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帽簷下的陰影
第四節 兩個夏天之間
美雲在台北一待就是七年。
大學四年，畢業之後又留在台北工作三年，在一家貿易公司當會計。她談過兩次戀愛，第一次是學長，高高瘦瘦的，會彈吉他，在校園草地上對著她唱情歌。美雲曾經以為那就是愛情，像阿嬤說的那樣，「願意為你走很遠的路」。但她後來發現，學長願意為她走的路，最遠不過從宿舍到校門口那條椰林大道，再遠一點就不行了。
分手那天美雲坐在租屋處的床上，把那頂草帽放在膝蓋上，發了很久的呆。她想起阿公當年在竹籬笆外站著流汗的樣子，想起那個為了買一頂草帽去打三個月零工的少年。她在心裡默默地比較了一下，然後把草帽收回了衣櫃裡。
第二次是個在銀行上班的男生，西裝筆挺，說話得體，約會帶她去吃西餐、看電影。他送過她化妝品、送過她項鍊、送過她一朵用鈔票摺成的玫瑰。但當美雲提起家裡那頂草帽的故事時，他只是敷衍地「嗯」了一聲，低頭滑手機。
那天下雨，美雲沒有帶傘，站在公司樓下等雨停。銀行男開車經過，搖下車窗問她要不要送她一程，她說好。上了車之後，她發現後座扔著一頂用過的棒球帽，帽簷上有汗漬。銀行男隨手把那頂帽子撥到一邊，說：「髒了，待會扔掉。」
美雲看著那頂被撥開的帽子，突然覺得車裡很冷。她沒有讓他送到家門口，在離租屋處還有一條街的地方就下了車，冒雨走回去。到家之後她把那頂草帽從衣櫃裡拿出來，放在枕頭旁邊，和衣躺下，聽著窗外的雨聲。
隔天她提了分手。銀行男打電話來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重要。」
對方當然聽不懂。
二十七歲那年，美雲認識了我父親。他們是同事介紹的，第一次見面在一家咖啡館。父親坐在靠窗的位置，穿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藍色襯衫，頭髮剪得很短。他比美雲大三歲，在公家機關工作，話不多，大部分時間只是聽美雲說話，偶爾點點頭或者「嗯」一聲。
咖啡喝到一半，外面突然下起大雨。父親從座位旁邊拿出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一件折得整整齊齊的雨衣。美雲以為他要把雨衣穿走，結果他把雨衣遞到她面前。
「給你穿。」他說，「我騎車來的，有雨衣。你走路回家，淋濕了不好。」
美雲看著那件疊得像豆腐塊一樣方正的雨衣，突然就笑了。她想起阿嬤說的那句話：喜歡就是有人願意為你走很遠的路。父親那時候還不會為她走很遠的路，但他會多帶一件雨衣，會把它疊好收在隨身的袋子裡，會在一個第一次見面的女生面前，毫不猶豫地把雨衣讓出來。
後來他們開始約會。父親的約會很樸素，沒有西餐廳也沒有玫瑰花，最常去的地方是圖書館和公園。他會騎腳踏車載她去淡水，沿著河邊慢慢騎，風把她的頭髮吹起來，他就伸手把她散開的髮絲攏一攏，然後繼續若無其事地騎車。
有一次他們去爬陽明山，走到一半太陽很大，美雲從背包裡拿出了那頂草帽戴上。父親看了那頂帽子一眼，沒說什麼，只是把自己的帽子摘下來收好。下山的時候美雲問他：「你怎麼不問我為什麼戴那麼舊的帽子？」
父親說：「你想說的時候會說。」
美雲想了想，真的告訴他了。告訴他阿公和阿嬤的故事，告訴他這頂帽子從一九六〇年的夏天開始，跟著一個女孩從少女變成妻子變成母親，又從母親變成了外婆。告訴他那圈碎花布邊是阿嬤在燈下連夜縫的，告訴他帽圈內側那個用鉛筆寫的「月」字，雖然已經看不清了，但她每次翻過來的時候還是會找一找。
父親安靜地聽著。下山的路很長，階梯一級一級往下走，兩旁的樹蔭把陽光切成一片一片的。美雲說到最後，眼眶有點紅，但沒有哭。她把草帽從頭上拿下來，扇了扇風。
父親從她手裡把帽子接了過去。他翻過來看了看帽圈內側，找到了那個幾乎看不見的「月」字。他沒有說話，只是用手指輕輕地摸了摸那兩個模糊的筆畫，然後把帽子還給她。
「你家的人，很會留東西。」他說。
美雲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留下來的東西，都是捨不得丟掉的。捨不得丟掉，是因為裡面有人的名字。」
美雲那時候就覺得，這個人對了。
