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二月十八 午时 晴，河上有风
说起来，我这辈子吃过不少难忘的饭。
在果阿吃过一顿，主人是个葡萄牙商人，请客为了炫耀他从里斯本带来的厨师。那顿饭吃了两个时辰，十几道菜，每一道我都得用三种语言夸一遍。吃完出来，饿得更厉害了——光顾着夸，没顾上吃。
在马六甲吃过一顿，一个中国船主请的。他听说我会写字，想雇我记账。那顿饭是在他船上吃的，一条刚捕上来的石斑，蒸得恰到好处，就着白米饭。我吃了三碗，他看着我吃，没说雇我的事。后来我才知道，那顿饭就是面试——能吃三碗，说明身体好，经得起海上折腾。我被录用了。
在巴达维亚吃过一顿，一个荷兰传教士请的。他刚收到家乡寄来的奶酪，兴奋得像捡了金子，非要我一起尝。那奶酪在路上走了十个月，硬得能当砖头，切开的时候刀都差点崩了口。我们俩就着硬奶酪喝稀粥，边喝边聊上帝的恩典。他说这奶酪是恩典，我说这粥也是。
但没有一顿饭，像那天在风陵渡等船时吃的那顿那么奇怪。
渡口边有个大爷在卖烧饼，蹲在炭炉后面，脸上的褶子像干裂的河床。烧饼搁在炉壁上烤，烤得焦黄，芝麻一粒一粒嵌在面上，看着挺像回事。我买了四个，两个给满穗，两个自己留着。
满穗接过去，没吃，先翻来覆去地看。
“看什么？”
“数芝麻。”她说。
“数芝麻干什么？”
“没事干嘛~”她说，“闲着也是闲着。”
她真在那儿数。嘴唇一动一动的，念念有词。数完了，抬头跟我说：“一百二十三粒。”
我说：“哦。”
她又说：“左边这个比右边那个多七粒。”
我说：“哦。”
她咬了一口，嚼着说：“多的那七粒，更香。”
我点点头，从褡裢里摸出水袋，拧开塞子，往嘴里灌了一口。
是羊汤。渑池那个摊子上买的，那天下着小雨，我蹲在棚子底下喝了一碗，烫得从嗓子眼一路热到胃里。太好喝了。喝完我站着没动，盯着那口锅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东西，能不能带走？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围裙上全是油渍，正用铁勺搅锅里的羊骨。她听明白我的意思后，愣在那儿，勺子悬在半空，汤滴答滴答往下落。
“带……带走？”
“嗯。”我把水袋递过去，“装这里头。”
她接过水袋，翻来覆去地看，像看一件稀奇玩意儿。然后她笑了，笑得直摇头，一边笑一边给我装汤，装满了，塞上塞子，递还给我。
“你这洋人，”她说，“真是个怪人。”
我接过水袋，付了钱，走了。走出老远还听见她在后面跟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但语气是笑的。
现在这袋羊汤已经凉了。我喝了一口，羊油的腥气泛上来，膻，但不难喝。凉了的羊汤有另一种味道，像冬天早晨推开门的那个冷劲儿，里头又含着一点昨天剩下的暖。
满穗看着我，烧饼停在嘴边，没咬。
“你喝的什么东西，味儿这么大？”
“羊汤。”我把水袋递过去，“渑池买的。”
她接过去，往里头看了一眼，又闻了闻，然后抬头看我。
“哦~还真是羊汤。你用水袋装羊汤？”
“嗯。”
她看着我，得有一大会子。那眼神，和渑池那个摊主一模一样。她把水袋还给我，咬了一口烧饼，嚼着，眼睛还盯着我。
“好喝吗？”她问。
“还行。”我说。
我喝了口羊汤，就着烧饼咽下去。凉羊汤配热烧饼，膻味和芝麻香混在一起，说不上好吃，但也不难吃。
我们坐在一根拴船的木桩上，背对着河，面朝着渡口。说是“坐”，其实就是蹲着，木桩太细，坐不住。太阳晒得人发蔫，河面上一点风都没有，那些等船的人挤成一团，像一锅没煮开的饺子。
我啃着烧饼，眼睛在看渡口。
左边那块，大明溃兵。号衣脏得看不出本来颜色，但旗子还撑着，上头一个字：明。人不多，三十来个，守着那条堤。有几个人在打牌，有几个人在睡觉，有几个人站着发呆。没人管他们，他们也懒得管别人。
右边那块，大顺残部。号衣更乱，有的穿，有的不穿，但都扎着同色的头巾，土黄色，脏兮兮的。人也多不到哪去，二十几个，守着那排小船。他们有船，但不用，就守着。偶尔有人想往那边靠，就被一枪托砸回来。
中间那块，就是那个商团。
我一边嚼烧饼，一边看他们。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但一下子说不出哪儿不对劲。
商团的人，三四十个，散在各处。有的站着，有的走动，有的靠在货堆上说话。看起来和别的等船的人没什么两样。但你多看几眼，就发现了——
他们走动的时候，从不撞在一起。一个人往东，另一个人就偏一偏，给他让出道；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就在几步之外也停下来。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他们。
还有他们的家伙。
全是火铳，而且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我见过不少火铳，私铸的、官造的、从澳门走私进来的——但没见过这么齐整的。枪托的弧度，枪管的长度，连枪口镶的那一圈铜，都一样。
