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二月初九 酉时 阴，有风
我在官道边的茶棚里啃甘蔗。
想起刚才进棚时，老板蹲在炉边看了我好几眼。那眼神和一般的好奇不太一样，像在掂量什么。等我坐下要了茶，他忽然站起来，从炉子后面摸出一个包袱，打开，里面是几节甘蔗，比他刚才削给我的那根粗得多，皮色紫红发亮。
“这个给你。”他说，“路上吃。”
我愣了一下。这东西看着就不便宜，茶棚里一碗茶才两文钱。
他看出我在想什么，摆摆手：“不是白给的。我有件事托你。”
他蹲下来，往炉子里添了根柴，火光照着他的脸，那张脸上褶子很多，眼睛却亮。
“我是广东人。”他说，“潮州府，揭阳县。十六岁那年跟人跑船来北方，一跑三十年，回不去了。”
“兵荒马乱？”我问。
“乱，也不全是因为乱。”他笑了笑，那笑容很短，像叹气，“年轻时候不想回，老了回不动。家乡长什么样都快忘了，只记得村口有棵大榕树，树底下有个池塘，夏天能摸鱼。”
他顿了顿。
“那会儿有个发小，叫阿贵。我俩光屁股一起长大的，说好以后合伙跑船，挣了钱盖大屋。后来我走了，他没走。再后来听说他也跑船了，运货到辽东，遇上兵灾，人没了——也可能还活着，没人说得清。”
我没说话。
他又从包袱里拿出一节甘蔗，和刚才那些不一样，这一节用红纸裹着，两头扎着麻绳。
“这是我老家那边的甘蔗种。”他说，“我托人带来的，原本想有朝一日回去，种给阿贵看。现在回不去了，你帮我把这个带到广东。不用专门找他，就——”他想了想，“就种在你经过的地方。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哪天能看见。”
他把那节甘蔗递过来。
我接过去，掂了掂。比普通甘蔗沉一些，大概是红纸裹得紧。
“你叫什么？”我问。
“阿财。”他说，“到了广东，跟人说潮州揭阳的阿财托的，就行。”
我把甘蔗放进褡裢，和笔记本放在一起。
“我可能不会专门去揭阳。”我说，“但我会种在某个地方。”
他点点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甘蔗，又看了一眼包袱里那几根粗的，忽然笑了。
“你这根，是暖房里种的。”他说，“冬天也能长出来。县太爷家后院有间屋子，墙上糊着厚泥，生着火，能种出夏天才有的东西。这甘蔗就是那种法子种出来的——贵人爱吃，能换不少钱。我托人弄了几根，留着卖的。”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根甘蔗，又看了看褡裢里那节红纸裹着的。
“那个不一样。”他说，指了指褡裢，“那是老家的种。暖房里长出来的，甜是甜，没那个味儿。”
后院有人唤他，他便过去了，留我坐在这儿啃甘蔗。
甘蔗这东西，说是“解渴”，其实就是让牙缝里塞满纤维，然后用力嘬那一点点甜水。嘬完了还得把渣吐出来，讲究的吐法是用舌头顶到唇边，用手指拈下，扔进脚边的竹篓——不讲究的，就直接喷在地上。
我学的是讲究的吐法。因为那丫头就坐在对面，看着我。
茶棚只有两张条桌，另一张坐着两个脚夫，埋头喝粥，呼噜呼噜响。我们这张靠里，光线暗些，但正好能看见官道上来往的人。她选的位置。
从潼关出来第三天了。她还是跟着，十五步，不多不少。晚上投宿，她睡柴房或马棚，早上起来，她又出现在门口，隔着十五步等我。我没问，她也没说。就这么走着。
昨天过了一个叫柳枝驿的地方，我买了两块饼，没回头，放在路边的石头上。走出一段，回头看了一眼——饼没了，她还在十五步外。今天早上，她走近了两步。十三步。
现在我啃着甘蔗，她坐在对面，面前摆着一碗白水，没动。
“你不喝？”我问。
她摇摇头。
我又咬了一口甘蔗。嘬，吐渣，嘬，吐渣。她看着，眼皮都不眨。
“你这么盯着我，”我咽下那口甜水，“我吃不下去。”
她眨了眨眼。就那么一下。
“那你别吃。”她说。
我把甘蔗放下。在膝盖上蹭蹭手，从褡裢里摸出笔记本，翻开，拔开墨水瓶塞子，蘸了蘸笔尖。
“姓名。”我说。
她看着我。
“姓名？”我又问了一遍。
“李满穗。”
我笔尖在纸上停了停——满穗是哪两个字？抬起头看她。
“满意的满，麦穗的穗。”她说，“我娘起的。盼着吃饱饭。”
我写下来。字迹潦草，但能认。以后要誊抄的，现在先记着。
“多大？”
“十三。”
“哪里人？”
“哪里人？”
“陕北，甘泉。”
我的手停住了。甘泉。我在学会提供的资料里见过这个地方。陕北那条线上——经延安、甘泉、鄜州，往东南可通潼关——去年秋天走过几批“特殊的货”。
我抬起头看她。她还是那副表情，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一个人从孝义走到潼关？”我问，“六百多里地。”
“嗯。”
“家里人呢？”
她没回答。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看着我，像在掂量什么。
我把笔记本合上。
“我问你话，”我说，“你跟着我干什么。”
她低下头，看着面前那碗白水。碗是粗瓷的，边上有两个缺口，水映着天光，在她脸上一晃一晃的。
“我要去南阳。”她说。
“真巧，南阳什么地方？”
“不知道。”