他們交往了一年半，然後結婚。婚禮在台中辦，沒有請很多人，只請了兩邊的親戚和幾個好朋友。阿嬤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還硬朗，但膝蓋不好，走路要用柺杖。她從村子裡坐車到台中，一路上暈車暈得厲害，到了婚禮會場的時候臉色發白，扶著牆站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
但她堅持要參加。她說，她沒看到美雲結婚，這輩子就不算做完事。
婚禮那天美雲穿白紗，父親穿西裝。證婚的時候，美雲把手上的捧花換成了那頂草帽。她捧著那頂舊草帽走紅毯，所有人都愣住了，攝影師在旁邊急得直跺腳。只有阿嬤坐在第一排，看見美雲走過來的時候，眼淚啪嗒啪嗒地掉下來，落在她放在膝蓋的手背上。
美雲走到阿嬤面前，蹲下來，把那頂草帽戴在了阿嬤頭上。阿嬤的頭髮已經全白了，帽簷壓下來的時候，碎花布邊正好落在她的耳際。她伸手摸了摸帽簷，又摸了摸美雲的手。兩個人沒有說話，但那一刻，整個婚禮會場的人都安靜了。
後來有人問美雲為什麼要這樣做。美雲說：「我想讓阿嬤知道，這頂帽子裡面的那些夏天，我沒有忘記。我也要開始存我自己的夏天了。」
婚後美雲和父親搬到了台中，在一棟老公寓的二樓租了間房子。父親把窗邊牆上釘了一根釘子，美雲把那頂草帽掛了上去。
釘子釘進牆壁的時候，美雲站在旁邊看著。她突然想起阿嬤房間窗邊那根被拔掉的釘子，想起牆壁上那個被水泥補平的小洞。她不知道那根釘子拔掉之後，阿嬤每天早上醒來第一眼看見的是沒有帽簷剪影的光線，覺得太亮了。她只知道，現在輪到她每天醒來，第一眼看見這頂帽子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美雲懷孕了，生下了一個兒子，就是我。她給我取名字的時候，特意取了一個「陽」字。她說，那頂草帽遮了一輩子的太陽，從阿嬤開始，到她自己，現在換成一個男孩，不用戴草帽了，把太陽還給他。
我小時候對那頂帽子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它掛在窗邊，舊舊的、軟塌塌的，像一塊掛在那裡的抹布。母親偶爾會把它拿下來，在陽台上拍一拍灰塵，然後再掛回去。我問過她那頂帽子是什麼，她說：「外婆的。」
「外婆在哪裡？」
「在村子裡。」
「村子在哪裡？」
「很遠。」
「為什麼不把帽子還給外婆？」
母親摸著我的頭說：「因為外婆把它送給我了。外婆說，想家的時候看一看。」
我那時候還不懂什麼是想家。家就在身邊，媽媽在廚房煮飯，爸爸在客廳看報紙，我趴在地板上畫畫。有他們在的地方就是家，不需要看一頂舊帽子來想。
但我記得母親有時候會站在窗邊，看著那頂帽子發呆。她的表情很平靜，沒有悲傷也沒有歡喜，就是靜靜地站著，像在聽一首只有她自己聽得見的歌。我跑過去拉她的衣角說媽媽你在看什麼，她就回過神來，蹲下來捏捏我的臉，說：「沒看什麼，發呆而已。」
後來我才知道，她發呆的時候，一定在想阿嬤。想阿嬤在廚房裡煮飯的背影，想阿嬤蹲在河邊洗菜的姿勢，想阿嬤把帽子戴在她頭上時手指輕柔的觸感。那些東西沒辦法用電話講，沒辦法寫信說，只能透過一頂舊帽子的存在，安安靜靜地確認那個人在那裡，家在那裡，一切如常。
父親對那頂帽子也有一種特別的尊重。他從來不碰它，不移動它，不打掃它。有一次房子要大掃除，母親把帽子拿下來擦了擦灰塵，父親剛好經過，停下來看了一眼。他說：「這帽子有味道。」
母親問什麼味道。
父親想了想說：「草的味道。但曬過很多次太陽，所以很乾，很暖。」
母親聽了之後，又低頭聞了聞那頂帽子，然後笑了。她說她戴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仔細聞過它的味道。但父親一說，她好像突然就想起來了。那種乾燥的、混著灰塵和陽光的草莖氣息，和阿嬤房間裡的衣服櫃的味道一模一樣。她小時候鑽進櫃子裡玩躲貓貓，躲在阿嬤的衣服中間，聞到的就是這種味道。
那一年過年，我們回村子裡。母親把草帽帶上了。到了阿嬤家，母親把那頂帽子掛回窗邊的釘子上，那根釘子後來被阿公重新釘了回去，因為阿嬤說習慣了，習慣窗邊有個東西擋著光。
阿嬤走進房間，抬頭看見那頂帽子回來了，站在門口愣了好幾秒。
母親在旁邊說：「阿母，帽子還你。」