我嚼着烧饼，在心里记：嗯，制式统一。调度有序。不是流寇，不是溃兵。是练过的。
满穗在旁边啃她的烧饼。啃得很慢，一点一点撕着吃，像数芝麻一样认真。
我掏出笔记本，翻开，开始画。
先画渡口。河岸的走向，码头的形状，三条堤，七八条船。然后画三块地盘，左边画个圈，标“明”；右边画个圈，标“顺”；中间画个圈，标“商？”——问号是我加的。
然后画那些人，画他们的位置。站在哪，站在几个人旁边，脸朝哪个方向。画了几笔，觉得太慢，改用字母标：A站在B左边三步，C在A斜后方五步，D在C和E中间——
满穗忽然开口。
“你画什么？”
“记风物。”我说，“回去好写书。”
她看了一眼，没吭声，继续啃烧饼。
我继续画。
画到一半，烧饼啃完了。她在旁边拍手上的芝麻，一粒一粒拍下来，舔掉。
“那帮人，”她忽然说，“火铳是一样的。”
我停了一下。
“你看见了？”
“嗯。”她说，“枪托那儿，有字。”
我愣了一下。枪托上有字？我没看见。
“什么字？”
“不认识。”她说，“跟蝌蚪似的。”
我在心里又记了一笔：嗯，枪托刻字，编号的可能性大。
“多看了几眼，”我说，“不怕他们看见？”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是：你当我傻？
“没盯着看。”她说，“就——多看了几眼。”
我点点头，继续画。
画着画着，她忽然站起来。
我以为她要走，抬头一看，她没动，就那么站着，脸朝着人群，眼睛盯着什么。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人群里，有个男人正往这边走。二十来岁，中等个头，穿着灰褐色短褐，腰里系着根宽皮带。走得慢，边走边东张西望，像在找人，又像只是闲逛。
我看了他一眼，没什么特别，现在看来，那是脸盲症加重的结果。
然后我看见了他的腰。
皮带上面，挂着一个荷包。
深蓝色，角上绣着一朵花——牡丹，可能是牡丹。花的颜色褪了，但那形状还在。
满穗往前迈了一步。
我又看了她一眼。她的脸没变，眼睛没变，但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弦。
她又迈了一步。
我伸手，一把攥住她的手腕。
她挣了一下。力气很大。
“别动。”我压低声音，“别动。”
她没挣第二下。就那么站着，浑身绷着，手腕在我手里发烫。
那个男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二十步，十五步，十步——然后拐了个弯，往商团那边走了。
他走的时候，那个荷包在他腰上一颠一颠的，那朵褪了色的牡丹一颠一颠的。
满穗盯着那个背影，一直盯到他消失在人群里。
然后她慢慢坐下来。
我把手松开。她的手腕上有一圈红印，是我攥的。
“那个荷包。”我说。
“是我爹的。”她说。
我等着她说下去。
她没说。
她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人群，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她把那个啃完的烧饼渣捡起来，一粒一粒往嘴里送。
我拿起笔记本，继续画。画了几笔，画不下去。
“你怎么知道是你爹的？”我问。
“绣的那朵花。”她说，“是我娘绣的。”
“你娘？”
“嗯。”她说，“我娘绣的花，边上多一片叶子。她说，这才叫富贵。”
我又看了看人群。那个男人早没影了。
“那个人，”我说，“不是三爷。”
“我知道。”
“那你怎么——”
“荷包在他身上。”她说，“他拿过我爹的东西。他知道三爷在哪儿。”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还看着人群。但我知道她没在看那些人，她在看别的什么——看得见，我说不出。
后来，我们上了船。
船是商团的船。不是因为他们让上，是因为只有他们的船还在走。南明的船不走，大顺的船也不走，就他们的船，一趟一趟，往对岸送人。
上了船我才发现，船上的也是他们的人。两个，一个撑船，一个站在船头，手按在家伙上。满穗上船的时候，他多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缩在我旁边，像只怕人的小动物。
船到河心，忽然慢下来。
撑船的那个回头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船头那个。船头那个点了点头。
撑船的放下篙，走过来。
“二位，”他说，“刚才在渡口，您老拿个本子画什么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动。
“记流水账。”我说，“做买卖的，习惯了。”
“流水账？”他笑了笑，“什么买卖？”
“布匹。”我说，“从陕西贩点土布，往南边销。”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满穗。满穗缩着，不敢抬头。
“这丫头是你什么人？”