“找谁？”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那两个脚夫喝完粥走了，茶棚里只剩下我们俩，和远处灶上咕嘟咕嘟煮着什么的响声。风吹过，把棚口的草帘掀起一角，阳光漏进来，落在她脸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眼窝下面有一小块青，像没睡够觉的人眼底那种淡青色。
“从头说。”我说。
……
通过她的一番话，我得以窥见她身上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但当时的对话细节已记不清了，那天的茶棚、那碗没动过的白水、她搁在碗沿上的手指——这些还在，但她具体说了什么，顺序怎样，哪些是她说的、哪些是我后来从别处听来的，早就搅在一起了。我只能凭着笔记本上零散的几个词，和后来几十年里反复琢磨留下的那点渣子，试着把那个下午拼回来。
她家在陕北甘泉。她爹是赶骡的，她娘种地。原本日子还过得去——她爹跟商队走一趟，挣几钱碎银，攒几个月，够一家人嚼裹。后来商路断了，货少了，她爹的活计也就没了。家里那点存粮吃到去年冬天，见了底。
那年春天，有人找她爹押一趟货往南送。价钱开得不低，够吃半年。她娘不放心，说路上不太平。她爹说，就是因为不太平，才给这个价。犹豫了几天，还是去了。
这一次，她没有跟去。她留在家里，和她娘等。等了二十多天，她爹回来了。人瘦了一圈，衣裳破了好几处，但带回来的银子比说好的还多几钱。他说路上遇着几拨溃兵，好在东家请了护卫，有惊无险。他把银子交给她娘，说歇几日，再跑一趟。
第二趟，她跟着去了。她爹本来不让，说她一个丫头，路上吃苦。她说她不怕吃苦。她爹看了她一眼，没再拦。
那趟货往东走。队伍不小，十几匹骡马，押货的有七八个人——有东家雇的护卫，也有她爹这样赶骡的脚夫。
出事的前一天，队伍在山路边歇脚。她爹靠着骡子打盹，她到山沟里去捡干柴。就在那前后，有个骑马的陌生男子从官道上过来，勒住缰绳，在队伍旁边停了停。
那人的长相满穗不知，只是对她父亲说了一句：“前面的路不太平，你们现在往回走还来得及。”
带队的人没理他。旁边有人问他是哪路的，他没答话，把缰绳一提，马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她爹一眼。就一眼。然后他打马走了。
她爹后来跟她说起这事，说那人眼神怪得很，不像是在路上随便遇见的。
“可真是个怪人。”她爹当时这么说。
她说这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当时没在场。她在山沟里捡干柴，什么也没看见。等她抱着柴火回来，那匹马早没影了。是她爹跟她说的。她爹说他追上去问了一句，那人的马快，只撂下几个字：“姓余，人家叫我余先生。”
她把“余”这个字记在心里。后来她打听过，没打听到这个人是谁，只听说这条线上有个专门传话的中间人，代号就叫“余”，谁也没见过他的脸，谁也不知道他替谁办事。
我听着，没说话。笔记本摊在桌上，笔尖悬在纸上，墨迹干了。
我想，她爹那时候要是听了那个人的话，掉头回去，后头的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没听。谁会听呢？货已经装了，钱已经收了，一家老小等着嚼裹。一个陌生人骑马来丢下一句话，转头就走了，凭什么信他？
队伍继续往前走。走了三四天，她觉出不对。不是哪一件事不对，是好几件事叠在一起，让她心里发毛。比如那个带队的护卫，说话办事都不像正经吃这碗饭的。夜里扎营，他不让人多设哨，说用不着；有人提议绕开某段路，他说没事，走就是了。她爹也觉出不对，但没说什么，只让她跟紧些，别落单。
我想，这里面大概是有内应的。不然山匪不会知道那趟货什么时候走、走哪条路。
出事那天傍晚，队伍走在一片山沟里。天快黑了，带队的人说前面有村子，赶一赶，到村里扎营。骡马刚加速，后面就炸了。
她没看清是怎么开始的。只听见一声哨响，然后有人喊，有人跑，刀从鞘里拔出来的声音，骡子受惊的嘶叫。她爹一把把她从骡子旁边拽开，推到路边的石头堆后面，喊了一声“别动”，自己返身往回跑。
她趴在石头缝里，看见了后来那些事。队伍里有几个人突然倒戈——就是队伍里的人，和山上下来的匪徒里应外合。她爹没有跑远。他冲回去，是想护着那匹骡子——骡子上驮着东家的货，货没了，他赔不起。她看见他被人围住，看见他抱着一个人的腿不撒手，看见那个人低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抽刀。
她没看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那道疤。从左眉斜下来，划过眼睛，经过颧骨，停在嘴角旁边。她后来才知道，那人叫三爷。
她在石头堆里趴到天黑。等外面没声了，才爬出来。地上躺着人，有护卫，有脚夫，也有几个匪徒。她爹躺在最中间，脸朝下，身下洇了一大片黑。她没有哭。她蹲下来，把他翻过来，摸了摸他的脸，凉的。然后她站起来，沿着山沟往外走。
