软煮的，余下按碗分。锅底的汤和碎萝卜称重，记作夜班加餐，不倒掉。
我漏听一次叫号。一名老人喊了好几遍才领到饭。
她把碗推回来：“冷了。”
“我给你换。”
“你先说。”
我知道她要什么。我很不想在一屋人面前讲，还是说了：“对不起。我该让报号的人站左边。”
她这才把碗交给我。我换了热汤，也把配粮铃从右侧桌角搬到左边。东西换了手，明天的队伍也要换方向。
有人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开仓。我没回答会或不会。我只说，下次先把收条写完整。
晚上复点阶段表：我方警署三支实物，河中两支未核验，联盟库房两支实物，一户人家一支实物并卸栓。合计八，实物确认六。高风险枪机确认一支，受潮旧弹至少涉及五支。
河中两栏盖着红色的“未实物核验”。我在旁边写了复查日期，签名。不能让“未找到”过几年变成“从未找过”。
伊芙琳离开警署时领回她自己的旧枪和十发弹。今天没有开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每次数得那么认真，也没有问。
我带回复本和两个纸袋。厨房管事给我留了一碗萝卜汤，放在灶边，没盖盖子，表面凉了一层。她说是忘了收。
我不信，但我饿了，没有拆穿。
八支枪的账没有八个句号。三十七个人的饭也没能切成完全一样的三十七份。
明天我还要记配给。那把钝刀先归我，谁也别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