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二月二十三 时辰不详，屋外有雨
说到学话这件事，就不得不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这一辈子，学得最快的话，往往都不是正经学的。
就比如说现在。
“I'm hungry.”满穗蹲在墙角，嘴里念念有词，“I'm hungry. I'm hungry.”
“不对。”我说，“尾音再往上挑一点。hung-ry，ry要轻。”
“I'm hungry。”她又念了一遍，这回尾音挑上去了，挑得有点过，像小猫被人踩了尾巴。
“差不多了。”我说。
她点点头，继续蹲着，嘴里还在念叨。念了一会儿，忽然抬头问我：“这个话，什么时候用？”
“饿的时候用。”
“废话。”她说，“我是说，跟谁说？”
我想了想。“跟英国人。”
“这破地方，哪来的英国人？”
“那你学它干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是：不是你让我学的吗？
我没接话。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教她英语。大概是关在这间黑屋子里太无聊了，没事干。没有日升日落，没有更鼓报时，只有每隔一阵打开门扔进来两个黑面窝头、一瓢水。扔东西的人不说话，接了东西就走。门关上，又是一片黑。
在这种地方，总得找点事做。
说起来，我们能关在这儿，纯粹是运气不好——或者说，运气太好，好到刚好撞上一队溃兵。
那天从渑池出来，往南走了两天，满穗说有条近道，是以前跟她爹走过的。我信了她。结果近道没走多远，迎面就撞上一伙溃兵。不是那种散了伙各自逃命的溃兵，是还成建制、但不知道往哪儿去的溃兵。他们看见我，眼睛亮了——洋人，稀罕，能换钱。看见满穗，眼睛又亮了一回——丫头，年轻，也能换钱。不由分说，把我们裹进去，往西带了几十里，扔进这间黑屋子。
“等你们的人来赎。”那个小头目说。
“我们哪来的人？”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是：骗谁呢？洋人会没人？
门就关上了。
“相公。”她忽然又开口。
“嗯？”
“你们英语里头，‘相公’怎么说？”
我愣了一下。
“‘相公’？”我说，“英语里没有这个词。”
“没有？”她不信，“怎么会没有？”
“就是没有。”我说，“有husband，是丈夫的意思。但你这个‘相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想了想，该怎么跟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解释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husband就是丈夫。”我说，“嫁的那个人，一辈子就那一个。但你管我叫的这个相公——”
“怎么？”
“意思总在变。”我说，“有时候是‘哎’，有时候是‘那个谁’，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我顿了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她没说话。黑暗里，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在笑。不是那种笑出声的笑，是那种憋着的笑。
“笑什么？”
“没笑。”她说，“你说得对。”
“什么说得对？”
“意思总在变。”她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你当然更不知道。”
这话说得我接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那你们英语里头，有没有那种——意思总在变的词？”
我想了想。
“有。”我说，“bloody。”
“什么意思？”
“也是总在变。”我说，“有时候是‘忒’，有时候是‘血淋淋的’，有时候是——就是，放在话里，让话更有劲儿。”
“bloody.”她学了一遍，“bloody 相公。”
我差点没呛着。
“这个不能连用。”我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
这几天，我们就这么蹲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聊她的老家，聊我的老家，聊她娘绣的花，聊我爹留下的那本空白笔记本。聊她这两年是靠什么活下来的，聊我是怎么从肯特郡一路漂到果阿、马六甲、巴达维亚。
聊得最多的是吃的。
“你们那儿吃什么？”
“面包。”我说，“还有土豆炖牛肉。”
“好吃吗？”
“面包刚出炉的时候好吃。放两天就硬了，能当砖头。”
“那怎么吃？”
“泡汤。或者烤一烤。”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吃面。”
“什么面？”
“我娘做的面。”她说，“臊子面。臊子是她自己做的，肉剁得细细的，炒得香香的，浇在面上——那个味儿，你闻见就走不动道。”