阿嬤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她只是慢慢地走過去，站在窗邊，伸出手，摸了摸那頂帽子的帽簷。碎花布邊已經褪成了幾乎看不見花色的淺灰，邊緣的毛邊比從前更多了，有好幾處線頭脫落，垂下來晃晃悠悠的。
阿嬤摸了好一會兒，然後轉過身來對母親說：「你帶回去。」
母親說：「阿母，我那邊也有一根釘子。」
阿嬤笑了笑，沒再說什麼。那天傍晚，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母親把草帽從釘子上摘下來，又放進了袋子裡。阿嬤送到門口，風很大，把她銀白色的短髮吹得亂七八糟，但她沒有用手去撥。她只是站在那裡，看著我們上車，看著車子發動，看著車子走遠，像當年送美雲去火車站一樣，一直到看不見了才轉身回去。
那頂帽子從此在兩個家之間來回。有時候掛在村子裡阿嬤的窗邊，有時候掛在台中母親的窗邊。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兩個家連在一起，把兩代人的牽掛串在一起。線很細，風一吹就會晃動，但從來沒有斷過。
而我在那頂帽子的故事裡慢慢長大。從一個趴在地板上畫畫的小孩，變成一個會跑會跳的男孩，變成一個開始聽得懂大人談話的少年。我聽母親講過很多次那頂帽子的故事，每一次講都差不多，但每一次講完，她都會沉默一會兒，好像在重新確認什麼。而我每一次聽，都會多聽懂一些東西。十歲的時候聽的是「阿公送阿嬤帽子」，十五歲的時候聽的是「阿嬤捨不得丟掉舊東西」，二十歲的時候聽的是「母親離開家時帶走的不是帽子而是一個家的影子」。
但真正聽懂，是在我二十七歲的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母親打電話給我，說阿嬤走了。
我趕回村子裡。阿嬤走得很安詳，睡夢中過世的，沒有病痛。葬禮辦得很簡單，村裡的老人說，九十歲過世是喜喪，要笑不要哭。大家都笑了，但笑的時候眼睛都是紅的。
整理阿嬤遺物的時候，母親在阿嬤的衣櫃裡找到了那頂草帽。不是掛在窗邊，而是用一塊乾淨的棉布包著，放在衣櫃最上層。母親打開那塊布的時候，手一直在抖。她慢慢地把帽子拿出來，翻過來看了看帽圈內側。
那個「月」字已經完全看不見了。鉛筆的痕跡被六十多年的歲月洗得乾乾淨淨，連一點灰色的影子都不剩。但母親還是用手指在那個位置摸了摸，像父親當年做的一樣。
她把帽子合在胸前，緊緊貼著心口的位置，跪在衣櫃前面，終於哭出來了。她的肩膀一聳一聳的，沒有發出很大的聲音，但眼淚一直掉，掉在那頂舊草帽上，一滴一滴，被乾燥的草莖吸進去，留下深色的圓點，然後慢慢暈開，像縮小的湖。
我站在房間門口，看著母親的背影。窗邊那根釘子上空空蕩蕩的，午後的陽光照進來，沒有帽簷的影子擋著，整個房間亮得刺眼。我走過去，輕輕地把門帶上，讓母親一個人待一會兒。
那天晚上，母親把草帽遞給了我。
「你收著。」她說。
我接過來，那頂帽子比我想像的輕。草莖經過六十多年的歲月，已經變得像紙一樣薄，拿在手裡幾乎感覺不到重量。帽簷的碎花布邊鬆鬆垮垮的，布質已經脆了，輕輕一碰就會掉下碎屑。帽頂中央被磨得透光的那一塊，對著燈光看，能看見光從草莖的纖維之間滲出來，金色的，溫溫的。
我把它收進了書櫃最上層。沒有釘釘子，因為我怕那脆弱的草莖經不起牆壁的摩擦。就讓它安安靜靜地躺在書櫃裡，和一排排書並肩站在一起。書裡面是別人的故事，而這頂帽子裡面，是我們家的故事。
一年後，樂樂出生了。再過幾年，我們帶樂樂去日月潭，把那頂帽子從書櫃裡請了出來。我把它戴在樂樂頭上，像阿嬤當年把碎花布邊縫上去一樣小心翼翼，深怕一個用力就把那些脆弱的草莖弄斷了。
然後那陣風來了。樂樂喊「阿嬤的帽子」，我們六隻手同時伸出去。那一瞬間，我彷彿看見了阿嬤站在我們所有人身後，十六歲的樣子，戴著嶄新的草帽，站在龍眼樹下，隔著一道矮矮的竹籬笆，看著一個抱著報紙的少年。風吹過來，她的帽簷微微晃動，她伸手按住，嘴角有一個藏不住的笑意。
那笑意穿過了六十幾年的時間，穿過了三個世代的夏天，穿過了無數次的離別和重逢，一直來到今天，來到日月潭邊，來到我們所有人圍著一頂飛起來的舊草帽伸手的那一刻。它沒有消失，它只是被編進了草莖的纖維裡，一層一層，密密地織著，撐起了我們所有人的屋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