她走了三天，才走出那片山。路上没有吃的，渴了就喝沟里的水。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只知道不能回去——回去也没用。她娘一个人在家，等不到人，也许能活，也许不能。她不敢想。
后来她走到一个镇子，遇见一个纱场主。那人见她一个人在路上走，问她从哪来，到哪去。她说不上来。那人看了她一会儿，说，你跟我来，有口饭吃。
她在纱场待了几个月。帮着干些杂活，拣拣棉花，扫扫地，跑跑腿。场主给她饭吃，给她地方住，还给了她一件干净衣裳——就是后来那件蓝布褂子。她没有饿着，也没有冻着。但她睡不着。每天晚上闭上眼，就是那道疤。从左眉斜下来，划过眼睛，经过颧骨，停在嘴角旁边。
她知道那个人往东边去了。她问过纱场里走南闯北的客商，有人听说过“三爷”这个名字，说那人手底下养着一帮亡命徒，专在几条商路上吃横饭。有人说他在南阳一带活动。她把这些话攒在心里，攒了几个月，攒到实在攒不住了。
有一天，她跟场主说，她要走。场主问她去哪。她说，去找一个人。场主说，你一个丫头，能找到什么？她说，不知道。场主看了她很久，叹了口气，从柜里摸出几钱碎银，塞给她。她没要银子，只要了几个饼。场主又把银子塞给她，说，拿着，路上用。她收下了。
从纱场出来，她一路往东。走得很慢，有时候在一个镇子停几天，帮人干点活，换口吃的，攒几文钱，再往前走。她不知道那个人具体在哪，只知道他在东边。她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打听，有没有人见过一道疤。大多数时候，没人理她。偶尔有人看她一眼，说，没见过。她就继续走。
走到潼关，她停下来了。她走不动了，心里那根弦快断了。她蹲在通泰客栈的后门口，靠着那扇虚掩的门，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她不知道潼关是不是她要找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经过这里。她只知道，她不能再走了。她得停下来，等。
“走到潼关。”
“走到潼关。”
“然后遇见你。”
她看着我。
“你凭什么觉得，”我说，“我能帮你？”
没有回答。她看着我的褡裢，那本笔记本露出的一角。然后又看着我的脸。
茶棚老板亲自来了，这回端着两碗面。他说：“看你们坐一上午了，垫垫。不收钱。”
两碗汤面，清汤寡水，飘着几片菜叶。他把碗放在我们面前，转身走了。
我低头看着那碗面，热气升起来，扑在脸上。
“你刚才说的那些，”我说，“都是真的？”
她端起碗，吹了吹，小心地喝了一口汤。
“真的。”她说。
“那你还有什么没说的？”
她放下碗。眼睛看着我。
“大概没了。”她说。
“你把这些告诉我，”我说，“不怕我是坏人？”
她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她说。
“你怎么知道？”
她低头，用筷子挑起几根面，吹了吹。
“你刚才啃甘蔗，”她说，“吐渣的时候，往竹篓里吐的。”
我愣了一下。
“就这个？”
“嗯。”她吃了那口面，嚼着，含含糊糊地说，“坏人不会。”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太阳移到正中，茶棚的影子缩成窄窄一条。老板在灶上收拾碗筷，叮叮当当响。远处官道上，又有驴车经过，这回是往北去的，车上堆着货，苫着油布。
我把碗里的面吃了。清汤寡水，但热乎，咽下去，胃里暖和了一点。
吃完，我站起来，把几个铜板放在桌上——比面钱多得多。
“走不走？”我问。
她抬起头。
“往南。”我说，“走到南阳是么？正好我也顺道。”
她站起来。动作利落，没有犹豫。
我走出茶棚。阳光刺眼，我眯了一下，然后往南走。
那天下午，我们走了二十多里地。
太阳偏西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村口有个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抽着烟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走过去，想讨碗水喝。
一个老头抬头看我，愣了一下。洋人在这里稀罕，他多看了两眼，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水缸。
“自己舀。”他说。
我舀了一碗，喝着。那几个老人在聊天，说的都是些闲话——谁家的牛丢了，谁家的媳妇生了，今年的雨水少了。听着听着，忽然有一句话飘进耳朵里：
“……听说了吗？山西那边打起来了。”
我的心跳顿了一下。端着碗，没动。
“打什么打，早就打完了。”另一个老头说，“闯王败了，往西跑呢。”
“往西跑？潼关那边？”
“嗯。听说清兵追着呢。”
“那咱们这儿……”
“咱们这儿没事。有事也轮不着咱们操心。”
几个人嘿嘿笑了几声，又聊起别的事。
我把碗放下，说了声谢，继续往南走，满穗在后面跟着。
走出一段，她忽然追上来，走到我旁边。
“你听见了？”她问。
“嗯。”
“山海关败了。”
“嗯。”
她没再说话。走了一会儿，她又问：“那清兵会不会往南来？”
我想了想。
“会。”
“那咱们还往南走？”
