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郡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刚过，雾气就从谷地漫上来，裹住老宅的石墙，渗进窗缝，让炉火的热气也染上潮意。我的书房朝北，光线最淡的时候，下午三点便要点灯。灯罩是黄铜的，从澳门带回来，烧鲸油，焰芯稳，照在纸面上没有抖动。我就在这盏灯下写字。
年轻人问过我：先生，你在中国那么多年，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答不上来。像站在河滩上面对洪汛，浊浪里什么都有：完整的房梁、牲畜的尸首、碎了的婴孩木马、一本被泡烂的账册——你捞哪一件？哪一件都不能代表那条河。
所以我不回答，只是写。写下来的东西，或许有人读，或许没有。这不重要。
我生于西历一六一七年，万历四十五年。这个纪年方式是后来才学会的，那时我八岁，在父亲的书房里翻到一本薄薄的册子，扉页上印着从未见过的符号。父亲说，那是番历，来自一个叫英吉利的地方。他没有告诉我，十七年后，我会乘一条叫“海豚号”的商船，在风暴中颠簸九十七天，抵达那个符号所指的地方。
更不会想到，我会回来。
我父亲是丝绸商人。祖父也是。曾祖父——据说——是最早把佛兰芒人的呢绒运到广州的几个人之一。这些往事我只在账本残页和几封褪色的信笺里见过。信是广东十三行的某个行商用左手写的汉字，工整、僵硬，像学童临帖。信末有一行小字，是我曾祖父的手迹：“吕宋银饼已收讫，来年附船返棹。”没有称谓，没有落款日期，只有商品和银钱的交割。
我们这个家族，靠这样的交割延续了三代。到我父亲这一代，交割不灵了。北边的战事像慢性痢疾，拖垮了银钱的汇路；泰西来的商船越来越多，他们不再需要中间人。父亲卖掉仓库存货，遣散伙计，在最后一张汇票到期之前，中风，倒在一堆积了灰的样品绸缎里。
我变卖家产还债。宅子、瓷器、祖母的珍珠耳坠。只剩那本硬壳笔记——空白，封皮烫着花纹——是我十六岁时父亲从澳门带回的生日礼物。他那时还相信我会继承他的生意，用这本笔记记录商路见闻、银钱行情、值得信赖的买办名单。
我把笔记装进皮箱，订了去果阿的船票。
一六三八年，我二十一岁，在果阿一家葡萄牙商行做文书。我的工作是将汉语契约译成拉丁文，再把拉丁文的信用证译成汉语。商行里的印度账房教我打算盘，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晚上我睡在货仓阁楼，身下是成捆的生丝，散发着植物蛋白和时光共同酿造的陈酸气。
三年后我去马六甲。又两年，去巴达维亚。我学会了用筷子吃饭，认得出十五种不同产地的锡砂，知道哪种檀香木适合雕刻，哪种只配榨油。但我不属于任何商行，不押货，不入股，只在各国商馆之间游走，替人写信、翻译、勘验契约纠纷。
这就是我在东方头十年的全部故事。乏善可陈，像千百个潦倒的欧罗巴侨民一样。
但我的笔记日渐饱满。我不再记录银钱行情。我开始记别的东西：爪哇岛上一个村庄的葬礼习俗，巴达维亚城中国移民的宗祠匾额题字，马六甲河道里运载奴隶与胡椒的船只吨位。这些记录毫无用处，换不来一枚铜钱。我只是觉得，应该记下来。
一**三年，我在澳门接到一封转寄两年的信。信是学会寄来的，落款处的烫金徽记，与我那本硬壳笔记封皮的压花图案一模一样。
十六年前，父亲买下那本空白笔记时，并不知道它的出版者是一个叫“古尔德与莱尔”的伦敦书商。这个书商有一个隐秘的主顾——一个由博物学者、退役军官和东印度公司前雇员组成的私人学会。他们收集海外旅行者的记录，分类、归档、装订成册，藏在一间谁也找不到的图书馆里。
学会的人称它为“仓库”。
信写得很短，措辞克制：“阁下在东方十年之见闻，已由数位与阁下有过交游之商船主、传教士辗转相告，敝会同仁深感兴味。若阁下有意将旅途所录加以整理，并应本会之请，对若干悬而未决之课题作定向调查，本会愿承担阁下在东方一切合理之开销，并按月致酬，俾阁下专心著述。”
信末列出七个课题。我至今记得第一个课题的表述，简洁、精确、不带任何感**彩：
“查明潼关至南阳一带，因朝廷控制力衰减而滋生的非正式权力网络之形态、分布与运作逻辑，并以适当形式测绘其地理脉络。”
非正式权力网络。好一个名字。
我从澳门搭一艘运盐船溯珠江而上，在南雄换舟，越大庾岭，在赣州渡过贡水。腊月的赣江水位低，船行甚缓，船夫唱的歌我听不懂，旋律像哭又像笑。我拿笔记谱，记了半阕，笔尖冻住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门课题会把我引向一个我终其一生也无法归档的变量。
那年初春，我到了潼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