我没说话。
她又说：“我爹每次出门回来，我娘就做这个。我爹能吃三碗。我也能吃两碗。”
头两天，我还指望老陈能找过来。在渑池碰见他的时候，他说他也在往南走，说“有缘再见”。结果真有缘，缘到一块儿被溃兵裹进来——他被关在另一间屋子里，我隔着一道墙听过他的声音，喊“别担心，我想办法把你们弄出去”。
“办法”想了三四天，没见动静。倒是今天早上，外面忽然乱起来了。喊叫声，脚步声，铳声，什么都有。满穗贴着门板听了一会儿，回头跟我说：“好像是炸营了。”
门大开。光涌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抬手挡着，只看见几个人影在门口晃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听说了吗？南边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兰花革命！南边闹起来了！”
我眯着眼，努力适应光线。门口站着几个溃兵，衣裳不整，歪戴着帽子，正在交换消息。
“革命？”一个溃兵问，“革谁的命？”
“革朝廷的命呗！”另一个说，“听说是一帮念过书的，还有商人，还有工匠，闹到南京去了。皇上——不对，那个什么明天子——被架空了！”
“架空？”
“就是——就是那个……管不着事了！那些革命党自己成立了个什么会，管着南边的兵，朝廷说了不算！”
我听着，心里在飞快地盘。
兰花革命。革命党。架空明天子。这个时机——
“那咱们怎么办？”一个溃兵问。
“什么怎么办？往南跑呗！闯王撤了，潼关丢了，清兵要往南来。南边的兵也要往北来——两边一碰，咱们夹中间，等死啊？”
“南边的兵？不是朝廷的兵？”
“朝廷算个屁！那是革命党的兵！叫兰花军还是什么的——”
正说着，另一个溃兵跑进来，喊：“别聊了！里头又打起来了！”
几个人一窝蜂跑出去，门又关上了。
黑暗重新涌回来。
我靠在墙上，脑子里还转着刚才听到的消息。兰花革命。明天子被架空。南边的兵要往北来——
“相公。”
满穗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
“嗯？”
“那个什么革命，”她说，“你听得懂吗？”
我想了想。
“大概懂。”我说，“就是有人不服朝廷管了，自己另立了一套。”
“跟你那个学会一样吗？”
我愣了一下。
“不一样。”我说，“学会只是想知道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革命是想改变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
“哪个厉害？”
这问题问得刁钻。
“不知道。”我说，“可能都厉害，也可能都不厉害。”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
是老陈。他推开门，站在白光里，冲我们招手：“快走！”
我们跟着他跑。跑过院子，跑过巷子，七拐八弯，最后钻进一座破庙里。
庙里空无一人，香案倒了，菩萨身上落满了灰。老陈靠墙坐下，大口喘气。满穗蹲在门口，往外看。我靠在另一面墙上，也喘。
喘了一会儿，老陈忽然嘿嘿笑了两声。
“笑什么？”我问。
“笑咱这命。”他说，“我想了两三天的办法，怎么把你们弄出来——买通看守，挖墙打洞，甚至想过装病让人抬出去——结果呢？炸营了，门自己开了。不费吹灰之力。”
他抹了把脸上的汗，看向满穗：“丫头，你说这叫什么事？”
满穗蹲在门口，没回头，但肩膀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
“这叫老天爷帮忙。”她说。
“老天爷？”老陈又笑了，“老天爷要是真帮忙，就该在咱们被关进去之前帮忙。关进去了再帮，这叫——叫什么来着——”他看向我。
我想了想：“事后诸葛亮。”
“对，事后诸葛亮。”他拍了下大腿，“洋人还会说这个？”
“在广东学的。”
老陈又笑了。笑着笑着，那笑容慢慢收住，变成一种更沉的东西。
他盯着满穗，忽然开口。
“丫头，”他说，眼睛看着满穗，“你是不是在找‘黑山狼’的人？”
“你怎么知道？”
老陈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长，像是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量了一遍。
“那条线上谁不知道？”他说，“三爷是‘黑山狼’的头，但他不是最大的。他背后有人收货，那些人叫‘良’。”
满穗盯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良就是牵线的，”老陈说，“替几边搭桥——匪抢的东西，经良的手，进义盛行，再转给各路买主。清兵那边也有人通过这条线，收河南的情报。闯王为什么败得那么快？不只是打不过，是到处有人卖他。”
满穗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问：“三爷在哪？”
“南阳往南，”老陈说，“桐柏山里有个寨子，叫黑风坳。三爷常在那里落脚。但你要小心——”
他盯着满穗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良的人也在那一带活动。”