“买的。”我说。这是满穗教我的，“二两银子，还欠着，到了南阳补齐。”
他“哦”了一声，那表情，和那天守城的兵一模一样。懂了，又没全懂的那种。
他又看了看我那个褡裢。笔记本露出一角。
“能看看吗？”他问。
我没动。
他的手按在家伙上。撑船的那个也往这边靠了靠。
我把褡裢解开，掏出笔记本，递给他。
他接过去，翻了翻。眉头皱起来。
“这是什么？”
我凑过去看。他翻到的那一页，是我画的渡口地形图。三条堤，三块地盘，ABC字母标的那些位置。
“记路。”我说，“我这人记性不好，走过的地方不画下来，下次就忘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说不上是什么意思。像打量，像掂量，又像只是随便看一眼。
然后他合上本子，还给我。
“二位慢走。”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接过本子，揣回褡裢。心还在跳，跳得很快。
船靠了岸。我们下了船，头也不回地走。
走了很远，满穗忽然开口。
“吓死我了。”她说。
我看她一眼。她脸上确实有点白，但眼睛还是那副样子，看不出怕。
船靠了对岸。我们下了船，正要走，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
“那位——等一下——”
我回头。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挑着两篓子茶叶，正从船上下来。灰布长衫，脸瘦瘦的，眼睛亮亮的，冲着我笑。
我愣了一下。
又是老陈。
“哎哟，这不是——”他走过来，上下打量我，“巧了巧了，真巧了。”
满穗站在我旁边，眼睛盯着他，没吭声。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我？”他笑了，“卖茶叶啊。那边有几个镇子，今年茶叶行情好，我趁着商团的船过来，省几个船钱。”
他指了指那两篓子茶叶。篓子旧了，但茶叶闻着挺香，是新茶的那种清气。
“你们也过河？”他问，“往哪儿去？”
“往南。”我说。
“那巧了，我也往南。”他说，“一道走？”
我看了一眼满穗。她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眼睛在老陈身上转了一圈，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
“走吧。”她说。
于是三个人一起走。
老陈走在中间，我和满穗一左一右。他话多，一边走一边聊——聊茶叶的行情，聊哪个镇子的茶铺实诚，聊他这些年在各处跑生意的见闻。满穗不接话，我也不怎么接，就听他说。
走了几里地，他忽然放慢脚步，凑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
“刚才船上那俩人，你看见了？”
“嗯。”
“他们是商团的人。”他说，“那个商团，不一般。”
我没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又压低了些：“听说背后有来头。你那个本子，以后少往外掏。”
我心里动了一下。脸上没动。
“你怎么知道？”
他笑了笑，没回答。
又走了几里，到了一个岔路口。老陈停下来，看看左边的路，又看看右边的路。
“我得往那边走了。”他说，指了指左边那条小路，“那边有个镇子，收茶叶的在那儿等我。谈好了价钱，这几篓子就出手了。”
他放下担子，歇了歇，从篓子里抓了把茶叶递给我。
“尝尝。”他说，“今年的新茶，不骗你。”
我接过来，闻了闻。确实是新茶，那股清气骗不了人。
他把茶叶塞回篓子，挑起担子，看了我一眼。
“那个丫头，”他压低声音，“眼睛毒。你小心点。”
我愣了一下。他还想说什么，那边满穗已经走远了。
“走了。”我说。
“走吧走吧。”他摆摆手，“有缘再见。”
他挑着担子往左边走了，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回头看一眼。后来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我追上满穗。她走得不快，像是故意等我。
“那个人，”她说，“你认识？”
“叫陈安澜，以前在广州见过。”
她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客栈，找了户人家借住，给几个钱，睡柴房。
柴房很小，堆着秸秆。满穗躺在秸秆堆上，蜷成一团，背对着我。
我坐在门口，借着月光，把笔记本翻开。
在渡口那页的下面，我写了一行字。写得很小，用的是我自己才懂的符号：
“义盛行标记出现在渡口商团成员身上。该商团火铳编号规律、制服统一、调度有序——远超流寇或溃兵，是新型武装力量。需追踪。”
写完，合上本子。
月光照在柴房里，照在秸秆堆上，照在她身上。她蜷着，一动不动。
我坐在门口，看着月光。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树影子长长的。