“往南走。”我说，“往南走，总能走到没有兵的地方。”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是什么意思。
“你见过打仗吗？”她问。
“见过。”
“什么样？”
我想了想，该怎么跟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说清楚打仗什么样。
“乱。”我说，“很乱。有人喊，有人跑，有人倒下。打完了，地上有东西——你不愿意看见的东西。”
她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们借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客栈，找了户人家，给几个铜板，睡柴房。
柴房不大，堆着些秸秆和干草。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把褡裢放在身边。满穗在另一边，蜷成一团，背对着我。
我掏出笔记本，借着月光，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先记满穗说的那些。
然后记茶棚老板。那节甘蔗得随身带着，以后到了广东别把这事忘了。
还有村口那几个老头。他们说的那些话，山海关败了，闯王往西跑。这些消息，学会肯定想知道。
我写了一会儿，笔停了。
抬起头，看着窗外。
月光从窗缝里透进来，照在地上，白白的，像一层霜。
我把本子合上，塞回褡裢。
躺下来，睡不着。
柴房里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还有老鼠跑过的痕迹。墙角有虫子在叫，细细的，吱吱的。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
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有驴在叫。我翻身起来，推开门，看见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正在议论什么。
“……往这边来了！”
“多少人？”
“不知道，反正是往南跑！”
“那咱们……”
“跑啊！愣着干什么！”
我抓住一个人，问怎么回事。他看了我一眼，挣开我的手，边跑边喊：“溃兵！溃兵往这边来了啊！”
溃兵。
我转身回柴房，把褡裢背上。满穗已经起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我。
“走。”我说。
我们出了村子，往南跑。
跑了很久，回头一看，村子已经看不见了。官道上到处都是人，挑担的，背包的，推车的，扶老的，抱小的，都在往南跑。
满穗在我旁边跑。她的步子小，但跑得快，喘着气，但没停。
跑着跑着，她忽然抓住我的袖子。
“你看。”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官道旁边，有一群人正在往这边跑。他们衣裳不整，有的拿着刀，有的空着手，跌跌撞撞地跑。
溃兵。
他们从我们身边跑过去，没理我们。有一个跑着跑着，摔倒了，爬起来，又跑。
满穗盯着他们，眼睛一眨不眨。
“走吧。”我拉了拉她。
我们继续往南走。
走了很久，溃兵不见了，官道上的人也少了。太阳升起来了，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
满穗忽然开口。
“喂……那个洋人。”
“咋了？”
“刚才那些溃兵，”她说，“他们是从山西败下来的吗？”
我想了想。
“不知道。”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
她点点头，没再问。
又走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爹以前说过，这世道要变。”
“怎么变？”
“不知道。”她说，“他就说，要变。让我和我娘别出门。”
我看着她。她的侧脸在阳光里，颧骨的弧度柔柔的，眼睛看着前方。
“你信吗？”我问。
她没回答。
走了几步，她忽然说：“现在变了。”
我们继续走。她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还是隔着几步。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官道两边的麦田绿得发亮，风吹过来，麦浪一波一波的。满穗走在前头，那件蓝布褂子在风里鼓起来，又落下去。她盘着的圆髻上插着那根木簪，几缕碎发被风吹得飘来飘去。
如果这时候有人从天上往下看，大概会看见两个小黑点儿，在一条土黄色的带子上慢慢移动。这两个小黑点儿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路上会遇见什么，会不会走散——天上的人不会知道。天上的人只看见两个小黑点儿，在动。
但有些事情，天上的人看不见。只有你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