满穗点了点头。
老陈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然后回头看了满穗一眼。
“丫头，”他说，“你爹的事我听说过。那条线水深，别往里趟。”
他走了。
满穗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门外是午后阳光，照得地上一片白。老陈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巷子尽头。远处还有零星的铳声，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放鞭炮。
“你还要去？”我问。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还要记？”她问。
我没有回答。
她也没有再问。
我们就这么站着，在破庙的门槛里面，看着外面的阳光。
阳光很亮，亮得刺眼。但那光进不来，只停在门槛外面，像一道界线。
界线这边是我们。
界线那边，是那个她在找的人，是我在记的东西，是良，是义盛行，是那张网。
后来，她转过身，往庙里走了几步，在蒲团上坐下来。
我也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庙里很静。菩萨身上的灰落得很厚，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香案上供着几个干裂的果子，不知道放了多少年。
“相公。”她忽然开口。
“咋了？”
“那个人说，那条线水深。”
“嗯。”
“他说，别往里趟。”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趟不趟？”
我看着菩萨的脸。那张脸已经模糊了，看不清是笑还是怒。
“我已经在趟了。”我说。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忽然笑了一声。
那笑声很短，像叹气，又像咳嗽。
“我也是。”她说。
我转过头看她。
她坐在蒲团上，抱着膝盖，脸埋在膝盖里。看不见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头发披下来，黑亮亮的，遮住了半边脸。
我忽然想起老陈的话。
“那条线水深，别往里趟。”
可是我们已经在这条线里了。
从潼关那家客栈开始，从她跟着我走出第一步开始，我们就都在线里了。
只是那时候不知道，这条线会这么深，这么黑，会把她爹的账本、我的笔记本、三爷、良、义盛行，还有那个什么学会，都串在一起。
“相公。”她又开口了，这回声音闷闷的，从膝盖里传出来。
“说吧。”
“你刚才说的那个词——bloody。”
“嗯？”
“bloody 线。”她说，“bloody 水深。”
我愣了一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笑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笑什么？”
“没笑。”我说，“就是——”
我想了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她看了我一会儿，又把脸埋回膝盖里。
“怪人。”她说。
我靠在墙上，看着庙门口那一片白光。
远处还有铳声，但远了，闷了，像隔了好几层棉被。
“满穗。”
“咋？”
“你那个英语，”我说，“学得挺快。”
她没抬头，声音闷闷的：“那当然。”
“I'm hungry.”她说，“I'm bloody hungry.”
这回轮到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这个用法，不太对。”
“怎么不对？”
“bloody不能这么用。”
“你刚才说，bloody是让话更有劲儿。”
“是，但是——”
“我现在就很有劲儿。”她说，“饿得很有劲儿。”
我没话说了。
她也没再说话。
我们就这么坐着，在破庙里，在菩萨的注视下，在那一层一层的灰中间。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忽然站起来。
“走吧。”她说。
“去哪儿？”
“找吃的。”她说，“bloody 饿了。”
她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我。
“走不走？”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出破庙，走进那一大片白花花的阳光里。
走了几步，她忽然又开口。
“相公。”
“又咋了？”
“你教我那句——I'm hungry——的时候，说尾音要往上挑。”
“嗯。”
她回头看我，眼睛弯了弯。
“I'm bloody hungry~”她说。
尾音挑得高高的，高高的，像一只小鸟，从井底一直往上飞，飞出了井口，飞进了那片白花花的阳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